认得唐肤用意深

　　唐诗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们的作品，也早已成为中国人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到了今天，也可以说是凡有井水处，皆能吟几句唐诗的。

　　与唐诗永在聚光灯下的无穷芳鲜相比，唐代的思想研究就寂寞多了。前有魏晋玄学，后有宋明理学，处于中间的李唐，向来被看作一座思想高峰与另一座思想高峰之间的跳板，少人寻问。有趣的是，经历过港台新儒家黄金时代的中国台湾学者龚鹏程，却没有追步牟宗三的魏晋-宋明想象，独独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路”。他费去20年光阴，“烛幽照疑、豁蒙发覆”，撰成这一部《唐代思潮》。常建诗云：“曲径通幽处。”独行者之苦心深意，于斯可见矣。

　　无人到处，自有通途

　　思考往往伴随着选择。

　　做中国学问，绝非闷头钻进去朝夕诵读便可了事。朱子说，读书当先立大本。于是乎，有人以宋学为本，高谈心性；另一头则认定汉人是百代宗主，专事考据（事实上汉代学术也非仅考据一路）。两边各立山头，兴致来了就吵个天翻地覆，兴尽则互不搭理，有如参商。

　　龚鹏程对当时中文系琐屑的考证风气不满，但也并未因此认定程朱之学为明珠。原因在于，二程和朱子在横纵二向上都显得十分狭隘：横向上他们排斥佛老诸子之学，通通斥为异端；纵向上程朱认为孟子之后道统就中断了，直到宋儒挺生，才有了接续古道的可能性。

　　为了摆脱这两个狭隘方向的束缚，龚氏一头钻进了先秦学术的星宿海中。但只谈起点，并不足以阐明路径。从先秦到北宋之间，这一条漫长的思想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成为了他的新关切点。而其间旅者，名分汉、魏、南北朝、隋、唐，故而欲明一端，须见得前肩后踵方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龚鹏程治唐代思想，不独是为唐正名，同时也是一种通贯汉、魏、南北朝、隋诸代之学的努力。

　　当然，两汉魏晋思想早成显学，龚先生选择了唐代，也是理之应然。既然认为道一以贯之，那么何处无竹柏无月色呢？做个有心的“闲人”，驻足叹赏一番，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万象来归，知我目明

　　治唐代思想的因缘，已经铺展得十分明晰了。但朱子对唐代思想的判决，仍然高悬顶上，如不能给予有力还击，则李唐之学仍不足以取得合法性。

　　首先要处理的是文中子王通的地位问题。王通虽然长于北朝、卒于隋初，但隋唐本一体，其学既为北学结穴，复为唐音开腔。但朱子不大看得起他，具体说来是在遇／隐、王／霸和经／权之辨上有不小的分歧。在朱子看来，王通急于求沽，故而“轻售其道”；王道既然为一，王通还将其分为几等，而且取法乎下，更有甚者，儒者向来推尊王道，而王通居然杂以霸略，可见其人之学不纯。

　　龚鹏程认为朱子的观点“极正大”，但过于迂阔，看不到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五胡乱华之后，南北对峙达数百年，儒家谈礼，以时为大，制礼之意不可不尊续其正，制度典章却不能不就于时变。数百年乱世，到王通去世时犹未告结，文中子自然不愿再高谈遥远的三代礼乐，乃就近取则于尚近于王道的两汉，既不废古人初心，又具备更强的现实操作可能。王道至简，但时代向前，就必定有权谲伴生，懂得“霸略”，才能遏制“小人”；故而适当地谈王杂霸，虽然看起来不“圣洁”，反而更显出唱应历史脉搏的诚意。

　　以此见之，王通之学绝非朱子所说的那般粗陋，而且是正大中见精微，其学后来影响了赵蕤、韩愈、刘禹锡乃至宋代的陈亮，形成了一套尊道统而不废权变的言说系统。而既然要“守经而达变，正义而通权”，自然会讲求尊礼复性，同时能够看到佛老诸子的变化万端。龚鹏程在第二章《唐初三教之发展及其互动》中，便以儒生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和道门成玄英的《庄子疏》为例，勾勒了一幅三教明相恶阴相融的复杂图景。这样涵蕴丰富的思想GIF，可不是程朱口中丢失了道统的“堕落时代”所能囊括的。

　　唐风集里，收卷波澜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大概会觉得这是一部“反朱”的书。事实上，此书本来就意图在程朱的道学谱系之外构建一个新的唐代思想世界，所以如果觉得和朱子处处不对付，倒也合乎情理。当然，朱子的思想本身就非常复杂，例如理学家大多轻视文学，但朱子的诗古文辞非常出色。而龚鹏程在梳理唐代思想的过程中，更“发现”了一个溢彩流光的“文学社会”。

　　这个文学社会，在文学史架构甚至民间论说里是非常显豁的存在。旗亭讴诗、红娘暗助张生（来自唐传奇《会真记》）、李白醉后使高力士脱靴……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文学李唐”的社会生活图景。但在一般的唐代思想史和社会史论述里，这些似乎都价值不大，大多数的时候只是作为社会生活之映射“跑跑龙套”而已。社会史学者被权力二元框架和经济决定论套住，思想史家则只看到关乎儒释道三教的“理性话语”，绝不为诗人文士的魔幻语言所惑。

　　对此，龚鹏程的看法是，我们不应迷信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力，相反，“我们应以社会为主体”。而最真实的唐代社会，就是人所共知的“认为人应该成为文人”的文学社会，从帝王、后妃、贵宦到渔樵、僧道、娼妓，都着迷于文字织就的华美乐章。他们在文学里，找到了更丰富的人生感慨，看到了更鲜明的美丑比对，也因此竞以文人自命，当时出现的模仿诗人名字的现象就是最生动的例子：“慕太白（李白）者，张碧，字太碧；慕乐天（白居易）者，黄居难，字乐地。”

　　某种意义上，说唐都是为了后及于宋。此书也重点梳理了中晚唐以来重文辞的态度发生转折的奇特现象：韩愈、柳宗元等人制造了“文／道”二分的新立场，从而出现了“反文学”的倾向。这让后来继唐、五代而兴的宋代，形成了排斥激情、注重思力的文化观。这种新思潮，扬波于中晚，顺流直下，影响着之后一千年的中国；直到五四“新文化”勃兴之时，文、道之辨仍然是纸面上的“大哉问”。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龚氏于斯语必有神会也。

　　文/林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