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上居功至伟的“补短板”

　　中国民营经济40年大崛起大发展之我见（之三）

　　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革不宜再这样持久下去

　　在人们的一般意识中，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码事，不可同日而语。有的走极端思维，还认为两者不共戴天，根本不搭界，后者纯粹就是前者的障碍。其实，这未免都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

　　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补短板”，是在公有制经济十分彻底的背景下起步的。当时，决策层遇到的棘手问题，一是如何搞活经济，二是如何缓解2000多万知青集中返城等所带来的就业危机。前者主要是指搞活国有企业，后者则直接催生了个私经济（民营经济）。自此开始，特别是1984年全面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在整个改革开放格局中，事实上已构成两条平行线，一是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一是国企改革以及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人们一般没有注意到，这两者决不是毫不相关的“平行”，恰恰相反，其内在关联是甚为紧密的。

　　按照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现代产权理论，国有企业的行为体系一般倾向于求稳（无过便是功），而民营企业则通行冒尖（无功便是过），整个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尽相同，决定了效率高低的天然差异。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更多地奉行效率原则，因此也更多地赋予国企和民企以工具性，比如战后重建时普遍兴办一大批国企，就有点像我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味道；当经济社会发展恢复秩序、步入正轨后，又选择市场退出，搞私有化变革。上世纪80年代美英两国政府的突出政绩，舆论认为主要在此。中国在最初的改革取向中，对效率低下的国企寄希望于“搞好、搞活”，而缺乏在所有制、产权制度层面启动改革的自觉意识与勇气。

　　虽经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及其推广，以及紧接着施行承包责任制等，许多国企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然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体制机制，这些称不上伤筋动骨乃至脱胎换骨的改革举措，最终都捉襟见肘，逃不脱“边际效益递减”的宿命。与此同时，倒是民营经济则以蓬勃向上的雄姿，一路高歌，成长得很快，而且后劲十足。这种相形见绌，迫使一些有识之士和决策层不得不重新思索市场化特征更为鲜明的国企改革之路。或许，这恰是民营经济不经意间用自己的发展方式及其成果，影响了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的改革走向。

　　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方面的影响确实深沉而富有动感，直接导出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经贸委主导施行的“抓大放小”和“三改一加强”（即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导出了进入本世纪前实现“三年两大目标”的艰难征战（两大目标即摆脱困境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然而，历史总是悲欣交集的。艰辛的国企改革，越向“核心部位”演进，对于民营经济而言，就越具有积极意义。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往往意味着民营经济也随之跨越一大步。

　　源于改革开放的民营经济才是真正的“体制内”

　　国企由于落后体制的束缚，很难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这个事实足以让广大民营企业增强自信，更加坚定地信仰改革开放、信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平常，人们区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习惯于将前者称作“体制内”，将后者称作“体制外”，其实后者才是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是真正的“体制内”，因而具有市场经济体制天然赋予的不可置疑的生存正当性、发展正当性。这或许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深刻内涵所在。“内在要素”与“自己人”，多么重要的理念突破和理论创新！

　　对此，FT中文网发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斯· 拉迪的文章，作了一些对比分析。他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是市场角色不断扩大和私营企业壮大的结果。在一个实际规模扩大了25倍的经济体中，私营企业贡献的产出比例，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的零，升至如今的逾2/3。同期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均来自私营企业。私营企业还日益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如今已经复兴，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私营企业产出年均增长18%，是国企扩张速度的两倍……私营企业兴起的例外是在金融、电信、其他高科技商业服务行业，以及油气行业的上游领域。然而，私营服务提供商的生产率比国企高出一倍，这表明资本配置严重不当。中国国企的地盘正在缩小，但因为它们的利润远低于资本成本，它们依然拖累了增长。”

　　没有必要对国有企业作任何妖魔化或唱衰性的涂抹，国有企业只需要改革的坚定性与应有的力度。在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巨额国有资产理应在支持社会保障、平衡收入分配、探索新兴产业、确保国家安全等领域直接发挥更多作用。落实到企业层面，也就是说，如果在特定阶段尚须保留一定数量的国有独资企业，那么，主要应聚焦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且即使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更多地集中于上游，而不是中下游。由此说来，它与民企之间本不应构成完全市场化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因其功能定位、角色分工不具有同一性。为维护国家利益，该垄断的其实应当理直气壮地实行垄断，不该垄断的则应果断、彻底地加快退出，而这两者，有关部门都缺乏担当、缺乏自信，这既不利于国有经济的“战略集中”，也不利于民营经济扩大市场运行范围，贻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强劲发展。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亦将更新或重塑自身的精神品格。“补短板”，也不能忘了“眼睛向内”，补好自身优化等短板。应当坚决摒弃和鄙夷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路径依赖，弘扬“勤劳创富、诚信创富、智慧创富”的企业家精神，提高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市场化竞争浪潮中去，供给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书写“中国品牌”“中国质量”新篇章。

　　不能试错，何来创新？

　　在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建设以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对此，给定“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平衡尽管在政治上很有需求，然而在实践层面依然会“遇见”不平衡。比如，从数量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已呈完全收缩、减少之态势；即使是央企（经营性中央企业），2003年组建国务院国资委时是198户，现在也已调减为96户。这种变化，实际上为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腾出了空间。

　　我一直认为，公有制、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如何兼容，是篇大文章，是个大课题。从中外经验来看，应当坚信国企改革是可以搞好的，国有资本运营也是可以搞好的，而经营性国有企业则是很难搞好的。因为国有资本的属性决定了既然是“全民所有”，国企就不可能允准去大把花钱（“全民”的钱）任意试错，而试错是创新的必然，不能放手试错，又何以能形成创新优势、取胜于市场竞争？这也正是在极度依赖创新、极度需要承受试错风险而适应快速迭代变化的互联网领域，为何至今没有一家国企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要学会“退出”（是战略退出，而不是溃败），这对民营经济发展则绝对利好。比如，据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4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经济领域“改制”而来，其中“改制”前是国有企业的占25.3%，是乡镇企业的占74.7%，有60.6%的私营企业主是“改制”前企业的负责人。在持续改革的大潮涌动中，假如没有相当数量（约占95%以上）的国有企业先后退出，而是像现在广受垢病的“僵尸企业”那样占着大量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却形成不了有效供给，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就肯定要逼仄许多、狭窄许多；同时，整个市场经济环境也会非常严峻，从外部挤压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丧失发展民营经济所应“标配”的自由与宽松。所以，借助或借力于国企改革及其深化，是民营经济成长壮大所非常倚重的。

　　流向，即意向，即方向

　　国企改革为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准备或输送优质人力资本。在严峻的国企改革中，“人往哪里去”与“钱从哪里来”（改革成本）一样，是个大难题。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分析，能够说清楚在世纪之交那个来势迅猛的“下岗潮”中，4000多万曾经享有无上光荣的国企“主人翁”们到底安置得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被民营企业接盘或收纳了。这是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对国企改革的实际支持。

　　当为数众多的富余人员（时称“冗员”）从国企下岗分流后，有的自主创业当老板，有的经由“再就业服务中心”等机构培训几个月即转到民营企业当员工或职业经理人。他们大多有良好政治素质，文化水平普遍在高中以上，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转战民企后，角色变了，环境陌生了，其中也有不适应的，但一旦下决心断了“大锅饭”“铁饭碗”的念想，确立起市场竞争意识，转变思维方式和观念，义无返顾地加盟民营经济建设，这对于优化民企及其人员结构是很有意义的。这客观上就是民营经济从国企改革中获得的一份“红利”，换句话说，就相当于国企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捐助了一大笔人力资本投资，或者节省了一大笔基础性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经费开支。

　　此外，还有很大一块人力资本则由国企改革中的“管理者回购”或“管理者收购”（MBO）转换而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国企扭亏无望，风雨飘摇，濒临关门倒闭。对此，有些地方尝试MBO，即允许管理者团队按评估价及一定程序回购或收购整个企业资产，全体职工或部分职工可自愿随之划转，成为改制后的民企员工。改制后，有的上级主管部门则在企业里留出一部分或少量国有股份，这有点像现在的“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只不过MBO的企业当时都非常明确是由非国有资本控股或主导。

　　没有具体数据能够确定在我国迄今有多少这样的改制企业，但在地方调研中，常能发现当地一些较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问及“英雄出处”，有的正是从国企改制而来。这些改制企业，经过一段市场磨合期后，一般都能稳住阵脚，而且还能将原本熟悉所在行业情况、对同类产品的技术制高点以及竞争对手了如指掌、对同时转过来的团队成员和员工队伍比较了解而不用支付太多“陌生的成本”等等优势悉数发挥出来，再加上铆着劲儿干，大多很快就能证明改制这条路走得光明、走得正确。这样的改制企业，无疑也是优质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作为一支新军，对于提升整个民营经济的素质是很有益处的。它再次说明，在特定的改革开放时期，国企与民企之间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更不是绝对排斥的。对此，我们应当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和胸襟！

　　遗憾的是，自2004年“郎顾之争”后，MBO被国资委叫停，因为谁都怕背上“国有资产流失”或“侵吞国有资产”的骂名及罪名。转眼间，很快出现逆转，国资委连2003年成立时确定的很是对头的工作思路，即“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也不再坚持了。这个重大变化，算得上是几十年国企改革历程中的最大一次波折，其结果不仅葬送了国企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好势头，也让广大民企对国资委一下子“变脸”要让国企搞那么多“绝对”“相对”而目瞪口呆，只能望而生畏、望而却步。因而，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相关方面的质疑与批评。

　　这也许出自保护国有资产的动机，但结果则是保护了落后体制，让低效率在无形中“侵吞”掉了大量国有资产；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台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在稳信心、稳增长的名义下，国企搞无度扩张、无序扩张，两相接续，整整十几年时间不见国企改革有任何突破（这恐怕正是近年来东北三省再度“塌陷”，许多国企成了进退两难的“僵尸企业”的直接原因之一）。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全社会改革创新氛围的伤害都很大，而且至今都尚未完全走出阴影。但是，即便如此，从总的看，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前者流向后者的人力资本还是绝对居多。这种流动性本身，则从一个侧面说明“流向，即意向，即方向”。

　　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孰应做强做优做大？

　　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促进民营经济融合发展。常听有人议论说，“混改”不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的重演或翻版，很可能导致民营经济再度消亡。我认为决不至于这么悲观。因为改革开放搞到今天，全国人民已日益充分地感受到发展民营经济利国利民，一切有良知的人肯定都不会同意用任何逆转方式走回头路。而且，更应看到的是，步履蹒跚的国企改革再也不能继续“蹒跚”下去了，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革再也不能这样“持久”下去了，应当尽快找到一条爬坡过坎的新路（生路、出路），以打破僵局，洞开天地。而推进“混改”，则可使搁置许久的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落实于从监管企业（管企业）到运营资本（管资本）的转轨上去，不再纵容国有企业去跟民营企业抢资源、争市场等。

　　对于国企而言，“混改”也许是最接近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的重大改革进程。它可以大大缓解多级委托代理和政企不分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将会锻造出一种内涵和结构都更为丰富、更具张力的新型混合所有制，也就是说，当若干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进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其主体必然是混合所有制，而不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是古典业主式的个私企业，因为只有多元主体相互融合的混合经济，才可能是高度社会化的真正‘公有’的公有制”（见拙著《学会“退出”——我所研究的经济与企业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混改”的关键是“混”，更重要的是“改”；只有真正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引进更为灵活的决策机制、增强对市场信号反应能力的“混改”，才是真正成功的“混改”。这里的难度在于企业控制权的改革转移，即能否从政府手里转移到真正的企业家手里。现代产权理论表明，产权是最基础最有决定性作用的激励机制。谁拥有最终控制权，谁就决定着资产、资本运营的意志、方向和路径，这不仅关乎剩余索取权的确定，关乎经济效率，也关乎社会平等、公正和社会稳定。

　　试行“混改”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已从中获益，吸收到了融合发展之滋养。比如，2015年中央正式提出军民融合战略后，许多“军转民”、“民参军”项目吸纳了民间资本大量的创新血液，全国各地兴办军民融合产业园区几百家，光北京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联盟）就集中了600多家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发展势头很好。这个方兴未艾的“军民融合热”就是一种“混改”模式。而在整个“混改”中，人们之所以还有些担忧，可能还是创新不足，包括案例创新乏善可陈，“写”改革的、“说”改革的不少，而真正“搞”改革的、“促”改革的倒不见得很多。

　　“混改”，作为引入先进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契机以及需要持续发力的改革探索，尤应倡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闯劲和狠劲，否则，既得利益者们就会对民间资本的进入只顾“设路障”而不愿“设路标”，甚至会出现“逆混改”。比如，近年来顶层设计并倡导的PPP项目，本来可以是推进“混改”的极佳机会和试验田，但在一些地方实践中则完全动作变形、走样和扭曲了。他们把PPP项目中最关键的那个P（即private，私人资本）抽掉甩开，将国有企业顶了上来，也就是说，公共服务类项目最后还是搞成政府与国企（国有资本）合作了，致使通过引进私人资本（民间资本）以提高PPP项目效率效益的良好动机和既定目标统统化为乌有。有的项目签约后，国企再转包给民企，加大了运营成本和腐败风险，与改革的本意相悖。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说明现有治理体系中问责制这一约束性重要环节仍是非常缺失的。

　　一旦“混改”能如愿以偿顺利推进，包括在股权机制上更灵活机动、突破民间资本持股比例过低而没有多少话语权甚至没有剩余索取权的现实障碍，对于民营经济来说，就能融合一大块国有资产共享发展，既发挥好民营企业对效益关切度高、“经营用心、管理上心”等优势，又嫁接上国有企业相对较低的融资约束、较高的市场位势等便利，采取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加强融合，无疑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目标。但是，从目前来看，还远未突破，关键还得在姓“国”姓“民”问题上再度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在姓“资”姓“社”问题上解放思想一样。在这方面，“顶层设计”已走在前头，比如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就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一次实质性的思想解放，再度启发人们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并非一定是兴办一大堆国有企业，而着眼于国有资本运营，至少可以大大减少从中央到地方众多国企的巨额监管成本（包括反腐成本）；同时也说明国企改革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决策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相关部门执行不执行的问题。

　　从长远看，中国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征路上有更大作为，也必须造就成千上百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其基本来源，一是有国家或政府背景的大型或特大型国企，二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优秀民营企业，三是改革创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三管齐下，便可构成鼎足之力，以驰骋天下。尤其是第二类，从中诞生的企业家及其企业家精神，是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秩序的。而创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显然是民营经济借助于国企改革而持续“补短板”、在创造更多GNP（国民生产总值）的世界市场开拓中行稳致远的一个战略机遇。

　　现代盛世寄望于“法治中国”建设

　　综上可见，中国民营经济大崛起大发展，确实是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当代版本，是从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样板，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受益人群最大的市场经济实践。无论就改变中国面貌而言，还是就启迪人类世界而言，以“居功至伟”相称，均不为过。

　　40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已决定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波三折、砥砺前行，也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波三折、砥砺前行。“无‘民’不富、无‘民’不活、无‘民’不稳”，这个被称为“新三‘民’主义”的幽默概括，包含着人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普遍赞同与肯定。

　　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民营经济发展顺畅，什么时候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些；什么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好，什么地方的区域经济就有生机。而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广大民营企业，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朝气蓬勃的民间力量、经济力量、社会力量。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面貌和状态，将持续影响着整个国家、社会的面貌和状态。他们既是“补短板”的产物，也是“补短板”的市场主体和中流砥柱。

　　任何时代、任何阶段，都有特定的“短板”要补，也就是说，都有特定的“补短板”及其动能。如果说这40年发展民营经济“补短板”是一首慷慨激昂的动人诗章，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续写未来的20年、30年、40年呢？

　　或许，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至多只走了上半程。发展民营经济亦如此，“补短板”转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时代，从原先的需求侧为重转到供给侧为重，就要追求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制度和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等创新供给、产业链集群供给、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生产性服务供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供给等方面的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而实施“两个健康”（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应当是下半程“补短板”的重点所在、聚焦所在。这决定了“补短板”要有新动能，而不能仅仅或仍旧停留在上半程颇为管用的有效调动人们积蓄既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上。

　　能否以追求高质量发展为新动能呢？能否以携手全体人民共同迈向“强起来”为新动能呢？能否以构筑“先发优势”为新动能呢？从中美经贸摩擦及其难以嘎然而止的大国博弈持久化态势中，我们是否至少应当有这样的反省：以技术模仿、跟进为特征的“后发优势”似已走到尽头，而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足为致命缺陷的“后发劣势”正在显现为一种“瓶颈制约”，有可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又一次像加入WTO那样难得的倒逼机遇，促进我们去培育和开发更多的“先发优势”。

　　在强化“中国特色”的同时，可否更多一些对普遍规律的思考和遵循呢？

　　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有无更好的思路来探索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体系的融合问题，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治理模式，以尽可能减少分立的成本以及忽而“国进民退”、忽而“国退民进”之类的折腾成本呢？

　　在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做出“五六七八九”重大贡献的同时，是否还更应将此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既引导其加强存量结构优化或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又腾出更大的空间让其释放活力增量扩展，将此二者作为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去创造更大的“中国奇迹”呢？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是否应包括构建现代思想市场——上世纪全球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大师科斯曾说，“回顾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以及力争让中国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呢？

　　在新的现代盛世的启幕之际，可否切切实实地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平安中国”、“美丽中国”、“数字中国”、“健康中国”，尤其是“法治中国”（法治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等方面的保障作用不可替代）的建设加速推进，让我们的人民包括广大民营企业家（企业主）们为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而倍感踏实、“安心、放心、舒心”、扬眉吐气呢？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文/王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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