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官员就该是弱势群体

　　强和弱，本来就是一对相对的概念，所以，“弱势群体”其实是个弹性很大的词。但当党政干部这种“精英阶层”也声称自己是弱势群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在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不足和边缘化，难怪被质疑为“无病呻吟”。

　　从调查来看，党政干部自认为的弱势，主要来源于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也就是说，除开官场竞争这种所有职场人普遍感受到的压力，干部自以为的“弱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问责和监督导致的权力受到制约。权力无法像惯常以为的那样自由伸展，甚至于还要为乱作为和不作为付出成本，那权力的拥有者自然就会因受掣肘而觉得受委屈。再加上不时出现的由权力滥作为导致的尖锐的官民对立，处于这种情绪支配下的社会监督中，官员自然就觉得“弱势”。

　　其实，干部的“弱势”正是因为曾经的“强势”带来的不习惯，但这样的“弱势”又恰恰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这意味着，公民的监督正越来越发挥效力，权力也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置于阳光下。而有了这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有了实现的基础。

　　公民社会将权力关进笼子的趋势，势必与干部对“强势政府”、“强势官员”的留恋产生矛盾，这正是干部“弱势”的根本原因，也提醒我们必须正确区分不同群体对“弱势”的不同感受。

　　在法治社会，手握权力的官员从来就不该是“强势群体”。因为这样的社会里，公民才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法律才是天。这样的社会，就是需要给官员以压力，而且这压力必须跟公众的诉求有关。导致他们“夜不能寐”的，不能尽是如何讨好上级、如何玩转政绩工程、如何攫取自己的利益。

　　权，最开始的意思是秤砣。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最难的是“权”，因为这个秤砣放在哪个点才算“刚刚好”，凡夫难知晓。而对干部来说，公众才该是那沉甸甸的秤砣，有了他们的压制，权力的“秤杆”才不会强势地高高翘起。

　　近日的“官员示弱”，让舆论普遍认为“官员自称弱势未免太矫情”。但矫情“矫”在何处，鲜有具体点击，剖解“弱势”的来由。权力的大小永远是相对的。在机关，有掌握各种不同层级权力的干部，而大多数不过是机关的工作人员而已。相比之下，掌握核心权力的干部毕竟是极少数。由于现行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处于权力中心的某些领导干部成了说一不二的决策机器。在他们的治下，一切的权力服务多是唯上、唯利、唯政绩，而不是围绕群众利益；一切不利于该地区、部门权力主宰者的人和事都将被拒绝、排斥和封杀，真相都不会常态地让群众知晓，也不完全为具体办事的公务人员所掌握，而一切不利的责任承担都被推至外界、客观和下属，唯有官员的“利益共同体”才能享受特定的保护。但如果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要与官员对立，显然也会成为弱势的牺牲品。

　　不仅如此，大多数普通公务员在内部评先评优、竞争上岗及其他利益分配中，面对不透明、不民主的强势决策，面对权力的强势侵占，面对“官二代”的强势挤压，面对来自社会的强势评判，都会有难言的弱势之感。

　　所以说，不掌握核心权力的普通干部，有可能是弱者，这不是矫情，而是实情。这是权力的金字塔使然，更是我们普遍的权力运行弊病。只有客观地分析原因，认真关注公务人员“弱势”所在，才可能有的放矢地治权。只有化解了当权者的绝对权力，化解权力加身带来的绝对强势，社会上的每个人包括公务人员，才会自然地有“安全感”，才会去“弱势化”。否则，强扭价值观不过是空洞说教。制度建设也好，权力治理也罢，显然都是要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