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刨花”与俄罗斯的“齿轮”

　　在托尔斯泰的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里，那些作为俄罗斯文明开化标志的彼得堡贵族，如同一株株从西欧宫廷中移植过来的珍贵品种，深藏于舒适温暖的宫廷之中，唯恐接触到外边寒冷的空气。他们彼此间总是说着标准的巴黎宫廷法语，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巴黎、维也纳和伦敦上流社会中的绯闻轶事，俄语在他们看来，不免粗陋，以致多说几句就难免脸红。而在沙龙聚会中，每当提及俄罗斯的民族性，谈到土生土长的农民、市民时，便会一个劲地摇头叹息道：“愚昧不堪！愚昧不堪！”

　　这些开明贵族漂浮在俄罗斯的上空，用望远镜长久凝视着遥远的巴黎、伦敦，不无伤感地认为自己本该属于那里，只是造化弄人，才沦落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国度。因此，当1812年拿破仑的大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那些“平静的、奢侈的、只操心生活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依然如故；透过这种生活，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意识到俄国人民处境的危险和艰难。皇帝早朝依然如故，跳舞晚会依然如故，法国剧院依然如故，对宫廷的兴趣依然如故，钻营差事和互相倾轧依然如故。只有最高当局才努力记起当前形势的困难”。

　　与这些“镇定”的贵族相比，莫斯科城中“愚昧不堪”的百姓们早就乱作一团，“只要敌人刚一逼近，最富有的居民就撇下自己的财产逃跑了；穷人留下来，他们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于是，彼得堡的贵族们开始咒骂自己的人民是如何胆怯，只知道在祖国处于危机时一跑了之。当然，如果国家真的完了，这些大义凛然谴责人民的贵族老爷们倒是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俄罗斯，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离了俄罗斯并无太大损失，甚至是梦寐以求的。

　　逃跑的百姓自然没有这种福分，对他们而言，祖国就是踩在他们脚下实实在在的大地。他们明白打仗是军人的事，若军人都不行了，老百姓又怎能挡住拿破仑的军队？他们也知道，维也纳和柏林被拿破仑攻克后，居民们和可爱的法国征服者相处得十分融洽，那些法国人受到解放者般的欢迎，他们甚至在内心深处对征服者的口号也颇有些神往。然而，他们还是选择了逃走，既不在乎丢弃的财产，也不在乎被烧毁的首都！

　　不论老爷们指责、咒骂，还是最终软了骨头请求他们不要逃走，老百姓仍在一股不可见的力量的鼓动下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园。对于百姓的出逃行为，托翁评价道：“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精神不是用言语，不是用那为了拯救祖国献出自己的孩子，以及用诸如此类不自然的方式来表现的，而是无形地、简单地、一星半点地显示出来的，因而总是产生最有力的效果。”这庞大的、狼狈不堪的出逃队伍，渐渐汇成巨大的洪流，每退一步就增加了日后反攻的一分力量。

　　人民在撤退中显出了他们骨子里的坚强，而统治者的软弱也暴露无遗。时势在看不见的历史大手中通过人民会聚而生，远非贵族平时臆想的那样，可由其任意打扮，随便调情。托尔斯泰用大船与小船来比喻这种情形：“作为统治者的行政官，乘坐破旧的小船，用篙杆钩着人民的大船自动行驶着，自然觉得被他钩着的那艘大船是靠他的努力才前进的，这样的理解，只是在历史的海洋风平浪静的时候。可是一旦海上起了大风暴，波涛汹涌，大船自动行驶起来，那时就不会发生这种错觉了。”

　　在这个意义上，托翁提出“历史微积分”的观念，历史已不再是断裂的偶然事件的凑合，也不是国王、统帅等伟大人物的意志使然，要了解历史，“只有采取无限小的观察单位——历史的微分，也就是人的共同倾向，并且运用积分的方法（就是得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了解历史的规律”。因此，“我们应当撇开帝王将相，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而去研究指导群众的同类型的无限小的因素”。

　　那么，什么才是这无限小的因素呢？托翁使用了一个词：“齿轮。”那些和彼得堡贵族相异的俄罗斯的农夫、士兵、管家，甚至也包括和人民坐在同一条大船上的另一类贵族、军官和地主，他们的贡献被小船上的人们有意忽略，在官方的历史里看不到他们闪亮的名字，但俄罗斯这台大机器之所以能够顺利运转，却源于这无数兢兢业业转动不息的“齿轮”。彼得堡的老爷们就像掉进这台机器里的“刨花”，发出巨大的声响，于是，“一个不懂机器的人，在机器转动的时候，觉得那片偶然掉进去的刨花（它妨碍机器运转，老在里面打颤）是那架机器最主要的部分。不懂机器构造的人不会理解，机器最主要部件之一不是那片把事情弄糟的刨花，而是那个无声旋转的小小的传动齿轮”。

　　托翁在《战争与和平》中为读者轻轻点染出两个人物，他们作为无数“齿轮”的代表，映现着真正的俄罗斯精神。一位是多赫图罗夫，是个被统治者看成优柔寡断、没有洞察力的人，然而正是这个“无能之辈”，“从奥斯特利茨到1813年历次战役中，只要哪里吃紧，哪里就有他在指挥”。他曾经患着寒热病坚持作战，带着人数可怜的弟兄，把成千上万的敌人阻挡在进攻途中。然而，这样一位英雄，因为其默默无闻地运转在机器的内部，他的名字为歌功颂德的诗文所不齿，即便有人偶尔想起他，映入眼帘的也只是一位矮小、文静，因为不会表演勇敢与坚韧从而显得格外笨拙的家伙。

　　另一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科诺夫尼岑，“小船”上的人们只是出于礼貌才把他的名字记入1812年英雄的名录。他从来没份去制定根本没用的作战计划，但又总战斗在最困难的地方，临机决策，打击敌人。在被任命为值勤军官的日日夜夜里，“他总是敞着门睡觉，吩咐每一个来人都可以叫醒他”，当每次从梦中被唤醒时，“那张俊秀而坚定的脸上（腮帮子烧得通红），在一瞬间还残留着远离现实梦幻的表情，可是随即突然抖擞了一下；他的脸上露出平素那种镇静而坚定的表情”。整个战争期间“他也像多赫图罗夫一样，是一个不声不响、不为人注意的齿轮，但这个齿轮却是机器最主要的部件”。

　　这样的齿轮如果有一个停转，整个机器就会受到影响，他们不得不咬紧牙关扛起重担，每当一个人倒下时，总会有另一个人补上，就这样不断维系着俄罗斯的生命。可他们的功绩却总是被那些掉进机器里的“刨花”夺去，因为他们把所做的一切仅仅看成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让每件事自自然然地完成，既不吆喝，也不表演，更不去炒作出完美的噱头。在托翁笔下，当仗打完了，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任彼得堡的贵族们去邀功请赏，每天继续凭良心认真地工作，傍晚时分坐到饭桌边，对不公的世道发发牢骚，喝一口闷酒，气呼呼地睡倒。就是这些外表粗糙的“齿轮”，这些让精致的“刨花”捂着鼻子走过的“齿轮”，彼此咬合着运转了俄罗斯这台大机器。

　　因此，如果我们想倾听俄罗斯从她最深处发出的声音，就应当像托翁说的那样，不被“刨花”的噪音干扰，而在机器平稳的运转中静静捕捉一个个铁打的齿轮咬合在一起奏出的刚劲有力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