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都关资产阶级的事！”

　　《亮剑》中的大实话

　　不久前，我随党校学员去一个集中关押职务犯罪分子的监狱参加“警示教育”活动，一个正在监狱中服刑的前县委书记在总结自己堕落的主要教训时，看似很认真很沉痛地对我们说：“我从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堕落为一个犯罪分子，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自己位高权重、春风得意的时候，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放松了党性修养和思想改造，从而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对这种带有明显公式性的说辞，我当时就有些不以为然。我以为，他之所以堕落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和教训就在于权力的滥用，就在于在今天的现实中对一个县委书记权力监督的虚化。第二天在为同去的党校学员们授课时，我向大家谈了自己的感受，许多学员都颇有同感。

　　这使我不禁想起著名电视剧《亮剑》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一个很有本事的警卫员段鹏。新中国成立后李云龙当了军长，段鹏当了团参谋长。在段鹏由于犯了“男女关系错误”要面临转业时，李云龙爱才想挽留段鹏留在部队，即对段鹏进行教育，段说自己进城后犯错误主要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李很生气地对他说：“关资产阶级什么事！我看你的问题主要是自己没把自己的裤腰带管好。”

　　我一直以为李云龙讲的是一句大实话。老实说，在我们的党内生活中，一出问题，就老爱从资产阶级那里找原因，仿佛自己本来很纯洁，资产阶级很肮脏，又随时窥视着我们，自己一不小心就被资产阶级腐蚀了。这恐怕是长时期形成的一种具有较大普遍性的思维定势。

　　正确地批判≠一推六二五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似乎有很长时间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在中国，“兴无灭资”的口号喊了好多年。在意识形态上，也在一段时期内把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当作万恶之源，并大张旗鼓地在各个领域里采取严厉的警惕、防范、抵制、批判的措施。这实际上是党内当时的左倾思想和路线的一种突出表现。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邓小平1980 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即著名的“8·18 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

　　邓小平的讲话，是很全面、很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中个人利益至上、唯功利主义的思想，把等价交换“移植”到了官场中来。权力与利益“等价交换”是我们所坚决批判的。但是，把问题根源一古脑全推到资产阶级头上，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与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联系。譬如：在党内生活中一直普遍存在的“官本位”、等级森严一类的东西，就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仔细想来，我们党内生活中的许多弊端，其实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姓“封”。应当说，肃清党内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始终是执政党建设中一个需要孜孜不倦地破解的难题。

　　反腐败重点该放在哪里？

　　正是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才必须面对一个在反腐败斗争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预防腐败上究竟要把重点放在哪里？按照那个正在服刑的前县委书记的逻辑，就要把重点放在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上。这行吗？多年来我们在预防腐败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效果并不怎么好。中纪委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认为：目前“有效预防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预防腐败上，有时确实把重点放在了抵御外来的侵蚀上，而对实实在在地解决好自己内在的问题及痼疾，着力不够。同时，批判的武器不等于武器的批判，而反腐败斗争的最大武器就是完善的制度与逗硬的执行力。

　　民间有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唯物辩证法也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都启示着我们，在预防腐败上还是要直面现实、着重解决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保持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邓小平语），以增强我们拒腐防变的能力，但更需要以壮士断臂的革命精神，排除既得利益的困扰，去切实解决我们自身在预防腐败上一直严重存在的“短板”，如权力监督、官员财产申报、党务政务公开、选人用人民主等等。只有这样，预防腐败才可望走出目前的困境。（作者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