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高校人文经典教育改革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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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校“四新”教育改革和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各高等院校不断探寻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之路。国内高水平一流大学作为教育改革的引领者，积极进行跨学科创新教育路径，实施以通识教育为本体、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书院制，以及强化中文学科引领、调整人文“经典”课程结构模式、推广校内外经典实践教育等，其“守正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范式。但同时，在面对现代科技革命、市场调控前提下，各高校在“道”与“器”的认知上依然存在偏差，在“新文科”的改革指导下，传统人文经典教育路径依然亟待需要调整和提升。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经史子集等文化经典、文学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涵盖了政治、思想、教育、礼乐制度、道德情怀、家国观念、人生取向等，是中国千年的礼乐文明和文化积淀。高等教育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围绕“一流大学”和“四新”建设，各高校从观念更新、制度建设、平台搭建、课程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推进改革之路，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在专业融合上，理工农由于知识体系关联的优势，可以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组成的“文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进一步推进。社会科学在社会经济、政治等解决国计民生的领域与其他科技自然有所联结，而以文史哲为核心内容的人文学科的建设体系以及融合点和融合度还在不断摸索之中。

　　1 新时期人文经典教育之价值意义和背景

　　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在“新文科”改革背景下，实施经典教育，引导学生接触经典、学习经典、解读和创新性转化经典，为时势所趋。

　　1.1 人文经典之功用

　　关于“经典”之功用，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曾言“经典传承，以文为用，文传千古，传情递义”。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人文典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审美经验、诗性想象与表述的积淀，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国民思想和精神内核。

　　人文学科在引领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故高等教育“新文科”的提出，是适应新时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文化人为目标，强化核心价值引领，涵养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赋能技术创新，与现代社会主义发展“守正创新”相呼应的，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高等教育改革目标。正如《礼记·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古今同理，以德为本，是“大学之道”的逻辑起点，培育“大人”之德，躬身于社会，追求“至善”之境界，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内在的价值理想和外在的社会使命相结合的新时代人才。

　　1.2 经典教育之历史路径反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伴随近现代社会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吸收西方经验，从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相交融的“大国学”教育，实现分科、分专业，使传统国学和人文经典教育逐渐从教育内容中剥离，丧失其重要性。近代教育家蔡元培、钱穆、梅贻琦等人结合中国传统，反思专业教育。1940年钱穆先生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提出，“中国自身所有古文化之渊深博大，如其在政治制度上、教育思想上及社会伦理上种种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为对未来新世界更进一步之新文化又有其极伟大极珍贵之价值。”钱穆主张：“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1941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也提出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1949年后学习苏联经验，通识教育被忽视，专业知识一直被作为教育重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通识教育逐渐引发教育界的关注和讨论，1995年，国家教育部门在52所高校开展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本世纪通识课程逐渐纳入各高校的必修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政治、体育、大学语文、英语、应用写作、数学等课程。近年来，各高校根据师资等资源增加历史、文化概论性质的课程。但整体上，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在其中所占比例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由于高校对通识教育理念认知以及师资资源的限制，通识课程存在不同程度的杂、乱、浅的问题，鲜有多学科整合课程与经典原著阅读，无论是师资队伍、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管理与课程质量监控，均受到了“区别对待”，致使通识课程沦为学生趋易避难的“水课”，甚或成为学生面对现实就业、升学压力时的额外负担。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高科技引领下世界快节奏发展过程中，因人才市场需求，人文学科在教育中的凸显位置被逐渐冲淡。大学之“器”的工具性与体现价值理性的“道”成为高等教育关注讨论的焦点，也是各高校在不断调整和定位的方向。

　　2 新时期经典通识教育之革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高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四新”教育改革和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不断探寻通识教育的改革创新之路。国内高水平一流大学作为教育改革的引领者，积极进行跨学科创新中国特色教育路径。

　　2.1 以通识教育为本体、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道器合一”

　　人文经典作为课程重点被纳入跨专业教育体系，书院制是新时期国内一流高校在跨学科基础上进行的课程与专业自由组合的创新形式。各高校纷纷成立书院，整合全校优势资源，进行独立培养，在管理制度、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走出创新之路。

　　北京大学作为国内一流大学在书院制的探索方面走在前沿。北大元培学院2007年成立以来，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学生管理等方面逐渐摸索，到2024年已经形成鲜明的跨学科教育特色。低年级不分专业，文理兼招，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学科范围内选择和安排课程，自主选择主修专业，除了新型交叉学科课程之外，要求学生每学期修一门“元培平台通识课”。通识核心课程分为人文和自然学科五大体系，有西方古典文明、中国古典文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以及现代科技。从课程体系上可以看出，主要以古今中外人文内容为主，课程由北大各院系杰出教师承担，故有效保障课程水平和特色。书院在探索学科基础与专业的自由组合上，实现了专业作为一种柔性课程组织的理论目标，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也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尝试。

　　中山大学作为广东省高水平以人文学科见长的一流大学，2009年创立通识教育的博雅学院，实行“通专结合”的创新教育培养模式，但跨学科主要体现在人文学科之间的融通。学院每年从入校新生中择优录取约30名学生，前两年以通识教育为主，要求学生统一研习学院开设的“核心文本与核心课程”，掌握中西方古典语言，研读中西方经典著作。每学期主要课程4～5门，每门均有大量阅读和作业；进入第四学期，开始引导学生从哲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学科选择后续的专业学习。中西人文经典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尤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此外有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武汉大学弘毅学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高校特色书院，均展开跨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

　　以书院制实行的经典教育对中华文明、文化传统以及经典研究与学习，也继承了我国近代以来注重传统、弘扬人文的高等教育理念，其意义正如钱穆所言，“我们该用人文主义的教育来纠正唯物的、功利的教育。我们提倡通学才能期望有宏才。这是我们现代大学教育所应负的新使命。”

　　注重“原典”教育，弘扬经典的通识教育模式，也是呈现中华特色、靠近世界一流的经验。如近年来武汉大学本着“元典”理念，打造以《人文社科经典导引》设置“通识文化”“通识课堂”“通识教材”“经典导引”系列课程，以“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模式，并辅之以学术会议、学术辩论式、艺术表演式等实践路径，充分给予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获得了良好的反馈与学习效果。比较美国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如哈佛大学2019—2020年度通识必修课程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三模块，其中人文课程涉及古典学、哲学、比较文学、语言学、东亚研究等25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里的数百门课程。哥伦比亚大学通识课程分为文学人文、艺术人文、音乐人文、当代文明、科学前沿课程模块，其中文学课程内容从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到当代作家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共进行24部文学名著的学习。芝加哥大学所推行的博雅教育改革，其必修的博雅教材从古罗马的史诗一直到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及达尔文等经典名著，包罗万象，在欧美教育史上这样系统而全面地整理西方经典并安排进入课程中是罕见的。

　　国内外一流大学、一流专业以通识教育的创新，既实现了重视人文经典又兼容其他学科领域，取得创新改革的理想效果。但是对于非一流建设的人文专业和院校，或者人文科学研究基础薄弱的高校，无足够资源和学科积淀支撑课程体系，故非人文类院系以概论、导论等方式进行传统文化弘扬，但课程效果和改革依然有限。

　　2.2 经典通识教育之实践推广

　　在经典纳入校本通识必修和通识选修的理论课程之外，把课程内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赋予校内外实践活动中，加深文化认同和理解，是高校和地方协同创新、五育并举的创新路径。

　　以人文学科见长的广州大学把“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写入人才培养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强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的若干意见》。在活动开展中，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结合校内精品选修课程，把经典诵读实践纳入第二课堂考试科目计入学分，使经典教育形成覆盖全体学生的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在全校范围内举办各种实践活动，学校成立沧浪诵读社，每周开设“诵读角”，举办以“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诵读比赛以及围绕“诵经典、学经典、用经典”开展诗词、歌赋的创作比赛，举办以“传自经典，承在当下”为主题的辩论赛等，打造人人爱“经典”的校园环境。同时，将经典诵读“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带动了更多人理解经典、诵读经典，通过多种途径传播了经典。

　　以农科为特色的广东省双一流建设的华南农业大学，2024年施行“双万”计划，举行“万名学子乡村大调研行动”，打造经典纳入服务地方和农村的“耕读教育”第三课堂。推动文农结合，加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体认，通过农事训练、农业文化、农耕文明、地方非遗文化传承、文化经典传播等实践活动形式，培养“三农”情怀。校内举办文渊阁、经典晨读活动、紫荆诗词大会、经典诵读比赛等活动，通过校内外实践打造农科院校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

　　此外，各高校纷纷开展博雅论坛、博雅学堂、名家进校园的跨学科学术论坛专题讲座，这对于深化课内外知识，拓宽学术视野，涵养不同学科学生精神世界，激发探究兴趣起到积极作用。

　　3 经典打造，学科引领：中文专业和课程调整

　　深化新文科建设重点要突出文、史、哲对其他学科的基础要求和涵养意义，彰显人文在学科建设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在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关系到社会的繁荣与和谐。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都需要新文科。高等教育的文科文史不分家的大国学，在社会急速发展进程中专业更加细化，文学、史学、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各自为政，在本领域精耕细作，无法“以通助专”、博闻强识，由此在跨学科交融方面，增加了打破学科“壁垒”的难度。

　　关于古今兼通的学习、教育以及研究之路，可从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治学之路中得到反思：“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一个是中古文学史，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史……兼及古代和现代，正是王先生以及王先生的导师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特点，而不是像现在的中国大学里，研究古代的不管现代，研究现代的不管古代。我的导师和导师的导师，都力图把古代和现代双肩挑，用古代的资源来滋养现代的学术和文学，用现代的眼光来重新阐释古代的价值，然后再进一步往前发展。所以，从我读书到毕业，再到工作，按照主业来说，我研究的是现代文学、现代学术、现代思想、现代教育，但我始终关注古代。” 古今中外兼通的史学大家许倬云与钱文忠对话访谈中提到，“在人工智能来势凶猛的时代，传统跟现代不隔阂。”

　　借鉴前辈经验，在新文科改革的道路上，怎么改、怎么跨，围绕文科改革的“新”与“旧”，教育界、学术界展开诸多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过常宝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关键点，在经过深刻的历史反思而重获民族文化自信之时，人们有理由期待一场更加持久而且意义深远的“文艺复兴”，让中国古代文学回归传统，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学。武汉大学人文经典一流课程负责人李建中教授认为，“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跨学科阅读经典，要在“参古定法”的基础上“望今制奇”，实现新文科的创新发展。对于学生而言，新文科建设第一要紧事，是跨学科经典阅读。四川大学国家级教学名师曹顺庆教授与博士生高小珺反思中文学科70年的发展认为，中文学科随着社会发展需要重新进行学科定位，鉴于以往学科定位具有模糊性，由此导致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多元价值观并存时代摇摆不定，人文学科丧失学科自信和学科本位立场，加速了学科“遇冷”。

　　新时期，人文学科在承担文化传承、立德树人的使命下，需要回归原典文化，激活文化创造力，重塑文化自信。以笔者所在的广东高校为例，中文学科在人文经典教育下进行了积极探索。暨南大学中文学科2022级汉语言专业的本科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在概论、史论等21门核心必修课程之外，设置文史哲丰富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2023年中文强基班课程体系，在必修课中设置专业基础课、核心课、文史哲大类基础课，传统各家典籍与文学经典导读纳入专业选修课，而北京大学凭借其深厚的学科积淀，更是全方位展开丰富的典籍学习课程。2024年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学科共包括324门专业课，其中专门原典导读、精读课程有33门左右，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礼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以及少部分现当代经典作品，且中文与医学建立跨学科的课程，从医学人文视角挖掘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医学，并建立学院精品课程文学与医学。

　　课程体系改革同时，相关学科建设也在推进。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在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建设下，汉语言文学一级博士点学科，并自主增设了目录外二级博士点中国文化经典教育，设立三个方向中国文化经典教育史研究、中国文化经典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经典教育的当代实践研究。

　　4 结语

　　在新时期，配合国家发展建设，高等教育不断深化改革，既要守正，坚定中华文化引领，又要为瞬息万变的现实需求提供外在的支撑，在“道”与“器”不断调整中寻求发展。各高校还需要重新界定人文经典教育的根本性质。虽然人文经典之教育意义和作用得到教育理论界一致认同，但是面对市场调控的现实，在非传统人文院校依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被边缘化，甚至相关专业被撤销。而对于没有人文学科的理工院校，即使在通识教育中，也未有人文经典课程之设置。

　　人文经典课程从课程体系、培养方式上仍然需要加大力度。在2020年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共5116门之中，以中国传统人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为内容的课程，不到30门，而以传统经典导读课程为课程内容的极其有限。在现有中文学科的学习之中，无论是课时设置、课程体系、评价方式依然得不到有效改革，课时设置不仅大幅压缩了学生自由阅读经典作品的时间，在涉及人文经典的课程体系中，常以概论代替原典课程。学生缺乏对经典和原典的直接感触和阅读，或者崇尚短期之内的“知识速成法”，不能体味经典“真味”，使专业学习与研究流于表面。

　　就目前高等教育改革现状，各高校需要利用各种制度、平台、课程、实践、环境氛围等，使学生接近经典、研读经典、内化经典、应用经典，最后立德树人，使大学生成为有担当、有格局、有魄力，具有把思想精神运用于各行业工作实践的素质和能力。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2023年度省级一流课程“大学语文”建设的阶段性成果（粤教高函〔2023〕33号）；华南农业大学2022年校级教改项目“四新建设背景下涉农高校中文课程改革和整体优化研究与实践”（华南农教〔2022〕70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1.华南农业大学；2.广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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