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成就的养成之路

　　孩子们的远征

　　大约13岁时，我开始和一群男生出去玩，我们会定期在西雅图附近的山区长途健行。我们因为参加童子军而认识。我们和自己所属的童军小队去健行与露营很多次，但后来我们几个很快自成一个小队，进行我们自己的探险活动，我们把那些活动都当作是远征探险。

　　通常我们是五个人一起旅行，成员包括麦可（Mike）、洛基（Rocky）、莱利（Reilly）、丹尼（Danny）和我。麦可是老大，他比我们年长几岁，户外活动经验也比我们丰富很多。接下来三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一起健行了数百公里。我们经常会连续走七天，或是更长的时间，只靠地形图的引导，穿越原始森林与岩石海岸，试图计算潮汐时间，迅速绕过岬角。

　　学校放假时，我们会外出一周左右的时间，在各种天气下健行与露营。在太平洋西北地区，这代表我们整整一周都必须忍受湿透、令人发痒的军装羊毛裤，脚趾头都泡得发皱。我们的冒险不算是技术性登山，没有绳索、吊带或是陡峭的岩壁。就只有漫长而艰苦的步行。我们一群十多岁的孩子深入山区，距离救援地点有好几小时的车程，而且那时候手机还没有问世。但除此之外，我们的旅行并不危险。

　　我们远离父母或任何成年人的控制，自己决定要去哪里、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自行判断要冒什么样的风险。在学校，我们都不是受欢迎的孩子。我是团队中最瘦小、通常也最怕冷的人，而且我总是觉得自己比其他成员弱。不过，我喜欢这种体力上的挑战，也很爱独立自主的感觉。健行在我们住的地区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很少有青少年会独自在森林里健行八天。

　　在1970年代，大家面对教养的态度普遍比现在更宽松一点。小孩多半拥有更多自由空间。我进入青少年期没多久，我的父母就已经接受我与多数同龄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清楚认知到，我在探索世界时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种理解得来不易，对我母亲来说更是困难。但是父母给予我的空间对我未来人格的塑造，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回想起来，我们所有人在那些旅程中寻找的，或许不仅仅是同伴之间的革命情感与某种成就感。那个年纪的孩子总是想测试自己的极限、探索不同的身分认同，有时也渴望体验格局更宽广、更超越小我的经历。我开始明确感受到内心有一股憧憬，想找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走向何方，但我知道必须是既有趣又有意义的事业。

　　那些年，我也花很多时间和另一群男孩玩在一起。肯特（Kent）、保罗（Paul）与瑞克（Ric）和我都在湖滨学校就读，学校找到方法，让学生可以通过电话线连上大型电脑。在当时，很少有青少年能够通过任何形式使用电脑。我们四个人很快就爱上电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写越来越复杂的程序。

　　表面上，健行与写程序是毫不相关的两件事。但是两种活动对我来说都是在冒险。我跟着两群不同的朋友一起探索新世界，前往多数成年人无法抵达的地方。写程序就像健行一样很适合我，因为我可以自己定义成功的标准，而且写程序没有极限，不会受限于我能跑多快、球可以丢多远。写又长又复杂的程序需要的逻辑、专注力与毅力，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和健行小队不同的是，在写程序的小团体，我是领导者。

　　脑海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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