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日本如何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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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11-21 16:08
在小国崛起的路上,它留下了大大的脚印。
日本,一衣带水的近邻,彼此间仿佛相隔万水千山,我们相邻而居上千年,却对其依然陌生。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资源贫瘠却异军突起,高速运行但井然有序,灾难多发仍从容淡定,一个民族的强大投映到每个国民的内心。
10月20日晚,北京时尚廊书店,在由求是《小康》杂志、《锦绣》杂志和腾讯网共同主办的第十三期默客媒体沙龙上,曾赴日实地考察的著名媒体人王小山、林楚方、关军与《小康》杂志常务副总编陈艳涛一道微观日本,探究这个国家多难兴邦背后的民族细节。
灾难救援:政府的低效和民间的高效
今年4月16日到23日,王小山和林楚方作为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第一批邀请对象,赴日本地震灾区实地考察。五个月后,关军同样被该基金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日本高铁主题性采访。
“地震发生后,老百姓也对日本政府非常绝望。我们在东京首相府和国会大厦之间路口处,有个老太太举着一个巨大的标语,翻译告诉我们,上面写着:菅首相,杀人犯,下台,然后旁边两个警察特淡定地看着……”
在王小山看来,日本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太低效,但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没钱没人”,在今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的9级大地震中,单一个宫城县就有三分之一的政府公务员丧命,由于工种种员较少,政府机构当即陷于瘫痪。
林楚方认为,日本政府救援不力也有他们的难处。日本的整个政治体系基本上跟西方民主社会是相通的,政府财政拨款需要多方审核,私人财产受到极大保护不容侵犯。
“灾区街道上,被海啸冲击过的船、汽车,甚至很大一部分的物品,都是私人财产,在中国发生地震的话私人财产很快会运走,但是在日本不可以,这些物品是否已成垃圾需主人认定,没有经过法律的授权,甚至国会的特殊法律的授权,谁都不可以清理这些资产。”林楚方说。
“至于灾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援补给,可能这个跟日本财政有关系,这个钱是要国会拨款,而不像中国救灾有体制优势,一个省对一个省,钱直接拨过去,没人管,看不见,日本不一样,财政都是透明的,如果这笔钱用在救灾上的话,国会要是不通过呢?”林楚方说,反对党也可能不同意拨款,他们也有自己的救灾方案,这可能就是一个民主社会要忍受的煎熬。
相对于日本政府地震救援中的低效,民间高效而井然有序的救援得到了两位来自中国媒体人的赞赏。
在林楚方和王小山的文章中,他们都提到了日本赈灾时一个关于“为异性洗脚”的培训,那是一个日本财团组织的活动,任务是“有组织有目的”地给灾民泡脚,让遭受灾难伤害的灾民在享受的过程中放松心情。事实上,这种“异性洗脚”的安抚方式早在1995年阪神地震的时候就出现了。
“足浴两个字在中国人的语境里面会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林楚方说,“我观察他们为什么要搞足浴这种活动,他们后来跟我讲,足浴是通过有限的身体接触让对方产生亲近感,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灾民说出自己的感受,由志愿者记录下来,再反馈给下一批志愿者,满足灾民的需求。”
异性提供按摩服务是这个活动的特点,志愿者会担心这样会发生恋情,讲师的回应是:“不用担心发生恋爱,因为接受按摩的都是大爷大妈。”
整个培训持续将近四个小时,中间都是特别细致的细节,包括不能问可能会引起灾民负面情绪的问题、不能做自己志愿资格以外的事等等。培训结束后,近百个互不认识的男男女女,被迅速分成几个班几个组,迅速产生组长、班长,一群看似松散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队,形成一种工作的合力。
日本灾后志愿者的高效有序让王小山深为赞叹,他认为,从阪神地震至今已有十五六年了,日本一直在摸索志愿者在灾后救援的一套体系,而这套体系在今年“3·11”这次特大地震海啸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我觉得日本的志愿者组织工作太可怕了,‘可怕’是褒义词,这是极高的赞誉。”王小山说。
学校不倒,铁路不倒,日本不倒
“海啸虽然来了,樱花还是开了。”“心里越疼,脸上就越该有笑。”这是林楚方和王小山在地震安置点访问途中,一个日本老太太微笑着对他们说的话。多灾多难的日本国民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步步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强大。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1967年出版的《激荡的百年史》中说:“日本为了兴邦,大力普及教育,几乎每个村庄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那里小学的校舍。”
学校不倒,这是日本给林楚方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他们曾在日本震区看到一个建筑,离海边有3到5公里,但建筑周围什么都没有,过去一问,才知道这个建筑原是一所学校,经历了海啸和地震后安然无恙,而周围其他建筑早已被冲刷得消失殆尽。林楚方说,“中国有句标语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穷’和‘苦’都是形容词,很难去约束。在日本讲的是‘什么都可以倒,但是学校不能倒’,‘倒’是个动词,很容易去描述。”
“还有一个不倒的就是日本的铁路,新干线高铁,日本发生这么大的海啸和地震,轨道交通没有脱轨,也不追尾,这是一个奇迹。”关军补充道。
今年9月12日,关军受邀采访日本高速铁路的研发、建设、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日方在高铁上与中国的合作情况。
“我到日本之后问高铁的专家,既然中国的高铁是以日本的技术为基础,为什么你们不能跑得和中国一样快?他们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是噪音问题,日本为了给居民带来便利,会尽可能把高铁设计得接近居民区。居民对噪音的要求很高,如果铁路真的给他们带来噪音的困扰,他们可能会动用他们的力量来终止铁路的建设,这也正是日本的高铁跑不快的原因。”
关军在日本采访的时候,曾经被允许到地铁的驾驶室里去参观,他发现地铁司机在挂挡之前会先喊一声挂挡,在报站前也会把站名先喊出来。他们认为手口共同完成一个操作,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操作的失误率。
关军从日本专家处得知,他们的原则是以机械为核心,人只是辅助(与欧洲相反)。一旦出了不好排除的故障,他们宁愿停车两三个小时也不贸然启动应急系统(他们对备选方案也不那么信任),更不会随便改用人工信号。“从温州惨剧到上海追尾,中国铁路人似乎对‘人’太信任了,对效率太尊崇了。”
这些原则体现到每一个以守规和自律著称的日本人身上,会让中国人觉得“机械而不逾越程序”。甚至回答记者提问时,只限于回答之前采访提纲所限定的问题,面对中国记者现场的临时发问,他们会很茫然。
“万能的”王小山和林楚方在日本因此也遭受了“狠狠的鄙视”。他们离开一处住所前,生怕给中国人丢脸,特意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地上的纸一点一点捡起来。没想到车开出半小时后还是被房主喊回去收拾房间,他们不得不又把屋子擦了一遍,“扫出了七个很小的面包渣”。
虽然可以理解,但显然他们不适应这个让人发紧的国度。“我们两个男人每天能把房间收拾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奇迹了。我想我要是生活在这种国家,三个月就垮了。”王小山不禁慨叹。
“日本人的生活很好、很舒服、很规矩、很自由,也有‘好山、好水、好无聊’的感觉,但如果在北京和东京之间做出选择,王小山说宁愿选择生活在北京。
或许是岛国的原因,日本人特别在意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永远相差最后十公分,不会特别亲密。”因为我个人受不了日本那种‘紧’的感觉,也不是紧张,应该是拘谨、太过于客气,我还是喜欢大家抱着肩膀一起喝酒的感觉。“王小山说。
沙龙最后,三位嘉宾各自对日本之行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他们表示不敢妄谈了解日本,这是一个很美好但是不想在此生活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也许,日本是一本厚厚的书,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文|《小康》记者 谭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