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园进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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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9-18 13:49
各地雨后春笋般而起的软件园正面临着进化中的焦灼。
一方面,长远的竞争力驱使软件园向“价值服务”的2.0阶段进化;另一方面,短期的业绩压力拉扯着软件园频繁使用1.0阶段的“地价税收优惠”老招法。推力和拉力都是如此的现实和不可回避,如同生物进化中环境和外力的制约。
当地城市的资源和背景决定了软件园不能异想天开地发展,而政府不计代价的投入和越俎代庖的行为将抹杀软件产业的创新能力,软件园好高鹜远的定位将会是无法到达的目的地……如同生物进化的规律,软件园的发展也不得不正视环境因素和市场规律。
在中国软件园的进化过程中,政府该如何摆正自己的角色?软件园该如何根据当地的资源特质做出定位,才能避免恶性的竞争?有哪些推动和拉力作用,使得软件园在1.0阶段和2,0阶段犹豫徘徊?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国内10多家主流的软件园以及多位园区里的入驻企业,试图给业界给出思考的思路和角度。
软件园进阶蜕变
北京。午后的赛特饭店大堂并没有多少人,只有流淌的喷泉发出恬静的声音。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后,王自更才出现,这位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一脸匆忙和歉意:“真不好意思,这次出差时间太紧了。”
他说,这趟来北京,是因为再过几天某跨国IT企业的高层就要去西安软件园考察了,他得过来好好了解了解,并把汇报材料整理出来,好让上级领导清楚,这样的企业如果能进入软件园,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恰好领导正在北京学习,他干脆就也跟到北京来,方便沟通。
“像这样能起到极大示范作用的大企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王自更说,如果稍有疏忽,很可能这个企业就被别的软件园抢走了。前不久阿里巴巴也曾考察过西安,但他们却输在了一个细节上——成都市长亲自去马云在杭州的办公室登门拜访,其中所显示出的重视程度,是他们没能做到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必须更加努力,而一旦企业入驻,更要用贴心的服务来留住他们。
和王自更一样忙碌的,还有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胡万进。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召进北京市为建国60年组织的宣讲团,是展示“科技北京”的重要团员。宣讲要进行很多天,他只能通过电话和邮件处理软件园里的工作。他自豪地告诉记者:“从地价、生活成本等角度来说,北京算是毫无竞争力,但我们用专业化的服务和差异化的战略,让中关村成了全国软件园的佼佼者。”
服务,正在成为全国软件园管理者心中的最核心词汇,他们的定位,也开始超出“一个普通的地产商和物业单位”的范畴。
死磕服务
“现在我们园区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企业的需求有求必应。”成都软件园杜婷婷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有求必应”这几个词——这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软件园的必备素质了。“价值服务”、“软服务”……一系列服务宗旨成为软件园品牌旗帜上的浓重一笔,被付诸实践。
据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严介绍,葡萄城成立于1988年,1993年进入西安高新产业开发区,2001年正式开园就入驻了西安软件园。“现在软件园提供的服务比以前实在了,有问题反映给他们,无论解决得怎么样,至少很快就会给个答复,以前就只说‘知道了’,但说完就没下文了。”
葡萄城的主要业务是对日软件外包,上个世纪90年代,海关的报关目录中还没有软件行业,软件出口都是以光盘、软盘、硬盘等载体报关的。2001年,海关目录新增了软件这一项,并对软件出口实行免税鼓励。但在初期,各地海关还没有进行相应调整,因此,葡萄城和园内其他几家外表企业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按照软件政策出口,但报关单仍然填写光盘,税务机关便认定葡萄城是在逃税,产品出口被搁置。
为此,西安软件园出面邀请了西安海关主管人员与园内企业沟通,尽管企业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需求和问题,并把当时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分公司遇到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给西安海关,但问题却仍没能解决。于是,西安软件园又积极地把问题向上反映给陕西省商务厅,通过专人上报商务部,最终在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协调下,成功解决了问题。
此外,在西安软件园里还有相当一批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为了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西安软件园每年都会组织企业去日本做一两次推介会。特别是从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市场急剧萎缩,为此,软件园还组织园区内企业参加大连、南京等地的外包会议,并主动为企业承担对接会议的费用。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但这几年,我们发觉,软件园其实能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让我们正专心于业务,我们也愿意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软件园了。”吴严说。
西安炎兴科技软件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白亮也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明显感觉到软件园的服务“比以前更加细致、专业,而且更有针对性了”。对外包企业来说,办公场地的网络极为重要,而现在软件园提供的硬件设施里,其设计的方便程度与企业自己装修布线已经相差无几。软件园每年举行的国际服务外包大会,更是为他们增添了销售手段,“这样的服务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企业的业务流程了。”
在武汉光谷软件园,博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执行经理韩超对软件园的变化也是感触颇深。“2005年我们刚到光谷时,一期工程才刚完成,园区设施还十分不完善,甚至因为没有路灯发生加班员工被抢劫的事件。”
现在,武汉软件园的配套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据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介绍,软件园除了通常地向企业提供租金、税收优惠之外,还为企业开展业务举办一些讲座,并在企业的建议下,出资购买了一批高端服务器,供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租用。此外,园区甚至还举办大型的新年联欢会、鹊桥会,一方面加强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留住人才。
除此之外,上海浦东软件园提供了引进项目、申报项目一条龙服务;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开办了HR经理俱乐部,有效地解决了企业间相互挖角的问题……
化学变化的催化剂
“总的来说,软件园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阶段。”胡万进指出,第一阶段,软件园惯常使用‘老三招’:圈地、招商、优惠政策;而在第二阶段,软件园和入驻企业就不再只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更多的是要注重产业环境的建设,为公共服务提供交流的平台,进而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业务、资金等网状关系,产生“化学变化”。
首先,软件园带来的最直接效果是产业的聚集,而同类企业必定有相同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共性需求,园区自然要做出各种调整。
比如,据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崔树荃副主任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和高校毕业生的知识错位,加上软件人才跳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企业无法也不愿下大成本对新员工进行培训,对此各软件园都分别采取补贴企业内训、发展培训机构、加强产学互动等方式,帮助企业降低用人成本;又比如,企业员工既要在软件园工作,也要在软件园生活,那么,软件园就需要为软件园的从业者们提供住宅、购物、子女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
其次,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深入发展而来,如果说企业聚集的量变带来质变是内在诱因,那么,软件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则是软件园转型的外在推力。
“各个园区之间的竞争是加快推动各个园区完善服务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告诉记者,企业不会只看一个地方的,他们会综合考虑优惠政策、人才、成本等诸多因素。前一阵子,全球最大的物流企业之一的马斯基就同时在考察武汉、成都和重庆,最终它选择了重庆。
据了解,除了北京、上海和大连这些具备传统优势的软件园,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沈阳、江苏等地均把信息产业作为今后规划中的支柱型产业,下大力气重点发展软件园建设必将是重中之重。
狭路相逢,拼什么?
在王自更看来,软件园和企业一样,都是要靠核心竞争力维持生存的。“一个软件园的核心能力,绝不在于你有多少楼房、你家的楼房盖得漂亮,更多在于你给这个客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价值服务,围绕价值服务这四个字在探索,努力提升。”
此外,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已经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代和90年代的中国制造时代,正在进入“中国创造”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资源一定会重新优化配置——纵向的产业链将分化瓦解,而产业链的不同环境将根据当地的情况发生横向聚集。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具有高端人才和经济优势,适合企业研发、品牌运营等;而在武汉、重庆等二线城市,更多的将会是交付中心。
谁在拖后腿?
“中国所有软件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从一开始注重于硬件建设、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到现在更注重当地产业特色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企业数量背后的质量怎么样、结构怎么样;未来的潜力、能力怎么样?”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软件园负责人都向记者提及,软件园正在从“1.0时代向2.0时代进化”。
但历史证明,任何进化都是推动力与阻力的拉锯战。那么,是谁在拖软件园进步的后腿?
对此,半数以上软件园和园区企业都表示,软件园之间不规范的竞争是最让他们头疼的。某企业高层透露,他每天接到的软件园招商电话,并不比拉保险、卖家教和房屋中介商打来的电话少,现在软件园招商已经可以用“抢”来形容了。“现在软件园之间的确存在着恶性竞争的现象。”于世平坦率地说。
据了解,武汉光谷将在今年年底将启动“光谷E城”,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高科技产业区,为国际化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量身定制顶级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环境;沈阳国际软件园以完成土建工程,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园,迎来入驻企业;重庆永川区兴龙湖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也刚刚完成了前期建设,正在开始大规模招商工作;还有昆山、江苏……随着一大批新起步的软件园一拥而上,招商必然成为首要任务。
对此,胡万进指出:“软件园互相挖角对整个产业来说,都是不利的。”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入驻企业,软件园会难免“盲目砸墙”;另一方面,初创期的软件园往往容易陷入“入驻大型企业数量意味着软件园竞争力”的误区,对有示范效应的大企业总是格外优厚,有时甚至会答应一些不合理的、甚至亏本的不贴条件。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很多软件园招商,优惠力度的确很大。”韩超说,他无锡软件园曾经向他开出“房租、电费等能免则免,税收等不能免的项目也尽可能优惠”的条件,并表示,如果他的公司入驻无锡软件园,每增加一名员工就补贴1万元的优厚条件。而西安软件园的西安泰为软件公司总经理张为也接到过重庆的“挖角”邀请。
此外,胡万进还告诉记者,根据他对中关村软件园的发展总结和对其他软件园的观察,他发现,目前国内大多数软件园缺乏明确的规划和定位。“软件园需要根据当地产业条件来发展适合的产业环境,聚集适合的企业或业务环节。这才是各地软件园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战略的根本。”
……
一方面,长远的竞争力驱使软件园向“价值服务”的2.0阶段进化;另一方面,短期的业绩压力拉扯着软件园频繁使用1.0阶段的“地价税收优惠”老招法。推力和拉力都是如此的现实和不可回避,如同生物进化中环境和外力的制约。
当地城市的资源和背景决定了软件园不能异想天开地发展,而政府不计代价的投入和越俎代庖的行为将抹杀软件产业的创新能力,软件园好高鹜远的定位将会是无法到达的目的地……如同生物进化的规律,软件园的发展也不得不正视环境因素和市场规律。
在中国软件园的进化过程中,政府该如何摆正自己的角色?软件园该如何根据当地的资源特质做出定位,才能避免恶性的竞争?有哪些推动和拉力作用,使得软件园在1.0阶段和2,0阶段犹豫徘徊?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国内10多家主流的软件园以及多位园区里的入驻企业,试图给业界给出思考的思路和角度。
软件园进阶蜕变
北京。午后的赛特饭店大堂并没有多少人,只有流淌的喷泉发出恬静的声音。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后,王自更才出现,这位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一脸匆忙和歉意:“真不好意思,这次出差时间太紧了。”
他说,这趟来北京,是因为再过几天某跨国IT企业的高层就要去西安软件园考察了,他得过来好好了解了解,并把汇报材料整理出来,好让上级领导清楚,这样的企业如果能进入软件园,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恰好领导正在北京学习,他干脆就也跟到北京来,方便沟通。
“像这样能起到极大示范作用的大企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王自更说,如果稍有疏忽,很可能这个企业就被别的软件园抢走了。前不久阿里巴巴也曾考察过西安,但他们却输在了一个细节上——成都市长亲自去马云在杭州的办公室登门拜访,其中所显示出的重视程度,是他们没能做到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必须更加努力,而一旦企业入驻,更要用贴心的服务来留住他们。
和王自更一样忙碌的,还有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胡万进。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召进北京市为建国60年组织的宣讲团,是展示“科技北京”的重要团员。宣讲要进行很多天,他只能通过电话和邮件处理软件园里的工作。他自豪地告诉记者:“从地价、生活成本等角度来说,北京算是毫无竞争力,但我们用专业化的服务和差异化的战略,让中关村成了全国软件园的佼佼者。”
服务,正在成为全国软件园管理者心中的最核心词汇,他们的定位,也开始超出“一个普通的地产商和物业单位”的范畴。
死磕服务
“现在我们园区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企业的需求有求必应。”成都软件园杜婷婷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有求必应”这几个词——这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软件园的必备素质了。“价值服务”、“软服务”……一系列服务宗旨成为软件园品牌旗帜上的浓重一笔,被付诸实践。
据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严介绍,葡萄城成立于1988年,1993年进入西安高新产业开发区,2001年正式开园就入驻了西安软件园。“现在软件园提供的服务比以前实在了,有问题反映给他们,无论解决得怎么样,至少很快就会给个答复,以前就只说‘知道了’,但说完就没下文了。”
葡萄城的主要业务是对日软件外包,上个世纪90年代,海关的报关目录中还没有软件行业,软件出口都是以光盘、软盘、硬盘等载体报关的。2001年,海关目录新增了软件这一项,并对软件出口实行免税鼓励。但在初期,各地海关还没有进行相应调整,因此,葡萄城和园内其他几家外表企业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按照软件政策出口,但报关单仍然填写光盘,税务机关便认定葡萄城是在逃税,产品出口被搁置。
为此,西安软件园出面邀请了西安海关主管人员与园内企业沟通,尽管企业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需求和问题,并把当时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分公司遇到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给西安海关,但问题却仍没能解决。于是,西安软件园又积极地把问题向上反映给陕西省商务厅,通过专人上报商务部,最终在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协调下,成功解决了问题。
此外,在西安软件园里还有相当一批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为了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西安软件园每年都会组织企业去日本做一两次推介会。特别是从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市场急剧萎缩,为此,软件园还组织园区内企业参加大连、南京等地的外包会议,并主动为企业承担对接会议的费用。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但这几年,我们发觉,软件园其实能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让我们正专心于业务,我们也愿意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软件园了。”吴严说。
西安炎兴科技软件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白亮也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明显感觉到软件园的服务“比以前更加细致、专业,而且更有针对性了”。对外包企业来说,办公场地的网络极为重要,而现在软件园提供的硬件设施里,其设计的方便程度与企业自己装修布线已经相差无几。软件园每年举行的国际服务外包大会,更是为他们增添了销售手段,“这样的服务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企业的业务流程了。”
在武汉光谷软件园,博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执行经理韩超对软件园的变化也是感触颇深。“2005年我们刚到光谷时,一期工程才刚完成,园区设施还十分不完善,甚至因为没有路灯发生加班员工被抢劫的事件。”
现在,武汉软件园的配套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据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介绍,软件园除了通常地向企业提供租金、税收优惠之外,还为企业开展业务举办一些讲座,并在企业的建议下,出资购买了一批高端服务器,供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租用。此外,园区甚至还举办大型的新年联欢会、鹊桥会,一方面加强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留住人才。
除此之外,上海浦东软件园提供了引进项目、申报项目一条龙服务;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开办了HR经理俱乐部,有效地解决了企业间相互挖角的问题……
化学变化的催化剂
“总的来说,软件园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阶段。”胡万进指出,第一阶段,软件园惯常使用‘老三招’:圈地、招商、优惠政策;而在第二阶段,软件园和入驻企业就不再只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更多的是要注重产业环境的建设,为公共服务提供交流的平台,进而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业务、资金等网状关系,产生“化学变化”。
首先,软件园带来的最直接效果是产业的聚集,而同类企业必定有相同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共性需求,园区自然要做出各种调整。
比如,据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崔树荃副主任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和高校毕业生的知识错位,加上软件人才跳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企业无法也不愿下大成本对新员工进行培训,对此各软件园都分别采取补贴企业内训、发展培训机构、加强产学互动等方式,帮助企业降低用人成本;又比如,企业员工既要在软件园工作,也要在软件园生活,那么,软件园就需要为软件园的从业者们提供住宅、购物、子女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
其次,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深入发展而来,如果说企业聚集的量变带来质变是内在诱因,那么,软件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则是软件园转型的外在推力。
“各个园区之间的竞争是加快推动各个园区完善服务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告诉记者,企业不会只看一个地方的,他们会综合考虑优惠政策、人才、成本等诸多因素。前一阵子,全球最大的物流企业之一的马斯基就同时在考察武汉、成都和重庆,最终它选择了重庆。
据了解,除了北京、上海和大连这些具备传统优势的软件园,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沈阳、江苏等地均把信息产业作为今后规划中的支柱型产业,下大力气重点发展软件园建设必将是重中之重。
狭路相逢,拼什么?
在王自更看来,软件园和企业一样,都是要靠核心竞争力维持生存的。“一个软件园的核心能力,绝不在于你有多少楼房、你家的楼房盖得漂亮,更多在于你给这个客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价值服务,围绕价值服务这四个字在探索,努力提升。”
此外,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已经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代和90年代的中国制造时代,正在进入“中国创造”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资源一定会重新优化配置——纵向的产业链将分化瓦解,而产业链的不同环境将根据当地的情况发生横向聚集。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具有高端人才和经济优势,适合企业研发、品牌运营等;而在武汉、重庆等二线城市,更多的将会是交付中心。
谁在拖后腿?
“中国所有软件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从一开始注重于硬件建设、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到现在更注重当地产业特色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企业数量背后的质量怎么样、结构怎么样;未来的潜力、能力怎么样?”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软件园负责人都向记者提及,软件园正在从“1.0时代向2.0时代进化”。
但历史证明,任何进化都是推动力与阻力的拉锯战。那么,是谁在拖软件园进步的后腿?
对此,半数以上软件园和园区企业都表示,软件园之间不规范的竞争是最让他们头疼的。某企业高层透露,他每天接到的软件园招商电话,并不比拉保险、卖家教和房屋中介商打来的电话少,现在软件园招商已经可以用“抢”来形容了。“现在软件园之间的确存在着恶性竞争的现象。”于世平坦率地说。
据了解,武汉光谷将在今年年底将启动“光谷E城”,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高科技产业区,为国际化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量身定制顶级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环境;沈阳国际软件园以完成土建工程,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园,迎来入驻企业;重庆永川区兴龙湖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也刚刚完成了前期建设,正在开始大规模招商工作;还有昆山、江苏……随着一大批新起步的软件园一拥而上,招商必然成为首要任务。
对此,胡万进指出:“软件园互相挖角对整个产业来说,都是不利的。”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入驻企业,软件园会难免“盲目砸墙”;另一方面,初创期的软件园往往容易陷入“入驻大型企业数量意味着软件园竞争力”的误区,对有示范效应的大企业总是格外优厚,有时甚至会答应一些不合理的、甚至亏本的不贴条件。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很多软件园招商,优惠力度的确很大。”韩超说,他无锡软件园曾经向他开出“房租、电费等能免则免,税收等不能免的项目也尽可能优惠”的条件,并表示,如果他的公司入驻无锡软件园,每增加一名员工就补贴1万元的优厚条件。而西安软件园的西安泰为软件公司总经理张为也接到过重庆的“挖角”邀请。
此外,胡万进还告诉记者,根据他对中关村软件园的发展总结和对其他软件园的观察,他发现,目前国内大多数软件园缺乏明确的规划和定位。“软件园需要根据当地产业条件来发展适合的产业环境,聚集适合的企业或业务环节。这才是各地软件园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战略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