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西方弹药收藏者”公司创始人戴维·坎伯兰访谈（上）
- 来源:轻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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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0-26 11:34
记者：您第一次接触枪械大约是在什么时候?
戴夫：大概是在二战末期左右，在我十多岁时我接触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支枪，那是一支0.22英寸口径的42MB步枪，是由莫斯伯格公司生产的，也是该公司生产的、公众可以买到的最后一种步枪。那时我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乡间，那儿是孩子们的天堂，我们带着这种步枪外出，在户外向田鼠和垃圾堆射击。
我父亲还有一支C96毛瑟手枪，枪上有一个很大的附加枪托，但他对枪械知之甚少，也很少用它在野外打猎或射击。而我却对C96十分着迷，觉得它比那支42MB步枪好看多了。在我18岁时，我学习了如何拆装这支手枪，后来我还买过一支斯普林菲尔德活门卡宾枪，又买了一支雷明顿生产的德林杰(Derringer)手枪。虽然没有配用枪弹，无法体验实弹射击的感觉，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些枪械。
记者：您年轻时接触过更复杂的枪械，比如机枪吗?
戴夫：没有接触过，当然更没有接触火炮等重型武器。虽然这些重型武器很有意思，但我那时却没有机会接触到。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参军的呢?
戴夫：1952年，我20岁时在圣迭戈参加美国海军，成为一名舰上电子技师。我曾随船到了越南海防港，1954年中期到年底，我所在舰只作为指挥船遂行了在越南的难民撤离任务。我记得那次行动称为“通向自由行动”，行动的半年时间里，我们撤出了约10万难民。我在海军4年的军旅生涯主要是在西太平洋度过的，1956年我在圣迭戈退役。
记者：听说您在海军服役时还参与了当时美军在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大约是什么时候?
戴夫：那是我们离开日本港，前往越南撤离难民之前。应该是1954年3月，我所在的舰队执行了一项名为“长春藤行动”的任务。当时美国空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无人岛上进行了一系列氢弹空爆、地爆试验，我们全程参与了试验，主要担负通信、联络和观测任务，后来我们又参加了类似的“城堡行动”，这些都有视频资料留存下来。我所在的指挥舰埃斯塔号在行动中作为移动雷达观通站，负责监测试验区海、空情况，而在以往我们主要是在两栖登陆行动中担负联络、控制等任务。当时行动时，整个舰队有600余人并不知道是去执行核试验任务，得到携带连续在海上航行约4～5个月的食物和补给的命令后，最初我们还以为即将返回本土，但最后才被告知目的地是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也就是核试验的所在地。
记者：那么，您在舰上亲眼目睹了核爆的壮观景象?
戴夫：是的，那景象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宏大的场面。我们的舰队在试验时的驻锚地是在附近的埃尼威托克环礁(EniwetokAtoll)，那里除了军队外还有很多参与试验的科学家、工程师，礁上还有一个简易机场。我们在那里停留了10天左右，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岛上除了美丽的热带风光外还有二战时日军的军舰残骸，我们在岛上的海滩游泳、娱乐。在海边游泳时需要特别小心，当时我们下水玩都随身带着M1伽兰德步枪，以防不时出没的鲨鱼。
至于第一次核试验，具体爆炸当量我记不太清了，我一直认为它在1.5～1.6千万吨，但他们说至少有2千万吨。据说，这一系列核试验总共爆炸了约4千万吨当量的氢弹。现在我还记得核爆产生的冲击波以接近音速的速度沿着海面传播时的可怕景象。我在舰上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在舰上的引擎舱工作，那儿在海平面以下，他后来说当冲击波撞击到船壳时他感觉整条船都在摇晃，而且还伴随着巨大的轰响声。舱内的锅炉也开了锅，火焰窜出了燃烧室，大量的蒸汽四处乱窜，冲击波过后巨大的气流从船上的通风口猛烈灌入舱内。自1944年该舰下水服役以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场面，核爆后全舰很快进入了2级紫色警戒，意味着全舰正遭受核攻击。
由于核爆后的放射性尘埃，我们不能再呆在舱外，只能在各自的舱室里呆了30多个小时。后来，我们还得知核爆时有一般日本捕鱼船由于未得到警报进入了放射落尘区域作业，所有船员在随后几天内全部死亡了。
由于岛上没有淡水，海军派了一艘货船用软管为我们运来了淡水，但它也被放射性尘埃污染了，之后它驶回珍珠港进行了后续处理。在返回途中，我还参与了船体的清洗消毒工作，这可是件苦差使，为防止辐射必须要穿上橡胶制的全身防护服。你能想像在赤道附近穿着那玩意有多热吧，我穿着防护服用高压水龙头冲刷船体，防护服里面的温度超过了50℃，每次只能干20分钟左右就赶快换人，每次被换下来后要用淡水冲洗身体几分钟，再用盖格记数器检测全身的辐射剂量。如果剂量超标后，还得忍受高压水龙头的冲洗，直到剂量达标为止。所以，当时每天的晚餐时间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刻，不用再忍受酷热，还能享受冰凉的啤酒和美味的烤肉(笑)。
记者：那您当时被放射尘埃伤害过吗?
戴夫：我很幸运，没受多少辐射。后来我们回到本土，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退伍军人医院接受了全面检查。当时，医务人员首先就问我是否曾目击核爆并暴露在核爆下，我做了肯定回答，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检查。现在我除了有点帕金森氏症之外，身体还好，我认为我没受多少辐射伤害。
记者：您退役之后做了哪些工作?
戴夫；退役之后，我在旧金山开始了平民生活，在那儿我还加入了加州的国民警卫队，供职于炮兵部门，当时在旧金山海湾地区还有4个这样的炮兵单位。国民警卫队的90mm火炮用于防空，使用M-33火控雷达，而我就负责操控雷达。除了防空炮外，此处还有2个奈克防空导弹阵地，其总署设在金门大桥以北的山体上。我在国民警卫队待了一年半，当然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因为要找新工作必须有在国民警卫队服役的经历。
记者：您在韩国工作过?
戴夫：是的。在韩国时，由于陆军缺乏电子操作人员，我被抽调到陆军第7步兵师，驻在汉城大约有14个月。第7师为我配备了一台吉普车，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奔赴各处修理无线电设备，同时也教授陆军士兵正常使用这些电子设备。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看着一台台设备在我手中“起死回生”，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韩国工作之后，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智利的卫星跟踪站工作，地面站建在海拔4000m的高山上，另一个选择是去东南亚的泰国曼谷。我不太习惯在含氧量不足的地方工作，心想曼谷还算
不错，就选择了曼谷。在1950年代，去曼谷也是一趟漫长的旅程，我先坐空军的DC-7超级星座运输机从本土到了珍珠港，然后途径威克岛、日本的立川武野藏空军基地，再南下到马尼拉，最后才到达曼谷。
记者：您到达曼谷时，当时形势怎么样?
戴夫：当地的形势有些紧张，两年后变得更糟。当时我的职责主要是教导泰国军队如何使用各类美援的电子设备。我们住在一个叫洛坤府的泰国南部小城，当地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我经常去那里消遣。在高夫尔球场，我认识了一个当地的绅士，他是个射击爱好者，喜欢收集一些极具个性的物品，比如他有一把加大尺寸的瑞士军刀。除了打高尔夫球外，我们也一起外出打猎。我还记得我用一支夏普斯M1874猎枪猎杀了一头野公牛。
记者：您在泰国时，接触过一些特别的枪械吗?比如一些当时最新的或是古董级的老式机枪。
戴夫：我在一些私人手中看到过这类枪械。我在泰国的几年内与当地的一些枪械供应商有些来往，在他们那里我看到过标准长度的M76温彻斯特步枪，还有一批弹药，弹药外表都雕着花并被镀成金黄色，辅助装弹器也呈金黄色。这些物件的包装木盒也很典雅，其盖子上的铭文为“献给尊贵的殿下，感谢您对美国海军的援助”，落款则是“佩里舰长”，看样子是美国海军专为泰国皇室定制的弹药。后来才知道，一次泰国沿岸发生了台风，美国海军的一艘军舰在此搁浅，在泰国人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困，为表示感谢，舰长佩里特意定做了这支步枪。此外，我还在泰国陆军博物馆里见过一尊大口径的青铜转轮炮，它有炮管、撞针、转膛机构，像一支放大了的转轮枪械，弹巢长度约有0.5m。
记者：在泰国，还遇到过其他什么有趣的事吗?
戴夫：随行的泰国人里，有一个当地的向导也很喜欢摆弄枪械。一次他对我说，希望我看看他的枪械。这是一支我以往从未见过的枪械，它有两根并列枪管，一根是步枪枪管，另一根是24号霰弹枪管。我很想收藏这支枪械，所以请求这个泰国同伴卖给我，他说并不想出售这支枪，只想用它交换我的一支新0.44英寸口径的猎枪。最终，我们交换了。
记者：这种东西在泰国合法吗?
戴夫：那支枪肯定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注册，更没有任何书面证明。而我获得它后也不能合法拥有，这在当时的泰国虽不是什么重罪，但一旦被查验肯定会惹出麻烦。
记者：您在泰国还接触过机枪或其他什么重型武器吗?
戴夫：是的。当时泰国军方在曼谷的军火库内存有很多美制M1型75mm榴弹炮，这些轻型火炮服役时间已久，性能不太稳定，泰国军方虽有很多这种火炮的弹药，却从未实弹射击过。我也曾观看过泰国军队操练这种火炮，并询问了不曾进行实弹射击的具体原因。军方负责人告诉我说，用于驱动火炮制退和使自动机构复位的高压氮气瓶出了问题，他们无法根据说明书对其进行维护。我借了该火炮的使用手册，研读了一个晚上，次日早晨帮他们解决了高压氮气瓶的故障，用这门火炮打了5发炮弹。这种75mm榴弹炮泰国军方还有不少，它和蝎式轻型火炮差不多，采用车辆拖曳，主要用于反坦克。
记者：那您在泰国工作了多久呢?还有哪些枪械令您印象深刻?
戴夫：大约两年吧，期间我没回过一次美国。在泰国我也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武器，比如我见到了一批克虏伯早年生产的50mm火炮，这些火炮的做工非常棒，精致得令人惊叹，我至今还保留了一门编号为1的火炮。此外，还有一些25mm火炮，其中有一门非常少见，它是英制后膛装填火炮，两根炮管并排放置。每根炮管后膛闩处有一个握柄，操作时拉起握柄即可旋转，后膛闩即向两边打开并露出膛室。然后，装入分装式弹丸、发射药和引信。关严炮闩就可以发射了。这种火炮非常少见，后来我把它运回了美国。
回国后，我主要在加州工作，期间也收购了一些火炮和枪械。比如，我买过一些加特林机枪和几支尼泊尔的古董“比拉(Bira)”机枪，它们看起来都很丑、体积也比较大，还买过几支青铜制后膛装填步枪，它们在尺寸上与哈其开斯机枪相似。哈其开斯机枪我也有收藏，但是没有托架和轮子，只得仿制了一套配齐了它。此外，当年我还为日本的皇室军工厂制作了一批8×50mm规格的老式步枪，大约有数百支之多吧，他们主要用于节日庆典。这批枪和毛瑟M98旋转后拉枪机式步枪很相似。
记者：听说您也试着做过泰国政府的生意，拟把阿玛莱特公司的AR10销往泰国?
戴夫：是的，这是一笔差点就做成的生意。其原因并不是AR10不好，而是生产环节出现了问题。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写信告诉我说，获悉泰国政府即将进行招标，为其陆军装备新型单兵轻武器，问我有没有兴趣用当时美国最新的AR10系列步枪参与竞标。那时大约是1959年或1960年，他为我带来一支AR10步枪、两个弹匣和一把配套的刺刀。这支AR10并非美国本土生产，而是由荷兰生产的(《勒访谈录》中曾提及米勒在荷兰帮助这些枪械尽快量产)。与美国工厂生产的AR10相比，它用木制前护手取代了塑料护手，刺刀也做了改良，具有多种功能，像一把大号瑞士军刀。今天看来，当年的这支AR10其实是“苏丹AR10”，即荷兰为苏丹军队定制的AR10步枪。
其后，我向泰国政府和军方递交了申请，同场竞争的还有比利时的FAL步枪。在竞争性试射中，FAL表现得很好，AR10也很不错，但它在操控性上更胜一筹-我们的AR10用单手就能进行射击。此外，为体现AR10的优越性能，我还现场为泰国军方人员演示了枪支对弹药的适应性。我分解了几十发0.308英寸口径枪弹，将其中的发射药倒出了一半，再重新装回弹头。再用两支步枪击发这些半装药的枪弹，结果我们的AR10表现良好，而FAL的故障则多于AR10步枪3倍。
我的演示起到了效果，泰国军方的反应非常好。泰国国防部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整个采购合同包括1万支AR10步枪、配套弹药，大量弹匣、刺刀、其他附件和相关的维护使用培训等，每支AR10的单价约160美元，合同总价值700万美元。但就在快要签合同前，出现了问题。我美国的商业伙伴致电给我，AR10在荷兰的生产出现了问题，我们无法在泰国军方规定的时间内交付，这使我们痛失大单。
记者：那您何时回到美国，并开始了与军械相关的事业?
戴夫：其实，我一直希望从事与枪械有关的生意，我在泰国时就已开始了枪械贸易。最初想要从事枪械贸易的念头是我在本土Mare岛时萌发的，也就是去泰国之前。当时我妻子在当地的一个护士学校进修，我在Mare岛上待了一周，一次外出坐公共汽车时看到一家枪店，它的名字很有趣，叫“老式西方枪店”。我下了车，进去看了看并和店主交了朋友。这个枪店于1952年开业，店主乔治.瑞珀尔是一个柯尔特枪械的狂热爱好者。他的藏品里有一支非常精致、保养得很好的柯尔特生产的龙骑兵转轮手枪。据说存世的同样枪支全世界只有两支，另一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里。当年柯尔特公司生产两支，准备送给俄国沙皇，后来由于要与奥斯曼帝国建交，便将其中一支送给了奥斯曼帝国国王，后来由于战争，几经转手最后到了他的手上。1953年时，还曾有人出价5百万想收藏这支枪，乔治也未同意。
记者：他也收藏机枪吗?
戴夫：他有一支可架在拖曳式枪座上的马克沁MG08机枪，还有一支老旧的柯尔特MkI(也称M1895)机枪-它是勃朗宁为美国海军设计的第一款机枪，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绰号是“土豆挖掘机”。全枪保养得很好，还配有一个当年的皮制外套。此外，他还收藏了一些早年生产的冲锋枪。之后，我去了泰国，回国时乔治写信给我说，他的身体状况糟透了，准备回亚利桑那养老，问我是否有意继续经营他的那家“老式西方枪店”，至于价格也是极其优惠。这家枪店1952年开业，我1961年接手后经营至今，当然在1984年我又把它转让给了我以前的一个经理。
记者：经营枪店后，您是否很快就开始收集那些不常见的枪械?
戴夫：当然，如果不这样，那我的经营就没有了特色。在经营过程中，我收购到了一批25mm哈其开斯重机枪和25mm皮托(Puteaux)重型反坦克步枪，以及两桶它们的配用枪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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