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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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09-12-08 10:42
  他又来到了焦书记的办公室。焦书记连坐都没让他坐,说:“你还好意思来找我呀?”他说:“你是我们老百姓的好父母官,我们老百姓有难不找你找谁呀?”焦书记满脸阴云,只用鼻子哼了一声:“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我已经了解了你,你还想利用我对农民的感情和对农民是最纯朴、最实在的人的认识,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吗?你差点就把我利用了,我的干部差点就被冤枉了。”他说:“焦书记你要相信我,我确实没有诬告他们,他们确实打了我。”焦书记一听火了,把桌子一拍:“你身上的辣椒是他们打你时用的酷刑吗?你是不是要说你进的派出所不是共产党的专政机关,而是国民党的渣滓洞?没追究你的诬告行为已经是对你手下留情了,你还敢胡闹,真是无法无天。我不想再听你说了,你的话我一句都不信,你给我走。”他还想解释,焦书记喊来了秘书把他推了出来。他不肯离开,跟秘书厮巴了起来,吵闹声引来了几个秘书很快将他摁在了墙角动弹不得。秘书教训他说:“这是县委机关,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要再闹就把你交派出所。”他说:“我闹什么了,人民政府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地方,我来反映问题,没人管反而说我闹,你们还是人民政府吗?”秘书们说:“你也算人民?”“算人民也是刁民!”“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争先恐后地教训了他半天,一松手歇过气来的他又要往书记办公室冲,几个秘书又上来费了好半天的劲才制住了他。身体动弹不了,嘴里又喊又骂,把半个楼的人都惊动来了。秘书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一看警察浑身一哆嗦,立即抽上了羊角疯,警察就不敢动了。秘书打电话又叫来了120,他被拉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他就不抽了,起身要走,医生说你不能走,要走得领导同意。他说:“不走你们养活我呀?”扒了开拦路的医生硬闯了出去。

  他走在县城的大道上觉得很窝火,本来自己重施辣椒计,目的是想增加上访的效果,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把事情搞砸了,不但没搞成人家,现在自己的形象在领导心目中无疑成了刁民,要想告成简直是难于登天了。事实上他想得过于简单了,他第一次告的对象是土了巴唧的乡长,而这次告的却是侦查和反侦查都是专业的警察,兵书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没考虑透对手的能力、水平、专业、权力、社会影响的结果必然是失败。他推想:公安局长在第一时间便得到了“情报”,他的第一反应是责问手下人“干活不妙,拉拉一道”。手下人很是委屈,说我们的活干得绝对干净。局长反复追问手下的人真的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留下?手下人都快哭出来了,再三表示绝对没留下把柄。局长吩咐马上撒下人马,把他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查明白了,要不老大非扒了咱们的皮。警察一听事态严重,立即行动,他们认起真来也不是吃干饭的,他的伪装很快被扒掉了。手握真凭实据的公安局长一边向焦书记检讨一边一个个展开自己的证据,其结果是书记的脸由红变青,由青变紫,他蒯文学被书记赶出来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古今中外的成功者无不是不服输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的驾驭都符合那句时髦的词:不服输,不放弃!蒯文学如果不是与生俱来地具备这样的素质,他就不会成就为一代著名“上将”。他说要成为非凡之人必须要想别人之不敢想,为别人之不敢为。他自我陶醉的赖以成名的上访“方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发展、成熟的。

  法一:悲情。以弱、以悲感人,博得人的同情。他要见市长,门卫自然有多种理由不让进见,他把上衣一扒,裸露着青一块红一块的身子,手里举着一块纸箱板做的,上面写着“警察逼供百姓蒙冤,官官相护乞盼青天”的大牌子,早八点,午十一点半,晚五点机关上下班时间跪在市委市政府门口,只一天就让市长和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亲自接见,市长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亲自给他穿上。

  法二:歌颂。歌颂党保持上访的政治方向,歌颂领导激发其为你办事的热情。由市长亲点、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亲自督办、由市公安局纪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的调查组到山河县折腾了半个月,可以说是轰轰烈烈而来,杀猪不吹气蔫退了。调查组一撤,村长老婆就来刺激他,他上访的意念就膨胀得令他难以安生。他又来到了市政府大门口,打出的牌子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市长,一心为民敢比青天,可恨地方官官官相护,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骗清官。”他还发挥自己早年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培养锻炼的表演才能,把这些事编成快板,连说带唱,引来不少路人观看,堵塞了市政府正门的交通,办公厅紧急通知上班的干部不准围观和走正门,一律绕道从侧门进入。保卫处动用了警察才将围观的群众驱散。这一切自然有人反映到市长和副市长处。市长听了微微一笑:“这人还有点艺术细胞嘛。”副市长听了立即打电话给调查组长,责成他必须深入调查,不管结论如何必须是真实情况,否则对市长没法交代,告诉他一定把事实查清楚,不查清你别回来。并亲自打电话让山河县派人立即将人接回,妥善做好劝解工作。调查组一加劲问题立马查明:四名警察本想为了不留证据给“刁民”,在他屁股上分别踢了一脚两脚不等,但都不承认是局长指使的。于是打伤村长家猪的案子被推翻,四名警察和所长被免职,全部调离执法一线,以观后效半年,说白了就是给他们留下个吃饭的活口。这也是他们不能咬出局长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是局长确实没有让他们打人,连教训的话都没说,是他们为了讨好局长想快点结案惹的祸,他们不敢乱说。这也是作为陆局长高明的地方。重新录口供双方各执一词,只好暂时放下。蒯文学做出通情达理的姿态表示同意,也表示感谢,并亲自做了一面锦旗,上书:“市长是人民的包青天”,一路举着送到了市政府,市长不接受,他把它挂在了市政府自动门的扎枪头上,还冲政府门口作了三个揖才转身离开。自然有人会将旗收起并放到了有关部门荣誉室的显要处,市长不让挂,人家说:“这是老百姓对人民政府的一片心。”市长勉强同意了。

  法三:死缠。死缠烂打,咬住一头不放,让其不胜其烦。村长和村长的老婆这回彻底蔫了,平时在村子里走个对面碰,把头一低绕开老远,蒯文学则把腰挺得老直,头昂得老高,觉得自己就是凯旋的将军。蒯文学想见好就收就此作罢,但是在上海的老婆来信问他有没有钱,说她的厂子快破产了,每月只发基本工资的一半,儿子的学费却天天见涨。他一掏腰包发现里面除了厚厚的车船旅店票子外只有九百六十元钱了,其中七百元是刚退回来的猪的赔偿款和派出所罚款。他把这些票子捋直了,找张纸一拢发现自己这次上访竟然花了两千四百多,再加上吃的喝的,加到一起近四千,他的头一下子大得快要炸了,赢了官司的喜悦一下子变成了痛心疾首,那是他一分一毛积攒了半辈子的血汗钱,他能不心疼吗?更何况这些钱如果不花可能就成为儿子的学费。儿子女儿学习一直很棒,她每次来信都说儿子女儿又进步了,要是因此耽误了儿子女儿的学习,他就是罪孽深重,这还了得吗?他骂自己为什么非得要跟人家争个高低上下,赢了官司失去了钱,最终亏的还是自己。但蒯“上将”绝非等闲之辈,其表现之一就是能很快从烦、乱、痛、恼、恨、喜、悲之中让自己冷静下来,并寻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的推理是:这些钱是干什么花的?上访。上访是为了什么?村长说他打坏了他们家的猪,警察又打了他,制造了冤假错案。既然他得到了平冤昭雪,那么这个钱就应该由输了的一方承担,法院打官司也一样,谁输了官司要承担诉讼费的,大道小理,这个钱理应由他们出而不应该让自己的钱受过。他先找到了村长,他认为村长最应该出,因为警察打他是因为局长,局长是因为高书记,高书记是因为村长。村长说你能,我服你,把我家猪打伤了铁板上钉钉的事都让你大白天说瞎话,愣给说成没有了。你能耐,这个跟头我认栽。但是上有天下有地,你自己造没造孽你自己知道,老天也知道。蒯文学说你整这个还有意思吗?你整我的时候下的死手还轻啊?连老娘们儿都上了,天天堵在我门口骂阵,你就说这钱你出不出吧?村长说这个钱你让我出我就出啊?你以为你是谁呀?

  他找高书记,高书记表面很客气,让他坐下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是很烦对方又无可奈何时才有的。高书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事我也很同情,但财务方面的事上面是有严格规定的,一点也不能错格,否则纪委是要查的。据我所知目前的制度里没有一条说上访要从乡里给报销的,所以是万万不成的,我还跟你说,找到哪也不能给上访人员报销路费饭费。

  他又来到了市里。市信访办的人拦着不让见市长,还吓唬他说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上访路费纯属无理纠缠,再闹就按有关规定把你抓起来。他的脑筋极快,说我告他们问题没查透,公安局长是打我的指使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信访办的同志说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有证据证明他指使人打你,你有证据吗?他说我一个老百姓要有证据还找你们这些当官的干啥?就算退一步说没有证据,定不了他的罪,他的下属刑讯逼供他做领导的没有责任?信访办的人没话说了,索性不理他,把他晾到一边。一会山河县就来人,与其说是劝不如说是押着他回山河。第二天他还来,一会上信访办,一会上市政府门口吵着闹着要见市长,见着市长的车一过来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吓得市长的司机脸都白了。如此这般终于等来市长的秘书。秘书告诉他你的事市长已经给你们焦书记亲自挂了电话,让你回去找焦书记想办法解决。

  法四:借势。有势借之,无势造之,因势利导,乘势而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之上策。焦书记的秘书让他等一会儿,说书记正在跟客商谈投资的事,他等了半天总算见到了焦书记,他很客气地问候焦书记好,反复说要不是市长非让找您我也不会给书记您添这份乱,您工作这么忙,市长还非让我找您,说别人解决不了,别人解决他不放心。焦书记说市长有话,这事我一定办好,但你也要理解,上访的路费问题实在是不能报,全县这种情况有几百个,给你报了全得炸窝。我跟你们乡的书记说了,从别的地方先给你解决一部分,你也体谅体谅我的难处。他说高书记对我有成见不可能给我解决。焦书记当着他的面给高书记打电话,显然高书记对这个事不情愿,焦书记说你别跟这磨唧了,这是市长的意思。

  高书记不愿意给钱,见他进来待搭不理的,摆明了想晾一晾他。他说高书记你别这样,我也不愿意找你,市长让我找焦书记,焦书记让我找你,我说你这个人记仇不肯痛快办,他说他亲自给你打电话,我才来找你的。我还那句话,你办不办给个痛快话,要办你就快点,不办我找市长去。高书记说你这个人挺狂啊,上访还有理了咋的?他说你这回算说对了,上访就是有理,没理我能斗得过你们这些当官的吗?没理市长能让你给我报路费吗?我也跟你费不着这么多唾沫星子,你就说到底行不行吧?气得高书记嘴唇发青,手指抖得连笔都握不住,啪的一声掉到了桌子上,喊道:“你,你纯属刁民。”他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样子说:“对付你们这些狗官,还就得我们这些刁民,上帝就这么公平,造出个周瑜就得生出个诸葛亮来,要不然就失去和谐了。”高书记真的蒙了:“你敢骂我是狗官?”蒯文学说:“这可怨不得我,是你先骂我刁民的,用不用我跟你去问问焦书记,共产党的官员兴不兴骂老百姓是刁民?”高书记实在是没嗑唠了,像是见了麻疯病人似的让人赶紧领他去经管站长那儿取钱。经管站长是个女的,见了他一个劲问他跟市长是什么关系,也许在她看来不是特殊关系一个市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为老百姓又平了冤又给钱的。他似乎是想说又不想露底地说:“也没啥,就是孩子他舅在上海管着一个大公司,具体是什么我也整不明白,市长去招商引资,也就是认识,没啥。”人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女人的想象力更是发达,“啊。”女站长像是终于明白了。她这一啊在“蒯上访”的心里激起了万千涟漪,他觉得这个女人不但比屯子里的女人腰身迷人,一对大奶子更是诱人,脸盘圆润。女站长让他在一张纸上签字,随手取出一捆钱查了二十张扔到他手上,说:“你可以走了。”蒯文学像是被她施了魔法的木偶听话地走了出去,游魂般出了政府大门,小风一吹激灵灵打个冷战,他的七魂八魄才回到身体里,他一看手里的钱觉得厚度不够,一点果然才二千,比他花的钱少了一大半,是自己弄掉在路上了,还是让那个令他失魂落魄的女人趁他灵魂出窍时匿了去,难道她是专门变成漂亮女人迷惑男人的狐狸精?要不自己一见她怎么就能迷糊呢?清醒了的他觉得钱比女色更重要,他必须找回来,因为这关系到他儿子的未来,在他看来他这辈子只能这样了,儿子是他的希望,他的一切未尽追求只有儿子能为他完成,现实的儿子和虚无缥缈的狐狸精之间他必须选择儿子。他必须找她问个明白。女站长说:“你行了,见好就收吧,我见过这么多上访的,就你吧,要不是市长能给你钱?这不是报销路费,是从困难户补助金里硬挤出来的,你一个占好几户的呢。再说了你在我这儿磨也没一点用,领导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让我给多少我就给多少。”他再次找到高书记,高书记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领导的意思,要你就拿着,不要你把钱放这,你找谁我也管不了,反正乡里一分钱也没有。他说市长让找你的。他这么一说高书记果然软了下来,说不是市长有话这两千块钱还没有呢,其他的以后再说,乡里有钱我一定想着你。

  蒯文学想到手的钱先拿着再说,余下的以后再要,自己有理还有票据在手还怕他们不认账?他先来到邮局给老婆邮钱,他把钱全掏了出来,又一想一下子全邮去了,过两天他们再要钱自己拿不出钱来,时间长了他们对自己的心一定会冷的,要细水长流,这样他们娘仨在心里才总念着他。与他们分开后他最担心的还是儿子与自己的关系淡化,将来儿子不认他这个屯子的爹。他取出一千元邮走了,将另一千元钱揣好直奔小酒馆,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炒豆牙,半斤小烧,自己给自己摆了一顿庆功宴。

  太阳的余晖把玉米缨染得通红通红,像给大地罩上了红纱巾,正在成熟的玉米散发出的芳香沁人心脾,走在静寂的毛毛道上让他本来就不错的心情更加惬意,再有半斤小酒助兴,他又哼起了:“今日痛饮庆功酒……”

  刘老实埋着头蹲在蒯文学门口睡着了,鸟蒙眼时节蒯文学才回来,开门时碰到他的腿他嗷的一声猛地站了起来,蒯文学纵有半斤小酒壮胆也被吓得“妈呀”一声一跳老高。两个人各捂胸口,同时发问:“你,你是谁?”当搞清了对方的身份后又开始不住埋怨对方把自己吓死了。

  蒯文学说你撒癔症呢,黑灯瞎火的不睡觉像个没家狗似的蹲在我家门口干什么?该不是踅摸哪家老娘们儿呢吧?刘老实一脸的苦笑说看大哥说的,我哪是那样的人啊。这不有难了来求你的嘛。

  刘老实两口子都老实巴交的斗大字不识一筐头子,生个姑娘却是冰雪聪明,从小学到初中回回学校考试都是第一名,而且特别懂事,想到家里经济困难初中毕业主动要求考师范。那年县教育局分配给他们学校一个中等师范名额,毕业就直接分配当老师。回回都第一的孩子这次却出人意料地考了个第二,考第一的居然是平时成绩也不错但照她差一大节子的乡里高书记的女儿。高书记的女儿考试时打了小抄,监考老师不管,早就传开了,但超过她却令包括学校老师在内的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他们家并没有多想,只叹自己没当公家人的命。孩子只不高兴了几天就又背上书包到高中上学去了。这事过去了半年,一天孩子高中同学对她说,她从在教育局工作的父亲那里听说他们乡考师范有一个尖子生让书记的女儿给顶了,问她是不是你?孩子不相信,说这次考试是县里统一组织的,怎么可能呢?她同学说考试分你比她多二十八分,那个人有个县级三好学生证,一个证加三十分,总分就比你高二分。孩子说不能啊,她连学校的三好学生都没当过怎么可能是县级三好学生呢。同学告诉她说是高书记在教育局找人给办的。孩子哭着喊着回到家,他领着孩子找高书记评理高书记不承认,还把他们赶了出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开始了上访,县里、市里、省里都去了,都说管但一年多了什么结论也没有,这不听说你把高书记和公安局长、县委书记都告服了,我这才来找你了,你不看我们两口子,看在你大侄女分儿上可无论如何得帮我们一把。

  蒯文学一拍胸脯,你高度放心,有我在就不能让孩子吃这个亏。刘老实问你有法儿?蒯文学说,你造的声势小。刘老实说我都找到省里了,还小?蒯文学说你得分啥事,这事闹得越大越好,明天我跟你上北京,咱们告御状。刘老实还要跟他说,蒯文学的酒劲上来了,眼皮直打架,他撵刘老实,你这人真磨唧,我不说了嘛,这事我包了。说完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刚冒出头来刘老实就叮上门来了,他的觉也醒了酒也醒了,不住地拍打着脑门:“你看我这酒喝的,你看我这酒喝的。”就是不提上北京告御状的事。他一醒就后悔昨天喝点小酒把牛皮吹大了,上市里的罪他都遭够了,上北京告御状,那是容易的事?他想打退堂鼓。刘老实急了,他叔啊,昨个我回去跟家里人一说她们娘儿俩都哭了,你要不帮我这个忙我们一家三口都活不成了。蒯文学说不是我不去,你看我要是走了这家里扔得坯儿片儿的不说,庄稼地也没人照料。刘老实说我跟我家你弟妹都商量好了,我们不白用你,你上北京的费用都由我出,另外只要办成了每天我再给你出二十元钱旅差补助,为了给孩子找回这个铁饭碗倾家荡产我豁出来了,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帮我办成了。蒯文学说我昨天不说了吗,知道吗,市长叫我啥“上将”,还有我访不明白的事告不赢的状?他随口这么一吹“上将”的外号就这么叫了出去。

  他到北京时天都黑了,当晚他在国家信访局不远处的“上访胡同”住了下来,整个胡同都是专供上访人租住的小旅馆,这种旅馆价格便宜,更主要是离信访局近,方便。在这里住还有一个好处,这里住的人都是上访的,有的人举家都来,最长的住了都半年了,有的今天回去明天再来,跟这里的店主、房客都是老相识了,这些人同病相怜,有什么事彼此之间多少都有个照应,还能增长一些上访的学问。

  这些人吃完饭没啥事都在楼下打连连。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人群中不断找人搭讪,却没人理他,刚来正卖呆儿的蒯文学也正无聊,两人一搭话就黏糊上了,没多大一会把自己形容成“见义勇为”的蒯文学,把一切都告诉了对方。“眼镜”刚走,一个好心的大嫂就凑了过来:“大哥你是初访吧?”蒯文学说:“我头一次来北京上访。”大嫂神秘地说:“以后见到不熟悉的,或者瞧着像探子的一律少搭理。”他不解地问:“咋的,咱上访还怕人知道?”大嫂的先生走了过来拍着他的肩说:“为了防止进京上访,各省都派人到北京接访,经常有人装成上访的人或者装出同情的样子跟你套话。”

  第二天天还没亮,“上访胡同”就骚动起来了,他以为出了什么事,从屋里探出头,正好看见昨天那个大嫂,他问:“这么早你们忙三迭四的去干什么呀?”大嫂边系着扣边急匆匆地向外走:“你也麻利点吧,去晚了排不上队。”他连脸都没顾上洗,随着人流来到了信访接待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里早已排了长长的队。他发现了排在队里的那位大嫂夫妇,他靠上去想套套近乎夹个塞:“你们俩人去一个得了呗,让一个位置给我行不?”大嫂说:“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可我们也排了一大早的队了,不能白排啊,要的话二十元一个号。”他诧异地问:“排队还要钱?”大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是经济社会,干什么都讲究价值,再说了,我们都访好几年了,家里的地全让村长给分了,一点进项没有,不靠这个我们靠什么活到上访胜利的那一天?”

  他中午也没吃上饭总算在下午三点半轮到了自己,他填了一张表,把自己的上访信留下,简单跟接访的人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诉求,他问什么时候能有结果,人家说调查清楚了就告诉你,接着就喊叫下一个,他没办法只能出来了。自己花了二十元钱,又排了小一天的队,两顿没吃上饭,饿得眼冒金星,整个办事过程还不到十分钟,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也说不明白是因为什么原因,似乎也有饿、累、困的缘故,又似乎不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处准备打点行装回府,四个操着本省口音的人随后跟了进来,很显然这些人是尾随他来的。来人说是省里的干部要带他去办事处住,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大嫂夫妇的话,心里暗骂那个“眼镜”真不是人揍,十足的狗特务。他说我哪也不去,来人说在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说着不由分说架起他扔到外面的车里拉走了,也不管他连挣带骂,甚至把那个干部的手都弄出血了他们也不生气。

  他被带到省里驻京城办事处的当天晚上,乡长和县信访办的领导就坐飞机赶到了北京,把他从办事处接出来连夜往回赶。办事处的人说今晚的火车票买不到了,说到省城的飞机票还有一班打二点五折问他们走不走,乡长一算说比坐火车还便宜当然坐了。他们就坐飞机返回了省城。这是蒯文学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到了省城换乘火车,乡长买了卧铺票,坐卧铺对蒯文学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回到家刘老实就赶来了,问他怎么样?他说:“我这次让国家领导都知道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就等着吧。”刘老实问:“真的。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呢?”刘老实本来说的是你这么快回来了,事是不是没办?给他拿的路费剩下多少?又觉得人家刚回来就提这个有点说不出口。蒯文学只猜对了一半,以为刘老实怀疑他没给他办事呢,忙说:“是县领导和乡长亲自接我回来的,我不愿意回来说要在北京等消息,中央领导说让我放心,县领导怕了,给我买了飞机票飞回省城,又给我买了卧铺票我睡了一宿好觉就到家了,没告赢,会有这待遇?你上访这些回哪回有这好事?”刘老实有些着急:“咱可没说坐飞机呀,那得多贵呀?”蒯文学说:“这个不用你担心,钱政府给我掏了,不过你也得按火车票给我计算,我们可是大葱炒鸡蛋有言(盐)在先(鲜),我省下来多少是我的事。”第二天全国的各大网站和一些报纸相继登载了文章《乡干部弄权作假女儿顶替别人上师范,仗义农民不畏强权进京告状盼申冤》。一石击起千重浪,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网站上到处都是一片声讨声,更是忙坏了各级,吓坏了作假的官员,省市相继作出批示要求严查。不久问题查清了,高书记和县教委的四名干部相继被撤职。刘老实的女儿被安排上了师范,蒯“上将”的大名也被刘老实传扬了开来。蒯文学对别人说这次声势浩大的媒体声讨,是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自己的声情并茂打动的编辑。又过了半个月,蒯文学正在地里铲地,村书记来叫他说县上宣传部的人带记者来要见他。他回村一看,是在北京时跟他聊过天,他还骂过的“眼镜”,原来他是一个记者,这次是来做连续报道的。蒯文学说你小子知道吗,我骂了你半个月的娘。

  七暗箭伤人

  法五:无畏。冲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能豁出一身剐,才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跟别人解释说这些年我告的人十有八九都是当官的,有的人威胁要收拾我,我为此还被捉进了监狱,我都没怕过,胆小的人干不了上访,上至北京、省市县乡,哪儿我都敢去,从村官到县太爷都被我告倒过,这些人之所以敢作恶有一点起码可以肯定:都不白给。

  法六:装傻。不利之理不理,不利之法不法,糊、蛮二字就在其中。乔树立刚刚当山河乡党委书记,空出的位置县委研究让副书记李卫光接任,公示期间蒯文学到组织部举报了李卫光十大罪状。干部监督科长丰产带队星夜前来调查,乔树立不敢怠慢亲自陪同。他们来到了蒯文学的家,蒯文学一听他们是来调查案件的,双手捂着胸口整个人眼看着就不行了。把不太了解蒯文学底细的丰产脸都吓白了。乔树立赶紧掏他的口袋,里面是速效救心丸,蒯文学吃了几粒,又长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人又重新有了活力。他坐到桌子前,从那个他上访时不离身的包里取出一沓材料,义愤填膺地一桩桩一件件数落起李卫光“罄竹难书”的罪行,把丰科长的脸都气绿了,他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把李卫光拿下以大快民心。待他说完了乔树立说:“丰科长他们工作都已经完事了,现在我们说的跟你上访没什么关系了。老哥你给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要告李书记呢?”蒯文学说:“父母官的好坏关系到党的事业,关系到老百姓奔小康,我当然是对党的事业、对全乡两万多老百姓负责了。”乔树立乐了:“别跟我这整事了,你是明白人,我也不傻,咱也别在这儿兜圈子了行不?”蒯文学也乐了:“我上次找他报我上访的路费钱,他骂我是无赖,你们说说欠人钱不还,还骂别人是无赖,这样的官还能提升吗?”乔树立说:“你是不是还想要上访的路费啊?你说句良心话,这几年乡里给你多少钱了?四万都有了吧?你那四千块钱路费就是母的,生的钱也差不多了吧?”蒯文学说:“你们给我的是困难补助,我要的是路费,桥归桥路归路,一码是一码。”乔树立说:“你觉得这么说话对吗?哪次给你钱时不是说上访的路费不能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给你,你也同意的。”蒯文学说:“我们老百姓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有一点我懂,路费票子在我手里,没报是事实,我官司打赢了,路费不能不给我。”乔树立说:“那你为什么非得告李书记呢,我的官不是比他大吗?”蒯文学说:“老百姓都说你是好官,浑身上下除了屁眼没疤了,我告你不是作的紧死得快吗?别人就不一样了,现在当官的,有几个经得住查?哪个不怕告?”

  八一访成名

  公安局政委跟乔树立汇报说他在街上碰到了老局长陆君,陆君说自己保外就医出来半个月了。别的什么也没说就放下了电话。乔树立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跟蒯文学最有仇的,最想让他死的人当然非陆君莫属。

  陆君的小舅子被蒯文学告下台后,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到处找机会收拾他,但蒯文学精着呢,和熊寡妇的事都摁到床上了,还是让他给溜过去了,但工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天终于等来了。

  鼎盛时期的蒯“上将”手下聚集了十几员大将,遍布县内县外,承办了几乎所有民告官的案件,弄得山河县大大小小的官员人人“自危”,整个官场真可以称得上清如水明如镜,一分钱礼没送乔树立就当上了副县长,两年后又当上了副书记。他的一个同学,在学校时就瞧不上他,现在当一个小学校长更是不服气,说他:“要不是外县的干部宁可不提也不来一点油水都不好沾的山河,就你那两把刷子能当上县太爷?”

  这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县乡的领导大会念小会学,叨咕了一年,谁也没感觉出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直到有一天近千农民集体出现在了市委的门口,官员们才在蒯文学的嘴里知道这个文件中有这么一句话,才真正知道这句话是干啥的。这个事开始时只有个别村的个别人上访提出乡村收统筹提留款太多,老百姓交不起。乔树立组织召开了两个会想把农民的提留减下来,也跟焦书记汇报过两次,可是这些乡镇干部都不干,说收少了打不开点,焦书记还认为民不反贫而反不公,他规定全县统一每亩地都收九十七元。这样一来农民都不找乡镇了,把矛头直接指向县里,来县里讨说法的农民络绎不绝,搅得县委大院整天跟唱小戏似的,闹哄哄的连办公都成问题。焦书记大为恼火,指示公安局把扰乱机关的人强制带离,公安人员一动手老百姓以为他们要抓人,双方由扭扯发展到厮打,警察人少一点也占不到便宜,倒是老百姓一方依靠人多势众占了上风。公安局长陆君急调县城警力增援,双方仍然不分伯仲,他又命令全县的干警紧急驰援,尽管干警在总数上仍占下风,但毕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又是有组织的行动,老百姓的队伍与之相比可以说是一盘散沙,本来就十个也抵不上一个,占了上风时还可,一旦见真有人被公安塞进了警车,便兵败如山倒,人人自保,纷纷做起鸟兽散,落在后面的百余人都作为闹事者被关进了公安局。

  陆君第一时间把处置情况向焦书记作了汇报,焦书记第一句话就问抓起的人里有没有“上将”?陆君说我也想到了,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他,他根本没来现场。焦书记说这次事肯定跟他有关,没抓到他麻烦就大了,擒贼擒王,你抓一百个人也不如把他一个人控制住管用。陆君说那我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焦书记说你怎么老这么没脑子,你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他是那么好抓的吗?上次那个事你没长记性啊?陆君说我听书记的。焦书记说第一你马上派最有经验的侦察员把他给我监视起来,绝对不能让他脱离视线,他一有行动,第一时间必须向我汇报。第二,你马上组织对抓起来的人进行突审,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查明他参与并组织了这次冲击政府、扰乱机关办公秩序的问题,一旦掌握了证据立即采取行动。下午两点侦察人员报告说蒯文学上了汽车站,可能要走,陆君慌忙打电话询问查到蒯文学的证据没有,得到的消息令他欣喜若狂,所有人在“交代了幕后主使者立即放你”的政策攻势下,都承认自己上访不对,还说向他们齐了钱,请蒯文学进京上访,蒯文学让他们跟着上县里把事闹大,策应他上北京上访。顺着杆一捋,蒯文学组织、策划“闹事”,“骗取农民钱财”的问题便板上钉钉了。陆君一声令下,六名全局身手最好的抓捕能手一拥而上,蒯文学瞬间就被摁到地上戴上了手铐,塞进了公安局的车里。在事实面前蒯文学承认是他给群众出的招,也承认拿了他们的钱,他刚要解释说那钱是给我替他们上访的路费,还想理直气壮地说明我替他们干事总不能让我搭钱吧?人家根本不让他说话,让他立即画押,他不画,三四个人上来摁住他,抓起他的手“帮助”他摁上了手印。陆君激动得手哆哆嗦嗦地把审讯记录递给了书记,焦书记举着它对陪同的政法委书记和检法两长说:这件事影响恶劣,一定要从全县稳定的大局出发,快查快结,严查重处,让我们县有一个良好的安定的发展环境。

  蒯文学在监狱里整整呆了一年。回到家的蒯文学白天生产,晚上老早就关门闭户熄灯睡觉,整天一声不吭,几乎就不与外界来往,消息传到乡上、县上,领导们都说他这回学乖了。

  日子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一年,焦书记得到确切消息要提拔到市畜牧局任局长,他的一些心腹爱将纷纷来诉苦,说跟他干了这么多年,得罪了不少人,担心书记一走自己“小命不保”,还有一些跟他有渊源的男女也都找上门来,明里暗里提醒他走前得杀猪还愿,对他们有个交代。他也明白自己得对他们有个交代,何况自己马上要走了,都知道安排干部是个妙不可言的好事,这个时候再不安排人这好事岂不白白给了别人?他交给组织部长一份长长的名单,让他立即组织考核。组织部连夜派出考核组,马不停蹄地跑了一个星期,向书记会提出了组织推荐的拟提拔干部名单,几位副书记有的正在忙活接书记的班,有的则准备有空位置往前串动串动,这个时候焦书记是最关键的人物,谁还能提出异议?书记会一通过一切事情都好办,常委们更是跟着书记们举手,常委会一致通过了一百二十名干部的任职决定,其中提职五十二名,串动到重要位置的二十六名,其他人员进行了交流。此件第二天一早便由组织部上报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干部调配处长说组织部长上省里开会了,三天后回来,让他们三天后再来,然后再向社会公布。

  陆君晚上请焦书记吃饭,他的理由是过两天书记的调令一下,溜须拍马的人太多,自己不跟他们争宠。焦书记说行了吧,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告诉你吧,你的事我都给你跑好了,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椅子马上就是你的了。你老兄是该好好酬劳酬劳我了。陆君说那是当然,“天人合一”,再把赵局给你请上,你看怎么样?焦书记会心地笑了:“好啊,你是不是也把文丽主任带上啊,我这儿快乐你也不能痛苦不是吗?”赵局,名叫赵雅芳,原是县剧团的独唱演员,自打结识了焦书记后五年迈出了三大步,先是当上了剧团副团长,然后是文体局副局长,一年前由文体局调任公安局副局长,级别由副科提升为正科,一天警察没当过直接进了二督。文丽是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和陆君关系可谓路人皆知,以至到了不避人的程度。说来也怪,自从两个人不再刻意否认情人关系后,人们的议论兴趣居然没了。有一次局长夫人打上了单位,非要找小妖精算账。人家文丽毕竟是警花,正规的警校毕业生,果然非同一般,面对着杀气腾腾的局长夫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坐在椅子上连动都没动,说:“你嚷什么啊?要是容忍不了你就离婚,我到现在还没结婚你也知道,你今天早晨离了,晚上我就搬过去跟他过。我还没跟你抢呢,你倒来找我来了!你想咋的?跑这儿干啥来了?不想让老陆当这局长了你就闹!”把局长夫人治得没嗑了,没兴没趣地退了。两对男女之间经常在一起彼此行方便自然也不避讳,边喝边唱,笑闹够了回到各自房间洗上一把风光旖旎的鸳鸯浴,风雨过后交颈而眠,好不风流快活。

  第二天一早,两人先后接到了县组织部长的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一早去市委组织部。有道是组织部栽花,纪检委挑刺。组织部谈话升官,纪检委谈话“双规”。四人都很高兴,赵局长说自己的左眼跳,文丽也说自己这两天左眼就老跳,左眼跳好,右眼跳孬,看来是好运到了。两个男人在各自的宝贝脸上认真地亲了一口,四个人早早吃了点早餐,两个女人回单位上班,两个男人开着自己的车高高兴兴地赶往市委组织部,去迎接他们的好消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到市委组织部迎接他们的不是组织部的领导,而是纪检委主管案件的副书记和纪委的四名干部……当天下午县里就知道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被“双规”了,也知道了把他们送进去的人是蒯“上将”。原来这一年多蒯文学一点也没闲着,竟然用录相机把出入局长、书记家的人拍下不说,还把领导夫人每次上银行存款也都收录其中,他们与情人约会这种背人的事也录了个一清二楚。蒯文学亲自把这些录像剪辑拍到了原来的市长、现在的市委书记郑宏远的桌上,郑宏远看完立即请来了市纪委书记,决定这边谈话,那边派人去银行调查,当天下午就正式宣布对二人实施“双规。”

  原来蒯文学在监狱里也没吃着亏,由于他有文艺天赋被监狱选进了文艺宣传队,同在文艺队的一个狱友进来前私开了一家侦探公司,因为非法使用针孔录像设备、窃取他人隐私被判了一年,两人一同被选进了宣传队。这小子闲着无聊总跟他们讲自己如何化装侦察,那些大官的夫人、大老板的太太,如何一掷千金请他去打探二奶、情人、小秘的情况,自己如何巧妙地调查、照相、录像等等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技能、聪明的智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蒯文学暗暗地把这一切记在了心里,从里面出来后他首先请那小子帮自己搞来了一个针孔摄像机,开始了收集“仇人”证据的侦察活动。

  焦书记被判了二十年,陆君被判了十年。

  从此,山河县开始了蒯“上将”时代。每逢年节,各级领导首先想到的是要去“拜见”他,否则他一定要上访,就连抗战时期的老干部都羡慕。一有干部多吃多占蒯文学肯定让他吃多少退多少。老百姓有冤屈第一想到的是找“上将”讨个主意,想打官司必定请“上将”出马。官员们想干点偷鸡摸狗的事,一想到蒯“上将”只好眼巴巴地放弃了念头。县委、乡党委用干部刚开完党委会决定下来,只要看见“上将”一露面这个决定肯定得有变动。除了“上将”以外,这个时期人们还叫他“业余组织部长”。蒯文学不但政治头脑异乎寻常地发达,经济头脑也同样出色,他首先购置了一个电脑,一方面查找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材料,打印上访信,另一方面他还把自己的“上访六法”和领导电话、小车号、各级信访办的地址打印成小册子,一本二十页纸竟然卖到了十元钱,他说这是知识的价值,就这有时还供不应求得托人来搞,就连北京上海的访友也纷纷来人来信高价求购,据说他的四间大房和那阔气的大院套就是他卖资料所得。他还参照律师的做法,对来咨询的和让他代理上访的实行有偿服务,他管这叫“以访养访”,“上访经济”。更有意思的是还对有困难不能上访的人实行“上访援助”,他把上访“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每年工作之余还去上海休假探亲一次。儿子在一家大公司任高管工资高待遇好,对他这个农民的老爹很是孝心,每次来北京以北出差都要回家乡看看他,儿媳妇虽说是南方人,可也不错,总张罗让他和老伴生活在一起。他不愿意去上海,老伴说你爹天生就是离不开土垅沟的命,等孙子上了高中不用我照看了我也回村子里住,那里的空气比上海清新。他回到村里跟熊寡妇明铺暗盖,妻情妾意,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九上将之死

  折腾了一个星期,蒯“上将”的死因查清了:外力撞击头部,导致脑血管大面积破裂。调查表明,他是深夜起床去往信访局接访处排队,由于起得太早等原因,在路上滑倒头部撞击马路牙子所致。

  郭举召集在京处理此事的县长、公安局长、信访办主任开会,研究如何跟家属谈判。蒯文学的家属比郭书记晚一天到的,这两天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正式接触过几次,都没说什么。大家都住在省驻京办,吃住都由县里负责,天天由信访办主任陪家属吃饭,也很少谈及善后处理的事。双方都说一切等结论出来再说,越是这样郭书记的心里越没底,大家都认为平静的后面很可能就是暴风骤雨。要知道他们面对的人是“上将”的老婆、儿子,岂可等闲视之?他们必须做最坏、最复杂的准备,主要的有几点,一是家属不同意这个调查结论怎么办?二是家属提出要钱,数额巨大到县里无法接受怎么办?最可怕的是家属要是没完没了,不同意尸体火化,继续在北京上访怎么办?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几套预案,由信访办主任一一记录在案,预案很是详尽,每一个小的细节都分析得非常透彻,比如说出现什么情况由谁负责解释,怎么说,出现意外情况怎么处置,就连谁联系火化,谁租车,谁照顾蒯文学的老婆孩子都研究得周周到到,详详细细。

  情况通报及与家属见面会于上午九点在驻京办小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国家信访局的武司长、省市信访办和公安局的领导、北京市公安局的专家,山河县在京郊处理善后事宜的全体干部及蒯文学的老婆、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会议由武司长亲自主持,首先播放了死亡现场录像,然后由专家公布了尸检结果,公安人员公布了调查结论,郭书记说明了各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现在调查结论出来了,看看家属有什么意见,县里尽量满足。“铁梅”让儿子说,儿子说我跟我妈的意见是人去万事空,别的都不重要了,我们也不想麻烦政府,我父亲生前不愿意离开家乡这片土地,虽然他没留下任何遗言,但我和我母亲都认为他还应该回到那里,我们家属对北京不熟悉,只希望你们帮我们联系一台车,把我父亲的骨灰拉回家乡早日入土为安,钱由我们家属出。他的表态令北京和省市县的领导非常吃惊,郭书记简直可以说是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后事都由我们县里安排,费用也由我们出。

  灵车载着蒯文学的尸体回到了家乡,早已得到指令的村长亲自带人在南山蒯文学父母的墓边上打好了墓坑,四外村子的人冒着小雨也都来为蒯文学送行。

  熊寡妇没来,早晨她劝儿子拿出点钱给蒯文学的儿女,说人家毕竟是为他家的事送命的,儿子媳妇说什么都不干,熊寡妇一个人躲在家里嚎啕大哭。

  灵车一到当即下葬,一代“上将”在人们的哭声中冒着风雨踏上了新的旅程。他的亲人没有多呆,哭了一阵子也上了车离开了村子,人们议论说“上将”真不是凡人,他走了天都哭了,这种议论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淡了,就连蒯文学这个赫赫有名的“上将”也渐渐远离了人们,几乎被彻底淡忘了。

  时间过去了一年。

  已经升任了县长的乔树立正看纪委送来的《关于泥河乡乡长刘河、副乡长张利和小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北方、会计辛志贪污、挪用农民直补资金问题的调查处理意见》,教育局长林茂盛走了进来,说他刚刚接到了蒯文学儿子从上海寄来的委托书,委托教育局把他父亲遗留的房屋土地拍卖,所得资金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他是特意来请示县长这事行不行?乔县长问怎么不行呢?局长说:“蒯文学毕竟是个上访户啊。”乔树立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不久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说是有个国家的鱼贩子在运送鲤鱼时,在里面放几条鲶鱼,鲤鱼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他答非所问地说:“也许蒯‘上将’活着,这些人就不会成为贪官了。”

  “什么?”教育局长不解地问。

  “啊,”乔县长说,“我是说办,一定要办好,‘上将’怎么了?只要对人民有益的事,不论是谁我们都得给人家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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