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的两个问题

　　新课程改革以来，梁实秋先生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因那将演讲》被选入高中语文必修一中，成为学生必修自学的课文。在此条件下，关于这篇课文的各种课件和借读材料开始在网络上和各种刊物上陆续出现。也许是冲着文章涉及的名人和作者的名声，这些解读材料渐渐泛滥开来。或者是由于这篇课文属于新选入的课文，所以大家都不太熟悉缘故；抑或是由于这篇课文的作者曾经被冷藏很久的缘故，对于这篇课文的理解上出现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对作者的理解、梁启超先生高尚人格的感悟和对文章中的引用诗词的理解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都属于各种教学课件用来教育学生的教学目的和重难点。这对学生正确理解文章中包含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承极为不利，而且对培养学生用现代眼光审视古代文化中的观点，形成自己独立正确的世界观产生歪曲的影响。所以，本文拟从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角度以及历史事实出发，对梁实秋先生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因那将演讲》进行细读，做还原性的理解。

　　一、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不够真实和全面

　　梁启超先生一生为国为民毋庸置疑，但是这些并不能掩盖其自身某些缺点，当然这些缺点也不能掩盖其本身的高洁，且梁启超先生的爱国方式有待辩证的看待，也只有对此进行辩证的看待才能解释梁启超先生多次转换阵营之举。

　　梁启超本人作为晚清名国期间的文化名人，文章享誉海内，但同时，他名声本身也包含着他的政治影响，在国内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为探讨中国的出路，梁启超先生参与过多次政治运动。

　　梁启超先生的爱国行为像当时的其他爱国人士一样，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现实一系列的“勤王运动”。先是二十三岁时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跟随康有为等人组织“公车上书”。助康有为创建强学会。第二年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二十六岁（1898年光绪廿四年）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戊戌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二十八岁时（1900年，光绪廿六年）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至此梁启超先生的爱国举动开始转向另一个方面。

　　在“勤王运动”事败之后，梁启超先生的爱国举动开始由扶助转王室的“仁道”转向寻求“霸策”治国的方略。先是于1913年民国二年参与袁世凯掌握政权后的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袁世凯称帝后与蔡锷共同反对帝制。袁世凯倒台之后转而选择北洋军阀皖系军头段祺瑞组阁成立政权，段祺瑞与黎元洪府院之争引起张勋复辟后，与段祺瑞推翻复辟之后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四个月之后被北洋军头抛弃，之后再也没有返回政坛。梁启超先生后半期从事的政治活动几乎上都是寻找拥有武力的军头作统治者，希望借助武力和自己的才能使中国实现统一，因此不惜与保皇派的康有为和革命派的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展开论战甚至绝交。所以朱维铮认为他“与康有为的期待不同，他寄希望于某个能以专治铁腕推行‘宪政’的强人，而无论其为君主还是僭主”[1]清代学术概论导读中华书局2010年1版1次17页。对于梁启超这种寻求武力救中国的想法和举动，我们不得不说这和战国时代策士纵横家们的举动很是相似。

　　二、关于《箜篌引》

　　《箜篌引》是梁实秋先所引用的梁启超在北京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引证的古诗，和文章中的另两则材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桃花扇》一道表现梁启超先生的博闻强识、性格直率、和爱国情操。但在目前教学实践中对这首古诗的理解和梁启超先生当时到底是怎么对学生解说这首古诗的却显得多少不尽如人意。

　　首先，绝大部分人将《箜篌引》表现梁启超情感直接直接略过。按照梁实秋先生在文章表现出的时间结合梁启超先生本人的经历来看，《箜篌引》这首古歌谣应当是梁启超先生1922年在清华校园做《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演讲时所引用的材料，目的是表现中国韵文里头“奔迸”式情感。梁启超先生在演讲稿中说“但是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在这种时候，含蓄蕴藉是一点用不着。”但梁启超先生绝不曾想到多年之后当年曾听他演讲的学生会拿这则材料来表现他直率激烈的情感。

　　其次，对《箜篌引》表先梁启超先生热烈的爱国情操这一问题上处理颇为生硬。《箜篌引》首先是一则爱情歌谣，而且是一则非常感人的爱情歌谣，歌谣的背后隐藏的是夫妻之间生死相随的感情，虽然在当下的世界并不值得提倡，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感情已经成为一种贯穿到骨子里的意识。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和从《诗经》、《楚辞》中流传下来“比”相结合而成为借夫为妻纲以喻君为臣纲的传统。中国历代文人都在诗词中借这夫妻关系表达自己对君王国家的忠贞、生死相随之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朝张籍的《节妇吟》。张籍在诗中说“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将这种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诗词所拥有政治隐喻话语都包含在这一比附关系之中。因此在讲解《箜篌引》和其他两则材料共同表现梁启超爱国情操时候，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更合乎中国文化的承传。因为梁启超先生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甚至超越西方科学文化。

　　三、结语

　　鉴于梁启超先生生活的时代的特殊性和其本人生活经历及思想的复杂性，因此，对《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的梁启超先生的言行理解，既要顾及其时代北京下的选择同时要要给予全面的评价。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并非是因为完美，而在于给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当我们给予这些伟人的评价时，应当是一个全面尽量公正的评价，这是作为学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当下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要以辩证的眼光对历史人物和观点给辩证的评价。同时在对古代文化中的糟粕在给予批评的同时，对关系到中国文化承传的重要关键也应当正视，而不是一言以蔽之曰“此乃封建”，进而弃之如敝履。

　　注释：

　　[1]清代学术概论导读中华书局2010年1版1次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