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失色

　　经济失速中，“金砖四国”谁能率先做出更大的改革，谁就可能率先迎来经济的重新繁荣。

　　亚洲首富李嘉诚移师欧洲主战场，世界银行调降今明两年中国和多数东亚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预估……

　　新兴市场国家怎么了？

　　事实上，在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的退出预期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是国际资本流入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凛冽的寒风，资金流向逆转之下，一些国家股市和汇率暴跌，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而这只是表面的痛楚，更严峻的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大幅滑坡，尤其是金砖国家的金色褪去不少。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金砖四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哪怕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当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泥潭时，“金砖四国”经济却实现了迅速反弹，新兴市场一跃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但好景不长，新兴市场国家并没有能够借助金融危机接过全球经济的指挥棒，最近一年多来经济纷纷出现滑坡，部分国家经济增速甚至腰斩。

　　以至于“金砖之父”——十多年前创造“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奥尼尔（Jim O’Neill）也不得不承认，如今只有中国配得上“金砖”的称号。奥尼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他还能更改这个概念，只会留下中国一个国家。

　　为什么当初的“金砖四国”坠落了呢？这是暂时的放缓，还是已经失去了根本的增长动力？无疑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到检验。长期保持高增长本来也不现实，但陨落的速度还是超出了大家的意料，尤其是“金砖四国”经济同时失速，这值得警惕。

　　政府刺激带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短暂繁荣，掩盖了“金砖四国”经济各自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错过了改革的良机。大宗商品牛市终结，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辉煌不再；印度经济各方面存在严重失衡，改革举步维艰；巴西的高消费、低储蓄也并非是合理的模式。

　　中国能否成为例外？必须痛下决心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深化各方面的改革，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金砖四国”中谁能率先做出更大的改革，谁就可能率先迎来经济的重新繁荣。

　　资金退潮

　　QE3退出仍存不确定性

　　自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5月份放出QE3退出的信号，全球市场风声鹤唳，成为资金退出新兴市场的导火索。如果QE3退出，意味着美联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走向尾声，廉价美元资金的流动性盛宴将逐渐消失，之前泛滥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来流动性纷纷提前撤离。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段时期都出现了股市暴跌，汇率贬值和国债利率上行，其中，印度、巴西、印尼和泰国受到的冲击最大。

　　从股市的角度看，印尼和泰国的跌幅最大，5月份以来（截至8月底）印尼股市已经下跌了17%，泰国股市则缩水了16%；其次是印度和巴西，股市跌幅接近10%。

　　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看，印尼和巴西的涨幅较大。5月份以来印尼国债收益率上升了2.8个百分点，创下2011年3月以来的高点；巴西国债收益率上升了近2个百分点，一度升至4.7%，是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印度、泰国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幅度稍小，约为0.7个百分点，小于同一时期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1.2个百分点的上升幅度。

　　从汇率的角度看，印度和巴西货币贬值幅度最大，都超过了20%，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货币贬值幅度也在10%左右。

　　相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剧烈反应，QE3的发源地美国受到的影响却极为有限。除了美国国债收益率有所攀升外，美元汇率仅在5、6月份有所升值，随后又大幅回调，整体而言并没有明显升值，美国股市5月份以来基本持平。欧洲的德国情况也类似，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了0.7个百分点，但德国股市和欧元汇率并无太明显反应。可见，QE3的退出预期对新兴市场的冲击要更大。

　　进入三季度以后，美联储的态度变得相对谨慎了。在9月18日的会议上，美联储维持了现有的QE3购买规模不变，使市场普遍认为会削减QE3规模的预期落空。美联储尤其强调了对财政问题和金融条件收紧的担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们讨论中关注的一个因素是，即将到来的一些财政决定，这包括政府关闭的可能性和债务上限的问题。”美联储的会议声明表示，“最近几个月金融条件的收紧如果持续，可能会拖累经济和就业改善的步伐。”

　　由于美国两党未能就始于10月1日的政府新财年预算决议达成共识，美国联邦政府陷入17年来的首次关门风波。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艾门多夫（Douglas Elmendorf）于9月17日表示，“如果债务上限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认为政府的现金可能会在10月底或11月中枯竭。”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在10月3日表示，如果国会不上调联邦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将在10月中旬后出现现金枯竭。

　　关于预算和债务上限的谈判很可能不会在下一次美联储会议（10月29日-30日）前达成。美联储可能再次成为美国财政和债务问题的救火队长，所以目前选择了按兵不动。

　　QE3的退出预期已经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和抵押贷款利率攀升。5月份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8%上升到了2.7%左右的水平，初次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了1个多百分点。

　　伯南克指出，“我们需要观察更高的利率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对房屋市场的影响。”显然，美联储并不确定近期国债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需要一些时间来观察和确认。

　　在这些经济的原因背后，可能还有政治方面的顾虑——伯南克的继任者到底是谁？前美国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退出竞争显示了暗斗已经铺开。10月9日，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伯南克在金融危机后开创了超级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等多种政策的创新，量化宽松政策面临退出的难题，这对继任者是个极大的挑战。如果美联储在2013年宣布削减QE3规模，实质上就等于按下了量化宽松退出的按钮，继任者将面临一个难以回头的政策选择。从交接的角度看，美联储等到新主席上任后再决定是否退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总之，QE3退出的靴子迟迟未能落地，悬在新兴市场国家头上的利剑始终存在。这还只是美联储宽松政策退出的前奏，一旦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对全球市场和经济的影响将更为巨大。历史上的新兴市场危机一般都出现在美联储连续加息之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于1992年开始进入加息周期；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前，美联储于1998年开始连续加息。

　　奇迹十年

　　金砖国家金色不再

　　早在世纪之初，奥尼尔还是高盛全球经济研究主管时，就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它们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在高盛2001年11月的报告“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中，奥尼尔预计，在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金砖国家的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增大，世界政策舞台的格局将会调整。

　　在高盛2003年10月的报告“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中，进一步勾画了“金砖四国”在未来50年的前景。认为到205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规模将超过G6（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那时候“金砖四国”和美国、日本将是世界上最大的6个经济体。

　　奥尼尔当初的预言如今已经部分成为现实，而且“金砖四国”的发展比预言的似乎还要更快，它们的经济规模已经全部进入世界前十。2004年中国就超越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排名第四；2008年又成功超越德国，2010年再超越日本，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巴西、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分列第七、第八位，都超过了意大利，而印度经济规模也排名第十。“金砖四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占世界的17.4%，已经比2000年的时候翻了一番。

　　在金融危机后，“金砖四国”也在全球经济政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都是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的G20峰会上，金砖国家就向IMF增资750亿美元，以增强其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能力。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金融危机纷纷把发达国家拖入衰退之时，“金砖四国”经济却走出了强势的“V型”反弹，给全球经济注入了动力。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中国依然保持了9%以上的增速，而印度经济也维持了8.5%的高增长，在2010年GDP增速更是达到了10.5%；同样，巴西在2010年经济增长高达7.5%，哪怕是稍微逊色的俄罗斯，经济增长也达到了4.5%。

　　但这种美好的日子在2011年以后发生了大逆转，“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呈现每况愈下之势。

　　中国经济从2000年至2009年平均10%的增速，下降到了2012年的7.7%；印度经济则从之前6.9%的平均增速下降到了2012年的3.2%，已经被腰斩，比2010年10.5%的增长更是犹如跌落悬崖；巴西经济从之前3.3%的平均增速下降到了2012年的0.9%，差点进入衰退，甚至还不如一些发达国家；俄罗斯经济的大幅下降则出现在2013年上半年，一、二季度分别仅增长了1.6%和1.2%，比2000年至2009年平均5.5%的增长相去甚远。

　　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日子也不好过。比如，新加坡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只有3.5%左右，相当于2010年至2012年7.1%的平均增速的一半；马来西亚目前的经济增长也只有4%，比过去三年平均水平下降了2个百分点；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经济增速不到2.5%。

　　值得注意的是，当金砖国家经济集体失速之际，除了中国以外，它们还同时面临着较高的通货膨胀。印度的通胀高达10%以上，俄罗斯、巴西的通胀水平也超过了6%，进入了滞胀的陷阱。

　　金砖国家经济的失速刺破了金融危机期间依靠政府刺激实现的繁荣假象，它再一次告诉我们，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刺激，是不足以使经济持久地行驶在繁荣轨道上的。外部冲击只是表层的原因，金融危机后的短暂繁荣只是掩盖了“金砖四国”各自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甚至让它们都错过了改革的良机。

　　大宗商品结束

　　俄罗斯成也能源，败也能源

　　俄罗斯是个传统的贸易大国，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始终是其优势出口产品。能源是俄罗斯当之无愧的经济支柱，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举足轻重的国际能源供应商、欧洲能源的最大来源国。

　　能源工业是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为俄罗斯创造了60%的财政收入、70%的对外出口、1/4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形象地说，俄罗斯人每挣4个卢布，其中1个卢布就是靠出售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换来的。

　　金融危机前油价一路高歌猛进，国际油价一度创下147美元/桶的历史高点。源源不断的“黑色黄金”使石油出口大国俄罗斯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增长。

　　在消费疲软、投资乏力的情况下，出口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出口结构中能源原材料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全部九大类出口商品中，矿产品出口占比最高，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1995年矿产品出口占比为42.5%， 2000年达到53.8%， 2011年已经上升到了68.8%。

　　成也能源，败也能源。一方面能源工业养活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扬时，能源工业为俄罗斯带来巨额利润和财富；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能源价格出现大幅回落，也使俄罗斯经济受到巨大的外部冲击。

　　金融危机的爆发，油价应声而落，WTI油价不到一年时间里，从147美元/桶跌落至46美元/桶，俄罗斯经济也遭遇重创，2009年俄罗斯经济下滑7.8%。随后油价逐渐恢复到每桶80美元至100美元左右，俄罗斯经济也随之有所恢复，但再没出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在后危机时代，能源、大宗商品的牛市周期可能将宣布终结，这意味着俄罗斯之前依靠能源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高盛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兴市场对商品需求新的增长的贡献已经不可能再增加了，而且‘金砖四国’对商品增长的贡献将逐渐下降。”

　　高盛的研究认为，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排除2007-2009年），新兴市场对商品需求新的增长的贡献从原来60%左右，上升到了90%，这一贡献甚至要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而这一贡献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砖四国”。随着中国开始向更高收入水平转变，未来“金砖四国”对商品需求增长的贡献将会逐渐下降。

　　“末日博士”鲁比尼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发达国家的恢复缓慢，大宗商品的超级牛市将终结。

　　更为严重的是，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严重限制了俄罗斯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创新，严重制约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日益加重。

　　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它在许多方面已经严重衰败和落后了。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俄罗斯整个工业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除了能源工业、食品加工业和军事工业等少数行业得到一定发展外，其余大多数行业都在萎缩，甚至已经死亡，少数仍在勉强支撑的行业经营惨淡，设备老化。长期从事企业研究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索罗金指出，现在俄罗斯服役期在20年以上的设备超过50%，其中不少设备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

　　俄罗斯市场的轻纺服装、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交通工具等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连以往被俄罗斯人视为骄傲的航天工业产品也需要部分从国外进口。重新工业化是摆在俄罗斯面前的首要经济任务之一。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别洛乌索夫曾经公开表示，俄罗斯经济必须实现5%的年度增长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预算的基本平衡。近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安德烈·克列帕奇直言，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就目前的情况看，如果外部形势不发生急剧好转的话，2013年乃至未来几年都不可能实现5%的经济增长。

　　印度恐慌

　　严重的经济失衡

　　印度可以说是资金退潮新兴市场的重灾区，印度卢比贬值超过20%，股市暴跌10%以上。印度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印度目前正处于1991年国际收支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时刻。

　　在8月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How India got its funk”（《印度为何恐慌》）中认为，“印度之所以出现困难，部分要归因于全球大趋势，然而更多是由于印度的自以为是所引发恶果。”显然，内因才是印度恐慌的根源。印度这些年更多是因循守旧，已经多年没有通过重大的改革方案，经济方面也面临各种严重的失衡问题——政府赤字严重、经常项目大幅逆差。

　　首先，印度政府大规模举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10%。诸多的政府腐败和高额的燃油补贴让印度政府不堪重负，只有3%的印度人缴纳所得税，因此政府的税收收入少得可怜。虽然印度政府的整体债务占比并不算高，但如此高的财政赤字，甚至连“欧猪五国”也是望尘莫及。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放出危言，印度将出现2001年阿根廷似的债务危机。

　　其次，印度的经常项目严重失衡。印度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8年的2.2%上升到2012年的4.7%，要不是服务贸易每年贡献600多亿美元的顺差，印度的经常项目恶化程度会更加严重。

　　通常，一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会有经常项目逆差的改善，因为原理上货币的贬值会有利于本国的出口。但这一原理在印度身上似乎并不适用，实际上2011 年下半年和2012 年上半年印度卢比也经历了两轮大幅度的贬值，但期间印度经常账户赤字并未改善，主要因为印度的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来自刚性的石油和黄金进口。

　　2012年印度的货物贸易逆差接近2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接近10%。其中，55%左右的逆差来自于石油的进口，近30%的逆差来自于黄金。印度作为全球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国内能源的匮乏使得能源的进口不会因为卢比的贬值而减少；另外，由于印度长期以来通货膨胀失控，导致印度国民热衷于购买黄金来保值，黄金的需求与日俱增。

　　第三，限制性的劳工法、糟糕的基础设施阻碍了印度人口红利的发挥。人口红利造就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辉煌，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印度也拥有12亿多的人口，而且人口年龄结构更为年轻，按理说具有雄厚的人口红利基础，但一些不利的条件在制约着印度人口红利的发挥。

　　印度老旧的劳动法律落后且不合时宜，印度的劳工法使印度工人懒散不工作却受到保护。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使很多国际企业望而却步。试想在一个经常停电的地方，哪个工厂愿意在那里建厂开工呢。

　　第四，印度的改革滞后，而且受到的阻力极大。一年前印度财政部长齐丹巴南试图重振印度经济，推行重要的改革、清除各种障碍，然而齐丹巴南不但面临反对党的阻挠，即便在自己党内也得不到支持。结果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2014年5月的大选即将临近，一些人担心国会领导下的政府很可能选择更加民粹主义的道路，成本高昂的食品补贴计划就印证了这一点。

　　《经济学人》在2012年6月的一篇文章“别了，印度奇迹”中，就把印度经济的失速归结为改革的停滞不前。“印度政治的软弱将导致经济增长多年的疲弱。政府的优柔寡断、前现代化的低效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使改革难以进行，预计相当长一段时期印度经济将疲弱无力。”

　　巴西没落

　　不一样的新兴市场国家

　　巴西遭遇的市场冲击与印度类似，股市暴跌10%以上，汇率贬值超过20%。2012年巴西经济增长只有0.9%，2013年上半年，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爆发了数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行。以至于《经济学人》在9月杂志的封面文章中发出了疑问，“巴西没落了吗？”

　　巴西在“金砖四国”中的经济特点比较特殊。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快速发展，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出现停滞，通胀高企，巴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卢拉政府时期（2003年至2010年）巴西经济实现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再现繁荣局面，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更是增长了7.5%。

　　与中国以高投资来实现高得增长不同，巴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少得可怜，主要靠消费拉动。巴西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80%，比G20中的发达国家占比还要高，也高于美国70%左右的占比，巴西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18%左右。与高消费相对应的是，巴西的储蓄率极低，不到20%，比G20中的发达国家要低，更是远低于G20中发展中国家近30%的储蓄率。

　　巴西的高消费低储蓄与其较为优越的养老金体系有关，普通巴西人54岁就退休，可获得相当于最终工资70%的退休金。虽说巴西是一个年龄结构较轻的国家，但是巴西养老金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与南欧国家一样高。

　　主要靠消费是无法实现高增长的，欧美国家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实现3%左右的增长就是很不错的表现了。实际上巴西也是如此，从2000年至2009年巴西的年均GDP增速只有3.3%，在“金砖四国”中是最低的。IMF估算，巴西的潜在经济增速大概就是在4%左右。从这几个角度看，巴西的经济反而不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2012年0.9%的增长显然是大大低于潜在增速的，但情况在2013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好转。二季度巴西GDP增长恢复到了3.3%，已经与21世纪头十年的平均增速相当，也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或许巴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之前看起来的那么糟糕，关键是看这种状态能否持续。

　　巴西这种高消费、低储蓄、高福利的经济特征，也引发了一些经济失衡问题。

　　首先，巴西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巴西是一个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与俄罗斯依靠资源出口换取大量的贸易顺差不同，巴西却是个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其经常项目由2005年的顺差逐渐转变为逆差，而且在不断扩大，2011年按照现价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达5%左右。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严重偏低。巴西的基础设施状况并不理想，在世界经济论坛的148个国家中仅列第114位。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却低得可怜，巴西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只占GDP的1.5%，可全球平均水平是3.8%。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估计，巴西基础设施存量的市值只有GDP的16%，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比印度都有不小的差距，而其他大经济体都在70%左右。以里约热内卢为例，一个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两条地铁线路。《经济学人》指出，恶劣的基础设施给商业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一个马托格罗索州的农夫将大豆运到港口的费用相当于其商品价值的25%，而在爱荷华州只有9%。

　　为了抑制高通胀，巴西实施着新兴市场国家中较高的基准利率。高利率以及经常项目的逆差使得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巴西。一旦风向发生逆转，外资的大规模撤离就容易导致金融市场和经济的波动。

　　巴西这些年虽然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依然很悬殊，巴西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54，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1.9亿多人口中仍有1600多万贫困人口，这些人的收入低，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政府的补贴，他们的健康、教育等问题仍待解决。

　　底部稳住

　　中国能成为例外吗？

　　中国经济的走势与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类似，只是下跌程度没有那么严重，比2010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依然是“金砖四国”中唯一保持7%以上经济增速的国家。

　　7、8月的中国经济扭转了二季度下滑的势头，工业、投资、消费和出口等多项指标都有所改善，在增长“保下限”的政策引导下，中国经济已经从底部企稳，三季度GDP增速有望在7.5%以上。

　　但短期的企稳并不代表就具有了较好的增长动力。201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在政策的推动下也一度出现了企稳迹象，当时回升的动力也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经济增速从2012年三季度的7.4%回升到了2012年四季度的7.7%。但好景不长，随着政策的淡出以及房地产调控的趋紧，2013年二季度经济再度回落至7.5%。

　　由于刺激基建投资的政策没有太强持续性，所以基建投资很难形成持续时间很长的大趋势。从动力角度看，三季度的经济企稳与2012年下半年极为相似，不能不警惕重蹈覆辙的风险。

　　中国要想成为例外，必须痛下决心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深化各方面的改革，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有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不一样的特点，但它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过去十多年，中国对外需的依赖一直非常大，这就很容易像俄罗斯那样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强烈冲击。庆幸的是，由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的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年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经常项目盈余占比已经回落到了合理的区间，这是中国经济取得的较为成功的方面之一。

　　另外，与其他金砖国家不同，中国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和治理比较到位，金融危机以后通胀水平一直处在3%以下的合理水平，并没有像印度、俄罗斯、巴西那样面临“滞胀”的困局。

　　大家都普遍认为，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了，未来必须加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也不能片面地看待这种转变，比如巴西就是完全的消费拉动型经济，难道那就是我们期望的目标？投资的高低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看投资是否具有效率。中国投资的问题应该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太多，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存在浪费。所以，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引导民间的投资。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会进一步提高，但需要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提高他们的福利和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在巴西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巴西的养老福利挺高，但同时贫富差距仍然严重，而且政府的负担日益加重，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人的城镇化必然要求政府额外承担更多的东西，但也不是福利水平越高越好，如何在贫富差距、福利水平和政府负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是个关键的问题。

　　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必然要求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经济各方面发展的保障。我们在看待基础设施投资时，不能用通常的投资效率来衡量，因为它往往产生很多社会的外部性收益。印度和巴西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必然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我们需要吸取教训。

　　在本轮QE3退出预期的影响中，印度和巴西都遭遇了重创，外资的大规模撤离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大幅动荡，经济政策也受到极大的干扰。这提醒我们，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如何选择合适的开放时机并做好更多的风险防范准备，是未来金融开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繁荣之后的墨守成规和不思进取最终可能带来的就只能是经济增长的被动下降。“金砖四国”中谁能率先的做出更大的改革，谁就可能率先迎来经济的重新繁荣，中国能否占得先机，我们拭目以待。

　　本刊记者 廖宗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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