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平等导致的代价

　　【原著节选】

　　《不平等的代价》

　　作者：[美]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高度不平等造成了不稳定而引发了多种代价，除此之外，它还要对当前美国经济所经历的低效率和低生产率承担责任。本章我们将依次讨论如下现象：①对广泛有益的公共投资的削减以及对公共教育支持的减少；②对于经济（尤其是与寻租有关）、法律法规的巨大扭曲；③对于工人士气以及攀比问题的影响。

　　降低了公共投资

　　当前经济领域的普遍观点强调的是私营部门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引擎作用。原因显而易见：当我们一谈到创新，就会想到苹果、Facebook、谷歌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公司。但在幕后起作用的却是公共部门：这些公司的成功（实际上也是整个美国经济的成功）都大大依赖于运行良好的公共部门。这个世界不缺乏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但最终结果（即他们能否把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取决于政府。

　　具体而言，是政府设定了游戏的基本规则、执行着各项法律。普遍来说，政府提供了使社会和经济得以运转的软硬两类基础设施。要是政府不提供道路、港口、教育或基础研究的话—或者不能确保其他人来这样做，或者不能提供至少可让其他人这么做的条件，那么日常商务往来就难以蓬勃发展。经济学家称这样的投资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这一术语指的是人人都能享用像基础知识所带来的益处的事实。

　　现代社会需要集体行动，也就是整个国家全体成员行动起来进行这些投资。而来自于这些投资的广泛社会收益不能为任何一个私人投资者所独揽，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把这类活动交由市场来做就会导致投资不足的原因。

　　美国和世界都已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所进行的研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今天，政府资助的研究又促进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进步。

　　几十年来，美国在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各层次教育等领域一直遭受着投资不足。鉴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致力于削减赤字以及众议院拒绝增税，今后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还面临着进一步的削减。尽管有证据表明这些投资对经济的推动大大超过了私营部门的平均回报并且也高于政府的资金成本，但削减还是实施了。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正是由创新所支撑的，也就是先前几十年里做出的那些创新终于在90年代的经济中得到了体现。但是私营部门能够汲水的那口井（为了下一代的转型投资）正在枯竭。应用型创新依赖于基础研究，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做得不够。

　　我们未能进行这些关键的公共投资，这一点不足为奇，它是社会财富不对称分配的最终结果。当一个社会在财富方面变得越分裂，那么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共同的需要方面花钱。富人们不必依赖政府来得到公园、教育、医疗或人身安全；这些东西他们自己都能花钱买得到，于是他们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富人们也担心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存在——一个能够运用权力来调节社会中存在的不平衡的政府，通过从富人那儿拿走一些财富然后用于那些会增进共同利益或者帮助底层群体的公共投资。虽然最富有的美国人也许会抱怨我们现有的这种政府，但实际上多数人就喜欢它现在这个样子：盘根错节难以进行再分配；过于分裂难以做成任何事， 只能降低税收。

　　发掘潜力：机会的终结

　　我们对于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公共产品的投资不足造成了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那种经济流动性的下降。经济流动性的下降继而又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每当我们削弱机会的平等时，我们就没有以最富有成效的方式来利用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之一——人。

　　在前几章里我们看到了贫困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前景与富人家的孩子相比是多么的暗淡。家长的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要远远高于工资涨幅，尤其是那些承担着教育70%的美国人的公立大学的学费。但有人不禁要问：难道扩大了的助学贷款计划不能弥补那种差距吗？答案很令人遗憾：不能；并且金融部门在此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市场上充斥着一系列不正当激励措施，再加上缺乏阻止滥用职权的管制，使得助学贷款计划不但没有帮助穷学生脱贫，反倒使得他们陷入进一步的贫困。金融部门成功地使得助学贷款在学生破产时也不予免除，这就意味着贷款方极少有动力去监督那些学生借了钱的学校是否真正能给学生提供一种日后能提高其收入的教育。与此同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给管理者提供了丰厚收入的私立学校成功抵制了提高贷款标准的企图，那些高标准会令那些盘剥穷学生和不知情学生（拿走了他们的钱却并不提供一种能使他们找到工作挣钱还贷的教育）的学校无资格贷款。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一个年轻人看到债务负担是如何破坏其父母正常生活的，便只好极不情愿地申请了助学贷款。实际上，选择这么做的年轻人为数众多，以至于现在大学生的欠债额人均超过了2.5万美元。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削弱了经济流动性并且从长期来看将会降低美国的生产力：家庭教育。关于教育程度的研究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由于中下层人群都要为生存打拼（必须多干活才能维持生计），于是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间就变少了。这样家长们就不太能够监督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其中一项妥协就是减少对孩子的投资（尽管他们不会用那样的字眼儿）。

　　一个被扭曲的经济（寻租与金融化）和一个监管欠佳的经济

　　前几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我们经济中的大部分不平等是寻租造成的。租金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把我们其他人的资源再分配给寻租者。当石油和矿业公司成功地以远远低于应付价钱的价格获得了石油和矿产的开采权时，就是一种寻租。在寻租过程中，主要的资源浪费是花在了游说上：大约有超过3100名的游说者为健康行业工作（与国会议员的比例几乎是6 ： 1），大约有2100名游说者为能源和自然资源行业工作。总的来说，仅在2011年花在游说上的钱就超过了32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被扭曲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主要的失败者是我们的民主制度。

　　但是寻租通常会涉及一种降低了国家生产力和福祉的真正的资源浪费，它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使得经济变弱。旨在获得更大一块蛋糕的努力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蛋糕的整体变小。垄断势力和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优惠税收待遇正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寻租”及其对经济造成的扭曲的危害性虽然难以被准确量化，但显然是巨大的。那些擅长寻租的个人和公司都得到了充足回报，为本企业谋取了巨额利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贡献就是积极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正在变成寻租经济的国家里，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是严重不对等的。那些为自己公司获取了巨额利润的银行家们得到了重奖，但是正如我屡次提到的，那些巨额利润是短暂的并且与实体经济的持续改善没有关系。“情况有些不对头”这种苗头早就显现出来了：金融业本应该服务经济中的其他行业，而不是反过来。然而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所有企业利润的40%都流向了金融部门。信用卡公司从交易费中的获利要多于商店从商品销售中的获利。 通过成本只需几美分的刷卡那一瞬间的电子运动，金融公司就赚到了和商店通过复杂运作使得大量商品以低价上架而赚到的同样多的钱。

　　寻租在很多方面扭曲了我们的经济，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最宝贵资源的配置不当：人才。过去，聪明的年轻人会被吸引到不同职业中去——有的参加服务他人的行业，比如医药、教育或者公共服务；有的参加扩展知识前沿的行业。虽然也总有人投身商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顶尖人才选择了金融业。既然有这么多英才在金融领域，所以就不奇怪该领域会不断出现创新。然而，这些“金融创新”很多是为了规避监管，这实际上就降低了长期的经济表现。这些金融创新无法与真实的像晶体管或激光那些提高我们生活水准的创新相比。

　　金融部门不是我们经济中唯一的寻租源。令人震惊的是经济中许多其他关键部门也普遍存在着有限竞争和寻租。假如所有那些钱都花在用以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真正研究和真正投资上，可以想象我们的经济就会变得多么有竞争力并创造多么多的工作。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