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定调不变中的变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调虽然未变，但2014年的宏观政策可能会出现变相的偏紧效果。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延续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变，在宏观调控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虽然未变，但在具体内容和操作含义上蕴含着变化。

　　会议提出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防控债务风险，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六大任务。

　　2014年的宏观政策可能会更多地延续过去一年中性的操作特性，而且可能会出现变相的偏紧效果。在保持合理的融资信贷增长水平的基础上，更强调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房地产调控手段将会更为间接，从保障性住房和土地供给角度进行间接的调节。防控地方政府债务上升到了更为重要的高度，但关键难点可能在于平衡经济增长与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

　　政策边际趋紧 优化融资结构

　　虽然过去几年，宏观调控的基调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存在较大的不同，尤其是在货币政策方面。

　　回顾过往，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则体现的是紧缩，不仅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21.5%，新增人民币贷款也由2010年的7.95万亿元减少到7.47万亿元；而2012年和2013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多体现为中性，除了2012年上半年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20%外，新增人民币贷款基本都保持了9.7%左右的增速。如果2014年货币政策继续维持这种中性的特点，那么2014年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将在9.9万亿元左右。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由于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防范金融风险的压力加大了，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边际上存在趋紧的压力。另外，通胀压力也限制了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

　　在货币政策的内涵上，此次会议额外强调了“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实际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融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增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已经从2008年的70%下降到了2012年的52%，而直接融资方面的企业债券融资占比已经从2010年7.9%上升到2012年的14.3%。显然“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并不是指企业债券融资方面，或许更多指向股权融资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汇率政策上，不再沿用2012年“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提法，而是强调“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过去三年多，“汇率稳定”主要体现的是人民币保持缓慢升值的态势，人民币中间价已经从2010年9月底的6.8升值至目前的6.1，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10%。随着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改善，人民币已经趋近于合理水平。2014年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格局可能会改变，汇率的浮动区间很可能扩大，更多的让市场的力量来决定人民币的走势。

　　在财政政策的内涵上则与2012年基本一致，依然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房产调控更间接

　　房地产调控一直都是大家密切关注的焦点。过去几年“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的提法消失，这是否意味着2014年的房地产调控会有所放松呢？

　　过去的房地产调控更多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通过行政指令、提高购买资格、限制住房贷款等方式。而此次会议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房地产调控，在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的同时，还强调要“注重调整供地结构，提高住宅用地的比例”。

　　工业用地的“廉价”供应模式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道路上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如今却成为阻碍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抑制工业企业创新，激化产能过剩，推升了房价的罪魁祸首。

　　长期以来，工业用地占比较高，而且廉价。40个大中城市供应土地中，工业用地占比稳定在40%-50%，而住宅用地占比仅为20%左右。就城市用地构成而言，根据国际经验，工业用地一般不超过15%，居住用地一般占45%。自2000年以来，商业用途平均地价增长了2.7倍，居住用途平均地价增长了4.2倍，而工业用途平均地价只增长了54%。

　　工业用地价格低廉不仅间接推升了居住房价，而且工业用地在量上的过度扩张也是导致居住用地供应不足的重要原因。廉价工业用地是在用居民的高房价作为补贴，实际上就是工业剥削了居民。

　　如果能够减少工业用地及其优惠，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的工业用地，转而变成住宅用地，这无疑有利于提高住宅的供给，并压低暴涨的住宅用地价格。可见，此次会议并非完全淡化房地产市场调控，而是在手法上更为间接和市场化，从供给端和住宅用地的角度来间接调控房地产，而不是要抑制需求。

　　防控债务风险

　　此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防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一。这从侧面说明，审计署近期结束的债务审计调查结果可能很不乐观，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目前一些学者估计的地方债务规模在20万亿元左右，审计署的调查结果很可能超出预期。

　　“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债务的短期风险主要是还本付息所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它不仅会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还会变相地推高经济的资金成本。

　　“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这些都属于长期制度性建设方面的内容。

　　不过，防控债务风险与保持经济增长稳定短期内是有矛盾的。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下，制造业投资的意愿一直不强。因此，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成为过去两年稳增长的两个重要引擎。一旦要防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必然会收紧基建投资的融资来源，从而打压基建投资，会对短期经济增长形成抑制。

　　从宏观的层面上讲，防控债务风险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债务风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市场目前对2014年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存在分歧。一种看法认为，鉴于保障就业的要求，增长目标会维持7.5%不变；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增长的下降是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增长目标会下调至7%。在其他宏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加强防控债务风险的话，恐怕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会更现实一些。

　　推进自贸区谈判

　　应对国际贸易格局变迁

　　此次会议对“三驾马车”的作用做了明确的定性，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

　　虽然只是把出口看成是辅助性的支撑性作用，但依然把“加大对外开放”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一。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开放促改革”的基调是完全吻合的。

　　过去10多年，加入WTO带来的贸易繁荣、外商投资和技术的引进是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贸易规模萎缩，以WTO为基础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也伺机抬头，美国正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方式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和规则。此次会议强调了“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稳步推进投资协定谈判”，可能正是看到了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试图做出的积极应对。

　　近些年来，中国的自贸区谈判也在积极推进，已经签署并实施了10多个自贸协定。2013年更是与冰岛和瑞士签署了自贸协定，将对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而且中国也在大力推动中韩、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积极倡议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本刊记者 廖宗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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