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羁绊

　　明清时代晋商的异军突起，很大部分是军事地理的因素使然。在明朝，为了防御北边蒙古的军事入侵，北方一带布置了大量的军事重镇。其实从经济角度而言，等于是设置了大量的消费群体，制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晋商在这个军事政策的沃土上成长起来；至明末清初，山西处于满族政权觊觎汉族政权的前沿，这种觊觎其实也制造了大量的消费需求，这是晋商崛起的另一片沃土。

　　晋，作为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区域，其文化的主体构成部分还是儒，虽然说儒是重义轻利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消除人的趋利需求，而明朝军事重镇的植入，恰好激发了晋人的另一面：趋利的本性。儒是“本土文化”，商是“外来文化”，两者不可避免地相遇了，其结果不是摩擦和对抗，而是融合，再是改造，形成了晋商的特质：父文化，即儒家文化，被植入到商业系统里，构成商业品质，它与商业趋利的文化并行不悖；子文化，即商业文化，秉持父文化的忠信品质。

　　由此出发，也形成了晋商特殊的品质：以趋利为经营活动的终极目标，然而，其本人却要散发出儒家的气息，在适当的时候不把利字当一回事。例如在两淮从事盐业生意的晋商杨继美，一方面在盐业生意中海量获利，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儒家轻利重义的本质，例如他能够当着债务人的面将债条撕毁。

　　儒和商的文化糅合不只是影响到晋商的人格特质，也进一步影响到晋商的家族结构，例如父子结构。父辈对儒家文化是打心底认同的，然而生存环境的恶劣让他们不得不投入商业领域，儒家培训的缺失，是他们一生的遗憾，而弥补这种遗憾的有效方式，是让自己家族的人走上儒家的轨道，最实用的方式就是将儿辈培养成儒士。例如前文提到的杨继美，他自小是以成为儒士相期许的，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刻苦攻读经史子集，然而，儒士培养的漫长和生存空间的逼仄紧迫不能共存，他不得不投入商业界，在两淮从事盐业生意。不久，他成为两淮最有名的盐商，因为其杰出表现，被推举为盐商祭酒，其实也是调解盐商群体各方利益的一个中间人。杨继美平常也喜欢以读书人的面目出现在社交舞台上，“独喜与士人游”，喜欢与读书人交往。杨继美对自身形象的设计是成功的，虽然他是盐商界的头，社会上却没有人敢将他视为商人。

　　塑造自身还不够，杨继美还塑造家族，他把儒家终极目标的任务给了儿子杨恂，全力培养其读书应试科举。在父亲那边，尽管商业已经取得极大成功，却还是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手段，在儿子那边，要完成父亲的人生终极目标，也就是整个家族的终极目标——成为书香门第。

　　因此，当万历七年（1579年）其儿子杨恂中举之后，最兴奋的倒是父亲杨继美，他居然能够将经营数十年的盐业生意立即结束，说走就走，打点行李回到山西代州，重回一个读书人的角色，和当地文士吟诗结实社，以一个文人的姿态进入人生的尾声。作为商人的父亲，将完成人生期许的任务交给了儿子，儿子是他人生另一个目标的实践者——儿子中举，其实也是父亲中举，从人生实现的角度而言，也可以说是父亲的目标通过儿子达到了。

　　清末晋商的衰落，很难说是晋人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羁縻，而是政治军事要素的变化使然，就如同起初明朝军事政策要素使其崛起一样。中华的父文化：儒是一个适用性很宽广的文化体系，它能构成良性商业品质，但如果当军事政治这些关键因素不利于商业时，儒文化也不能扮演拯救的角色。

　　儒可以影响商文化，但不能决定商文化，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跟父子关系是一样的。

　　文/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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