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的战利品 侵华日军作战训练的依据

　　抗日战争中，在被俘或击毙的日军官兵身上都可以找到《步兵操典》小册子。

　　《刘伯承传》一书中提到，刘伯承元帅1912年在四川的将校学堂学习时，“军事课程大多是沿用日本陆军部颁发的《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还有初级战术和地形学等。”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也提到，早年他在黄埔军校的军事课教程也是日本的《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

　　不仅军校使用，译自日本的这些教程也是早期国民党部队训练的依据。1935年，国民党军步兵学校参考日本和德国军队的操典，结合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编写了一部《步兵操典》，蒋介石要求其部属随身携带。关于国民党军队的这部《步兵操典》，侵华日军步兵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在日记中回忆说，他随部队在进攻南京的途中曾发现中国军队的《步兵操典》，其内容几乎与日军的相同。

　　惊人的“七·七”事变诱因

　　我收集到了分别于日本明治三十一年(1896年)、大正十二年(1923年)、昭和十二年(1937年)以及昭和十五年(1940年)出版的4种版本的日军《步兵操典》，其中1923年和1937年出版的两种为试行“草案”，特别是1937年5月版的日军《步兵操典草案》，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1937年6、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大佐为普及新的《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驻北平及丰台日军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据此而知，这本粉红色封皮的《步兵操典草案》竟与引发“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日军演习有关。可以想见，当年侵华日军就是揣着这本小册子在宛平城下的卢沟桥头杀害我抗日军民……

　　我见到的日军《步兵操典》中，原主人在书上用笔勾画的重点和心得比比皆是，足见日军官兵研读此类书籍时所下功夫非同一般。寺田近雄在《日本军队用语集》中说：“如果想发迹比人快，最好的方法是拼命背诵。”日军士兵入伍为二等兵，从军多年后最后成为兵头官尾的准尉或曹长的，皆是能把部队教程背得滚瓜烂熟之人。

　　不同版本的《步兵操典》比较

　　日本明治初年，日本陆军以法国为师，将法国的军事教材译成日文。普法战争后，德国获胜，日本改用德式的《步兵操典》。伊东峻一郎在1942年出版的《东条英机传》中提到：“我国陆军最初采用的是法国式的训练方法……明治3年(1870年)12月2日太政官颁发布告，要求陆军斟酌情况采用法式编制，并要求各藩逐步实行之……用德国式来替法国式，即是明治18年(1885年)以后……德国的参谋麦克尔少佐，正是为此而被聘到日本来的。”依此来看，日军1896年版的《步兵操典》，应是以德国为师的版本。此《步兵操典》问世后4年即1900年，包括日本军队在内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可以想见，当年的日本军人就是怀揣着这本《步兵操典》在圆明园烧杀抢掠的。我手中还有同时期的日军《野外要务令》，以及对此书各篇章逐一进行诠释的《野外要务研究》一书，该书竟是于1900年在“清国上海馆舍”完成的。这个自称是Y.H.士的著作者是谁，不得而知。我猜测尉官过于稚嫩，将官过于持重，应该就是那些身居高级司令部野心勃勃的日本校官们所为吧。

　　日军1940年的《步兵操典》似是日军至1945年战败的最后一版。我将日军4科版本的《步兵操典》的内容进行了对照，可以看出日军1937年的《步兵操典草案》和1940年正式颁令的《步兵操典》不似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步兵操典》涉及到“旅团”这一高级战术单位。另外，或许是1939年日本关东军在与苏军的诺门罕战役中吃了苏军坦克的大亏，1940年版《步兵操典》的《附录》中明显加入了“对战车肉搏攻击”的内容。

　　此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896年版的《步兵操典》中已出现了“诸兵种”一词。该书虽称《步兵操典》，但其中已有步、骑、炮、工、辎及通信等诸兵种“合成”作战训练的意识。1937年及1940年版的《步兵操典》更是密切结合日本陆军联队(团)编制内的火器，如掷弹筒、九二式步兵炮、三七式速射炮等，阐述其各自在攻、防作战中的技术和战术运用原则，以及平时的操练方法。

　　《步兵操典》是日军

　　作战训练的依据

　　1940年版的《步兵操典》是颁发日本陆军的定稿，因而日本步兵学校为贯彻其精神编写了《步兵教练参考》教材，分为分队、小队、中队及联大队4册。该书是《步兵操典》战术原则的具体化。如《步兵操典》中“对战车的肉搏攻击”的篇章，在《步兵教练参考》的分队和小队两级的战术参考教材中同样沿用这个题目，并细化战法，绘图说明攻击坦克的要害点以及反坦克的战术。

　　1940年版的《步兵操典》不仅是日本陆军战术教材的编写纲领，也是其作战训练的依据。我手中有一套日军教育总监部1940年8月编印的精装两册《典令范现地研究》，此书是依据当年2月刚刚颁布的《步兵操典》以及《作战要务令》、《炮兵操典》、《战车操典》、《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等书中的作战原则，对步兵师进攻战、遭遇战、防御战三个科目的作战想定以及演习各阶段的46个问题，在日本名古屋东部的知立平原为战场背景展开的战术推演。由此可知，日军的Ⅸ步兵操典》对其作战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8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半年之后，日军吸取对中国军队作战的经验教训，更为将来对付苏联军队，将原有的《阵中要务令》和《战斗纲要》合二为一，颁发了《作战要务令》一书，日军简称“作要”。日军针列侵华作战的需要还印发了大量“对支作战参考”之类的小册子，我收集到的就有1938年印发的“瓦斯防护”和1941年印发的“野战炮兵作战”两种。另外，我从当年日军大本营编印的《战训报》的片断资料中发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美军作战中痛感不知敌、不知己，总结教训编写了《战斗教令》。日本海军则针对美军的岛屿争夺战，由日本海军大尉谷浦英雄于1943年2月在馆山炮兵学校修订编写了《海军陆战教范》，其内容与《步兵操典》相同，重点着眼于步兵前进法、防御阵地构筑、防御战斗中的火力急袭、各火力点的相互支援以及消灭死角等等。由于以上这些军事资料不为侵华日军所有，加之日军逢情况不妙就烧文件、烧军旗，因而未能为我军所获。

　　紧扣作战设想的1923年版《步兵操典草案》

　　我特别注意到1923年5月版的《步兵操典草案》与其他版本的《步兵操典》不同，其特别将“山地及河川的战斗”以及“森林及住民地的战斗”作为专章论述。我认为，这两章是极有针对性的，论述的虽是预设战场的战术指挥原则，但紧扣日军领率机关的战略方针。

　　此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中记载，日本在1923年对俄作战设想：“即击溃在远东之敌并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必要的战略要地，主战场仍在北满，支战场指向沿海州、北桦太及其对岸。此外，根据情况并计划占领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稍有军事地理常识的人马上会联想到日军的所谓主战场“北满”即黑龙江省绵亘的大、小兴安岭山脉和茂密的森林，以及被日俄称为阿穆尔的界河黑龙江。

　　反观日本关东军当面之敌——苏联红军的战术教材，例如我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翻译的由齐列穆尼耶上校等编写的《兵团战术概则》一书，将“冬季战斗特点”和“山地、森林、广漠地、居民地战斗特点”列为专章论述(但无河川战斗)。我想，当时日军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在日本1938年秘密印发的《昭和十三年度关东军兵要地志调查计划》中发现，日军通过关东军情报部分布在中苏边界的哈尔滨、富锦、绥芬河等特务机关针对苏联境内远东地区兵要地志调查的内容，都突出河川湿地、森林等项，并将调查任务细化到每一条河流具体由哪个机关负责。日本关东军，特别是恶名昭著、代号为731的石井部队极其注意河川与给水的兵要地志调查。1939年石井部队还曾编写《苏联远东地区河川攻击相关地志参考资料》。

　　可见日军的《步兵操典》等军事教材在编写时都紧扣其作战设想。

　　日军拼刺刀时果真退弹吗？

　　我国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在描写侵华日军冲锋肉搏的白刃战中，有日军“哗啦哗啦”退弹的场景，有解释说，是日军在演习中怕走火伤人，以至于教条到实战也是如此。然而，历史果真如此吗？

　　我曾认真翻阅日军《步兵操典》的相关部分，以及日军《剑术教范》中的步枪刺杀部分，并未找到这种说法的根据，反倒发现1896年版的《步兵操典》第178条“铳剑突击”，即上刺刀冲锋的演练和作战中，强调火力而非刺刀的使用：“在最前线的各个小队做举枪射击的准备，后方的小队尽量占领有和地形再次进行追击射击。”在1923年、1937年两种版本的《步兵操典草案》中则提到，预备冲击时，右手紧握枪身，枪口向上，左手握刺刀座，当发出“突击”令时，要求勇猛、果敢、以压倒敌人的气势呐喊着“冲锋”口号向敌冲击肉搏。还提到当听到预备的号令，射击前枪要处于“安全装置”，我理解即是关保险。然而“关保险”这一条，经过战斗检验后在定稿的日军1940年版的《步兵操典》中被删除。据此可知，“日军拼刺刀时退弹”之说没有“条令”根据。

　　从日军《步兵操典》说军语

　　过去，我只知“革命”、 “同志”、“干部”、“战友”之词来自日本，而研读昔日日军的军事教材方知很多耳熟能详的军语也是来自日本。

　　清末至民国初年，大批中国青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如爱国将领蔡锷，中国军事学声名显赫的蒋百里、杨杰，也有成为倒行逆施的军阀的孙传芳、徐树铮等。此外，蒋介石、陈仪、汤恩伯等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许多人从日本携回《步兵操典》以及大量军事教材，并将教材内容和军事术语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普及开来。如日军《步兵操典》中的射击、散兵线、战斗展开、诸兵种等；《炮兵操典》中的山炮、放列、射角、试射、效力射以及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 《马术教范》中的袭步、马场骑乘等军语都由此传到了中国。我在2003年由片冈撇也、福川秀树编著的《战略战术用语事典》一书中也看到了许多我们详熟的军语，如战术、战役、战斗序列、行军长径、作战原则、任务、兵棋、制式、编制、编成、持久战、机动、梯队、教导队等等。陶菊隐先生在《蒋百里传》中写道，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名列第一的蒋百里将军，一次在陆军大学讲“参谋官之品格”时说：“‘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们原来叫作‘军师’或‘幕宾’。”

　　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拿来”的军语中也有根据中国的习惯而改变的，如日军《剑术教范》中步枪刺杀训练中的“刺突”，我国改为“突刺”；《射击教范》中步枪的“照星”，我国改成“准星”、 “机关铳”改为“机关枪”等；此外，还有“点呼”改为“点名”等等。

　　日本的军语大多是明治时期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翻译过来的。当时日本官方文书多以汉字为权威，军语也一样。日本翻译创造军语的过程中最费力的当属兵器方面，例如军舰、火炮、通信、光学方面的兵器装备，少则数十上百，多则成千上万的零部件都要逐一翻译，再用文字表述。这些军语在明治以前的日本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孙子》、《李卫公问对》、《尉缭子》等武经七书中也没有。历史上日本从中国搬去了汉字和经义，近代中国又从日本“拿来”了大量的军语为我所用。

　　编辑／王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