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乡音都死去了

　　无论如何，在如今这个通信与传媒高度发达，交通极其便利的时代里，方言的处境是愈发艰难了。

　　哪怕是穷乡僻壤，百姓家中也大多有了电视。电视里，无论是新闻，还是专题片或连续剧，还有领导人讲话，多半是用普通话的。异地人士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无法相互理解对方方言的人们之间对话，当然也都要依赖普通话这个纽带。远离家乡的大学生和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农人，也要学一点普通话以为交流之需，甚至是尊严之需。这自然带来了人际交往的极大便利。不仅如此，管理机构还时常对于某些“违规行为”发出禁令或做出处罚，使得方言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

　　我们都知道，语言的丰富意味着思想的多样化。

　　读过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人，都会记起大洋国的领导人采取的一项措施，即通过减少语言中的词汇量抑制人们的思想空间，从而有助于维护专制统治。方言不仅语调上不同于普通话，而且每一种方言都有很多特殊的词汇和特殊的表达，它们很难转化为普通话。例如，四川方言里“宝器”（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意思究竟是什么，四川人常说那难以翻译成为普通话，它含义微妙，不是本地人很难体味和妥帖地使用。我的家乡胶东方言里有“刺闹”一词（《西游记》第五十二回里也有“刺闹杀我也”的说法），这个词可以用来表达普通话里“痒”的意思，但是，假如说一个人“挺刺闹的”，那却并非说这个人为人处世让人有一种痒的感觉。惯于说方言的人，突然改说普通话，往往词语变得很贫乏，原有的那些生动的表达通通用不上，因为方言中太多的内容在这种转换中丢失了。为了我们语言的丰富，是否要对方言有一种宽容仁厚的态度？

　　方言的存废还直接影响地方戏曲和其他艺术的兴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地方戏的大规模消失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最近的十多年间，在通俗音乐和电视的挤压中，地方戏的处境更是空前危难。我看到一篇新华网的报道，仅江西一地，每年就有二十种地方戏因不及时挽救而灭绝。其实，除了通俗音乐以及电影、电视剧等的排挤，作为地方戏基础的方言的边缘化也是地方戏面临毁灭的重要原因。没有陕西方言就没有秦腔，没有宁波话就没有甬剧，假如苏州人不再说苏州话，昆曲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当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过于急切地推广普通话和打压方言给各种地方戏带来的损害。

　　谈起方言，我不能不想起赵元任先生。在现代中国学人中，赵元任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天才。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所到之处，赵元任一律用当地方言进行翻译，一时传为佳话。能够像他那样熟练地说三十多种中国方言的学者恐怕是凤毛麟角。今天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普通话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我个人每当回到家乡，或者在他乡遇到胶东人，说起胶东话，心中都会涌动着一种对家乡温馨的情感。如果说热爱家乡还算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感情，那么，如果乡音都死去了，我们仿着贺知章的经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遭遇到的却是“儿童相见话不懂，国语应答何苦来”。

　　那可真是悲剧。

　　每当想到这样的未来，我的心里总不免有些拔凉拔凉的。

　　［文／贺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