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应由人大来开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都制定和推出了自己的“权力清单”。在肯定这种探索的同时，应当看到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误区。

　　一是将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简单类比。“负面清单”作为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投资准入制度，是一种相对确定的国际社会经贸管理模式。其本质是“法无规定皆可为”。权力清单则是把政府和各政府部门手上的权力用列单的方式公布，其在法理上是个不甚确定的概念，本质上是一种非规制化行政行为，两者主旨和性质都不同。

　　二是将权力清单简单等同于权力制约。权力清单的公布，只解决了一个权力“列单明细”的问题，至于“单子”上的权力是否合理，如何规范、怎样运行，其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如何体现，其行政绩效如何，清单本身并不能解决。

　　三是政府部门自我制定权力清单，陷入权力自我认定、自我裁量的法理怪圈。法理上，能开出“权力清单”的，不是政府或政府部门自身，而是授予政府权力的主体——人民。其法理代理者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各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是平衡的，不能是此大彼小的。否则会出现同级别政府权力清单有大有小、权力“苦乐不均”的怪象。同时，无论政府行政首长还是各部门，其权力边界不是通过清单来勘定的，而是通过部门职能、岗位职责设置来体现的，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权机构上来解决的。

　　因此，权力清单的功能在于公布“权力明细”，为反腐败创造条件，但对于权力规范运行及其程序、环节、过程、责任乃至监督、制约等，要靠完善的制度和体制安排。

　　首先，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科学勘定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权力内容和边界，根据新一轮改革总体部署和精简原则，作出行政事权的规范性裁定。

　　其次，政府部门要在“晒权”同时更重“治权”，引入外部监督机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公众监督下的违规用权问责机制。

　　再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更多事情交给社会和市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反腐败制度体系，更多通过制度和体制的力量来遏制、治理和预防腐败。

　　文_秦德君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