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圣吉：企业家做慈善，除了捐钱还需要创造力

　　企业家做慈善，成为一名慈善家，有意思但很困难，因为慈善家意味着捐钱，而如果只是捐钱而不考虑其他的话，我只能说，太糟了！钱不是唯一需要的，你还需要创造力，你还需要才能，你还需要视野，你还需要团队合作……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仍在，但是长于其上的树却健康欠佳”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美国的著名管理学家，你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跟随中国传统文化布道者南怀瑾先生学习、修行，总结起来，你从他那儿学到的内容有哪些？

　　彼得·圣吉：对我来说，跟南怀瑾先生学习，是一个极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

　　我想，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如此之久，是因为其内在有一套极好的平衡机制，贯通于儒道释。道家最古老，南怀瑾先生告诉我说，《易经》的历史长达一万五千年，其根据是人们曾在最后一个冰川时代之前的岩石上发现了八卦的原型。世界各地原始居民的文化多与大地相关。原始居民总是在思考他们与大地的关系及平衡。我们常常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原始居民的自我意识与他们对所处之地的意识息息相关。一些原始居民的语言，只能表达自己身在何处，例如，“我在山上的树下感到难过极了”。可见，他们对大地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道家学说的根柢也和大地密切相关。正是道家把养生之道、中医传统等内容带进了中国文化。

　　孔子思想则侧重于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教育、管理、领导、统治以及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创造和谐等等，这也是儒家学说能够广泛流行的原因。

　　佛教则更加注重精神。儒释道三者分别聚焦人的肉体现实、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要把它们融汇在一起才能达致圆满和完整。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南怀瑾先生推荐你读《大学》《中庸》和《管子》，你还看了中国的哪些古代经典？这些著作中的哪些思想让你记忆深刻？

　　彼得·圣吉：他曾对我说，你必须追根溯源地阅读大量最古老的经典，才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同流派的学说。《管子》是他最早推荐我读的书之一。我读的是英语翻译的版本。在西方，《管子》不太知名，很少人读过。它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儒家学说中的一些根本命题。

　　另外一本他很早就推荐我读的经典是《大乘起信论》。他说，从释迦牟尼在世，到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佛教分化出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对其教义的解读也千千万万，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别往往极其微妙，如果你真的想抓住佛教的本质内涵，那么你务必要去读读《大乘起信论》。它是一本10页左右的小薄册子，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佛教的绝对本质，能够帮助你打通佛教的不同流派。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是西方的学者，但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是什么吸引着你？你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彼得·圣吉：文化差异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差异，我们真诚地对别的文化感兴趣。这也是我喜欢来中国的原因，我学到非常非常多。我不断地思考，不同在哪里呢？欣赏不同的文化非常重要，但是，这有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困惑，会让我们太注意于差异性而忽略了互通性。

　　所有文化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其局限性。“文化”，是一个通用的词语。它是很简单的一个词语，但却描绘着复杂无比的现象。我们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却是我们通过经年累月的学习和研究，也还是只能够看到它们丰富内涵的冰山一角。然而，文化虽然复杂，但是在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却存在着一些人类繁衍生息所真正需要的互通的内容。

　　西方文化自有其深远传统。1997年，我在香港送给南怀瑾先生的第一份礼物是一张一美元纸币。知道一美元纸币上的符号的象征意义的人并不多。在一美元纸币的背面图案中，有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在这座未完成的金字塔正上方，悬浮着一座完成了的小金字塔，塔中央有一只象征着最高精神的万能之眼（All Seeing Eye）。这些图案共同意味着，在最高精神的引领下美国各州终将合众为一。很少人知道这些，包括美国人，他们每天来来回回地交换着一美元纸币，但却少有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在传递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精神。

　　然而，如果往回追溯得足够远的话，我们会发现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的大金字塔意象，其实来自于距离现在五千年乃至七千年的古埃及。你在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都可以发现类似的古老而深厚的智慧。问题是，根一直都在，但树却枯萎了。在现代中国，你可以发现相似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仍在，但是长于其上的树却健康欠佳。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仍在，但是长于其上的树却健康欠佳”。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何在？

　　彼得·圣吉：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美国，恐惧日渐取代了激情，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害怕失去成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主要精神状态。南怀瑾先生也曾说过，我们把幸福外在化了，把物质现象混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现象，误以为拥有了一些外在的物质就会幸福，于是一味地赚钱，一味地购买。我们认为，我们即肉体，我们即历史，我们即自我。这些混淆让人类陷入了无休止的轮回。

　　这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们或多或少有足够长的持续性的历史可以回望，它们可以往回看到曾经的黄金时代，以及那些使黄金时代成为黄金时代的东西。南怀瑾先生曾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黄金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儿童是最重要的社会成员，与此相应，教师是最靠前的职业。但是，原有的秩序和信仰失去后，我们误将物质世界看作更为重要的世界，忘记了我们之所以需要老师乃是出于对“觉”的能力的渴望。

　　“只是捐钱而不考虑其他的话，太糟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南怀瑾先生曾跟你提到，中国没有企业家。现在的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

　　彼得·圣吉：他确实这样对我说过。对此，我当时很困惑，于是问：“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他说：“不，不，不，那些人都只想着赚钱，而这正是问题所在。”他告诉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一个企业家，意味着你必须心系社会福祉。这并不是说钱不重要，其实，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能够赚钱，只不过钱不是根本的驱动力，而创造力和心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才是。

　　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流行于西方的“社会企业家”一词。我认为，从单纯地努力建企业、赚大钱，到发自心底地想要创造改变、实现社会影响，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同时又十分重要的再平衡的过程。南怀瑾先生也坚信，虽然道阻且长，但是人们终究还是会重新发现，“成为一名企业家”的真意乃在于创造一个能够为社会带来福祉的企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社会带来福祉，企业家更多是在透过慈善实现这个目标。你怎么看企业家做慈善？

　　彼得·圣吉：在我看来，企业家做慈善，成为一名慈善家，有意思但很困难，因为慈善家意味着捐钱，而如果只是捐钱而不考虑其他的话，我只能说，太糟了！钱不是唯一需要的，你还需要创造力，你还需要才能，你还需要视野，你还需要团队合作……企业家在成为慈善家的过程中常常容易产生挫败感，因为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成功地把有才能的人团结在一起，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共同推出切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或新服务，他们深知金钱的基础性作用，但同时也知道金钱本身并不扮演最关键的角色，金钱所驱动的创造力才是最关键的。然而，在做慈善的过程中，金钱非但经常不能起到激发创造力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效果。因为，基金会负责捐赠，而基金会极有可能滋生腐败。我的意思是说，只是捐钱的话，有些事情会变质。你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现在有些捐赠人和受赠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扭曲的。一方面，一些受赠人为了得到捐赠会隐瞒真相；另一方面，一些捐赠人想要操纵捐款的流向和使用。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改善这种扭曲的关系，你有什么建议？

　　彼得·圣吉：那些想要做慈善家的企业家需要想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资本在慈善领域发挥其激发并凝聚创造力的作用。我认为，运作型基金会远比资助型基金会健康，因为它们致力于达成某项使命，而且必须具备达成该项使命的能力，为此，它们更能充分地利用好所获得的捐赠。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项目实施过程以及对人的影响上，而不是在钱上。一味地盯着钱看的慈善往往容易出现问题。

　　例如，致力于改善学校教育的运作型基金会，大都具备改善学校教育所需的实际能力，而且内部分工明确、管理规范。通过与学校教职员工的实际接触，而不仅仅是给他们钱，它们深知学校的真正需求，因此，它们不但能够为学校提供基础的咨询服务，还能帮助学校培训老师、改善理念、建构系统能力等等。

　　“今天提倡‘君子’教育，意义重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传统文化，对你的管理思想有哪些影响和改变？

　　彼得·圣吉：设立共同愿景、创造有利于实现个人价值的环境、帮助受管理者进行反思和树立更远大的目标等，都是优秀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我非常喜欢“君子”这个概念。所谓“君子”，就是既能够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又能够帮助他人不断提升的人。因此，我认为 ，我们今天提倡“君子”教育，意义重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意义何在？

　　彼得·圣吉：最重要的思想是指导你如何生活、教学、运营机构、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合伙人、儿子、女儿……我认为，最深刻的思想是最有用的思想。

　　如果你是一名经理、一位老师或一名校长，那么你所承担的责任意义深远，因为作为一名管理者，你将对他人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坏的管理者给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使人心生抱怨，使人感受不到真正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做的所有事情不过是在与他人竞争，随之而来的是紧张和焦虑。与此相反，好的管理者懂得创造既有益于个性发展又有助于团队提升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压力也会变得有意义起来。所以，如果你是一名经理、一位老师、一个校长或政府官员，一定要时刻牢记受你管理者的幸福，要努力为他们带去积极的影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关于儒家文化，现在有一个争论，就是儒家可以服务于政治，还是应该服务于个人修行。你怎么看？

　　彼得·圣吉：两者都有。儒家学说的首要关注点是教化，都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做一个好家长、好配偶、好朋友等等，它的目的是在家庭和社会中创造和谐。就此而论，对于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和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儒家学说是很有用的。我们当代世界的政治之所以问题多多，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并未真正发挥儒家学说的教化作用。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听到有政治家说，是我的责任。事实是，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有责任。结果是，我们的政策常常非常扭曲，只关注经济增长，只关注GDP。我刚刚从不丹回来，那是一个政府关注国民幸福感的国家。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争相前往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国，希望能够有所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作为人类共同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幸福社会，而不只是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