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与陈独秀的《新青年》同时创刊的还有一本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妇女杂志》，它致力于把自由的思潮和世界视野的知识带到中国女性的身边。而在当时，识字的女性仍然是很少一部分主要集中于上中流阶层的妇女，多为教师与学生，杂志的编辑与读者也有很大一部分为男性，但围绕此刊物所探讨的却是在新民主浪潮中对女性社会地位与救国作用的重新塑型与定位。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追赶西方国家发展进程缓慢是由于人口接近一半的人数文明程度跟不上，这一半人口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妇女。早在晚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出现了一批堪称为女性主义先声的妇女——“自梳女”，由于蚕丝业的兴盛为当时女性提供了自给自足外部条件下，她们选择将辫子梳成发髻以示独身终老不得反悔。但其实这一批女性并没有接受知识教育也没有女性主义的概念，她们以独身作为宣誓也并非真正解放女性之举，她们无法承担起改变当时中国女性无知无识的思维状态。真正的女性教育应该建立于思想开化的基础上而推动社会进步，而直到20世纪受到西方影响，才具备生成自由之风的外部条件，正是当时新民主思潮逐渐撬开了对女性的一些固步自封的观念，涌现了一批中国新女性。而这一觉悟足足慢了北美近一个世纪。
19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为工业革命的带动，正处于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各种自然科学学科逐渐成型，并影响到社会科学的诞生或重塑。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产业也处于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越来越多女性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官能开发成为社会发展上的一个新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和党母性”立场认为，男性在社会角色中是领导人和中坚力量，对社会发展和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培养一名优秀的男性的责任其实落实在了一名母亲身上，这强调了女性教育在此后进入家庭担任母亲作为培育男性公民的关键作用，这成为了女性接受更高等教育要求的落脚点。虽然这一观点没有根本上推翻女性作为家庭“守护员”的角色，还是提倡女性回归家庭教育淡化社会角色功能。但是它却使得女性能够逐渐有机会获得正规系统化的知识，从家政教育到人文大学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女性社会角色不应由男性来下定义，想要冲破传统观念需要女性的自我崛起，和对群体功能的重新认识。建立女校是帮助女性踏出思考和自我觉醒的第一步。
文·杨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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