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歌剧院

　　寒意逼人的12月，一个周六中午，莉迪亚·卡察洛娃像往常一样乘坐14路无轨电车，从火车站附近的家来到位于阿尔特约姆大道的顿涅茨克歌剧院，自战争打响以来街道一直空旷得恐怖。卡察洛娃把自己收拾得整洁漂亮。她穿着一件绣有亮片的衬衣，披着一件黑色皮毛斗篷，头发刚刚染过，指甲也涂上了色彩。

　　今天歌剧院将上演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弄臣》，出于安全考虑下午两点就开演了。这部威尔第的杰出歌剧作品，讲述的是宫廷弄臣里戈莱托无意间杀掉自己女儿的故事，全剧分三幕。卡察洛娃将站上舞台，指导演出。她已经80岁了。

　　自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和乌克兰政府之间打响战争以来，绝大部分人都离开了顿涅茨克，毕竟密集的炮火、越来越短缺的资金和食物令人不堪忍受。留在这里的人希望至少能暂时忘掉恐惧、悲伤和不安，寻找着正常生活的可能性，但是很多餐馆都关门了，电影院也是，只有城市歌剧院还开着。

　　这家歌剧院已经经历过一次战争并幸存了下来。在1941年它刚开张不久德国人就侵入顿涅茨克，并在接下来两年将歌剧院变为他们的城市剧院，之后又改名为“先锋剧院”。现在，这家歌剧院又置身于战争中，一年前这里还有509名员工，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逃走了。尽管如此，这里的演出仍未停歇。这是顿涅茨克在战争期间经历的小奇迹之一。

　　莉迪亚·卡察洛娃经历过歌剧院的命运沉浮，她在这里作为女高音歌唱家工作了35年，最近25年则做着导演助理的工作。情况从未如同今天这样糟糕。他们只能使用本不属于这场演出的舞台布景；主角里戈莱托的饰演者来自俄罗斯，四周前才毛遂自荐要求出演这个角色；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尽管发着高烧仍然需要出演公爵；一位歌唱家临时代替了乐队指挥的位置；而领导所有这些人的总经理不久前还是当地一家博物馆的馆长。

　　散乱的演出队伍

　　卡察洛娃的声音第一次在演员化妆室中响起时是一点半：“你们好！30分钟后开演《弄臣》。”

　　970个座位上都还是空的。清洁女工用湿拖把擦着破烂的红色地毯，舞台工作人员用电通风机预热前排和二层席位区，在乐队演奏区放置烤灯，并垂下第一幕的布景：孟图阿公爵的宫殿。

　　“舞台上原本需要8根漂亮的柱子，”卡察洛娃说，“但是在我们位于飞机场附近的道具仓库被炮弹击中时，它们和《阿依达》《拿布果》《漂泊的荷兰人》等其他歌剧的舞台布景一起被烧毁了。”因此现在他们需要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一个布景下表演。很快歌唱家赛尔格伊·杜布尼茨基将站上乐队指挥台，因为所有4名指挥都已离开，幸运的是，杜布尼茨基在音乐学院时还学习了指挥。导演走了，女提白员也跑去了白俄罗斯。在《弄臣》歌剧表演中非常重要的合唱队曾经有78名成员，如今只剩15人。离开的人要么是因为这座城市太过危险，要么是因为领不到工资。还有的人离开这里是因为他们认为基辅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不想承认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分裂分子，比如一位长笛演奏家。但是就连那些留下来的人，也在争论如今在顿涅茨克发生的一切是否正确。

　　他们选择演出《弄臣》，并不是因为这部歌剧中恶人肆无忌惮，和这场无意义的战争非常契合，更多的是因为这是少数几部他们还有能力表演的歌剧之一。

　　里戈莱托是一个俄罗斯人

　　饰演主角里戈莱托的歌唱家坐在23号化妆室，已经换好了服装，并在紧身上衣中塞上东西变成驼背，他戴的滑稽帽放在旁边。他的名字叫弗拉迪米尔·弗尤洛夫，刚满53岁，镜子前是歌剧院在排练日送给他的一束红玫瑰。如果没有弗尤洛夫，这场演出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以前唱里戈莱托的男中音也离开了城市。

　　一个月前，弗尤洛夫在俄罗斯的一款电视节目中看到一则关于顿涅茨克歌剧院的报道，他很快拿起了电话，自荐做独唱者。他生活在圣彼得堡，曾作为船舶工程师出海，后来又学习了声乐，现在作为歌剧院和音乐会歌唱家在全世界巡演。来自这个被围攻城市的消息让他想起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爱国主义作品《第七交响曲》，想起了1942年被德国军队围困的人们在炮火中来到音乐厅听交响乐的故事。“目前顿涅茨克最重要的是文化，”弗尤洛夫说，“只有美好的事物才能拯救世界。”

　　他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俄罗斯南部，然后坐汽车穿过分裂分子控制的边界来到顿涅茨克。他不想要报酬，歌剧院也早就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了。“我是名爱国人士。”弗尤洛夫说，“在3月克里米亚全民公决之前，我还开车去过那里并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我看到的全都是一心想加入俄罗斯的人。”在乌克兰军队向顿涅茨克开火的每一天，他都在想：这是战争罪，这里的人们被杀害，只是因为他们观点不同。“不，我从没选过弗拉基米尔·普京，”弗尤洛夫说，“俄罗斯国内被操纵的司法也让人失望，但是我百分百同意普京的外交政策。”

　　第一幕：舞会和煤

　　歌剧院所有970个座位的票都已售罄，票价在30-50乌克兰格里夫纳之间，最多约合2.5欧元。顿涅茨克人几乎已经身无分文，银行也已关门。

　　外面传来大炮的轰隆声。歌剧院里也建起了一个防空洞，就在旋转舞台下面，有指示牌标明去往那里的路线，防空洞里有高脚凳和长椅，20升一瓶装的矿泉水和灭火器。走廊里挂着“战斗注意事项”的说明海报，还有一张表格，里面填写着想要得到廉价煤的歌剧院工作人员的名字。然而真在紧急情况时，这个地下室根本就是个摆设，毕竟它的屋顶是木质的舞台。

　　幕帘已经垂下，介绍开始了。第一幕第一个场景：公爵宫殿里的舞会。卡察洛娃把里戈莱托叫到舞台上。

　　卡察洛娃已经对威尔第的这部巨作烂熟于心了，她自己以前就唱过里戈莱托的女儿吉尔达。她拿出一本钢琴改编谱，最后一页上粘着一张照片，照的是年轻一些的卡察洛娃在顿涅茨克剧院的舞台上演唱吉尔达时的场景。

　　“我的父亲是生活在伏尔加河畔的德国人，母亲是芬兰人，我的丈夫来自乌克兰西部，我的儿媳是犹太人。”她说，“几百年来，顿涅茨克地区一直生活着不同种族的人，也一直相处融洽。哎，要是俄罗斯不在这里掺和就好了！”

　　卡察洛娃的丈夫，一位男中音歌唱家，5年前去世了。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在经常遭到炮击的机场附近，把一张圣像作为护身符挂在16层的厨房窗户上。只有她的儿子仍然留了下来，以便照顾不想离开这座城市和她的歌剧院的母亲。

　　首席女歌手

　　“好极了！”莉迪亚·卡察洛娃冲舞台中间喊道，声音并不十分大，毕竟不该让大厅中的观众听到。这声喝彩是对在剧中唱公爵的39岁的叶甫根尼·尤多温说的，他刚刚唱的是“Questa o quella”，这是他用来奉承切普拉诺伯爵夫人的咏叹调。这时，就算是完全外行的观众也能注意到，这位男高音歌唱家非常费力才能维持声音的平稳。他正发着高烧，脸都变红了。但是现在顿涅茨克找不出第二个唱公爵的人选。歌唱家开始演唱的时间也不能把握得很准确，舞台上缺少喇叭，他们在演唱时听不见乐团的演奏，只能跟着乐团指挥的手势走。

　　“我们的剧院刚刚才经历了一段喜人的蓬勃发展，”吕德米拉·矢木查克叹息道，“然后战争就开始了。”她坐在她的化妆间中，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她手挽著名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鲁契亚诺·帕瓦罗蒂。68岁的矢木查克仍是剧院的首席女歌手。她能完美演唱一位女中音歌唱家必须掌握的所有曲目，曾在纽约、米兰、维也纳、柏林、慕尼黑和巴黎等世界各地演出。她在莫斯科大彼得罗夫大剧院工作了12年，但是一再回到自己的家乡顿涅茨克。

　　“两年前，当我们第一次用德语在乌克兰表演瓦格纳（德国著名作曲家）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时，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啊！我们和一位德国女导演和众多德国歌唱家合作，使用德国舞台布景，后来又在敖德萨、利沃夫和基辅等地进行了表演，到处都收获了雷鸣般的喝彩声。”矢木查克倚靠在立在她衣帽间的一只黑色翅膀上，轻轻地唱着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中的咏叹调：“抓住成功的瞬间……”今天她本来不需要来歌剧院，但她想前来支持一下演出。这天大清早她还开车去了她出生的村庄，那里刚刚被炮火袭击，她接出了7位亲戚，组织他们逃往白俄罗斯。“我无法想象，难道我们还能把一切都切碎分割吗？毕竟我们都是斯拉夫人。”

　　吹双簧管的女人

　　休息时间，舞台后一片骚动，大部分保险都跳闸了，烤灯用电过度。乐团成员仍在抱怨实在太冷了，在上周演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时，所有人都感冒了。

　　双簧管演奏者安格拉·沃特科维奇身穿黑色长裙，戴着闪亮耳环，头发染成了红色。7月，她也曾离开顿涅茨克，和女儿、孙子女一起逃到200公里开外的大城市Saporischja，却无法在那里租到房子。“房产经纪人对我说：‘回到你们的顿巴斯（顿涅茨克所在地，乌克兰最大的煤炭基地）去吧！都是你们的错，是你们挑起了战争。’”走投无路的她又去投奔一个阿姨，但是接下来的共同生活也很不容易，尤其是当电视上说到顿涅茨克的“恐怖分子”时。

　　因此，沃特科维奇又回来了。一周前，一枚炮弹击中了对面的学校。“在全民公决时，我选择了分裂国家，因为我相信这里的一切都和克里米亚一样。”她说，“但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其他地方的人就应该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对待我们吗？就连基辅的朋友也不再接我打过去的电话了。”沃特科维奇的眼中含着泪水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上了‘漂泊的荷兰人’的船，我们驱动它向前，但是没有人知道方向。”

　　她的丈夫是一家芭蕾舞剧团的团长，去年12月初和部分艺术家一起去美国表演了《胡桃夹子》，并依靠这笔收入维持全家整个冬天的开支。

　　第二幕：荣誉和金钱

　　吉尔达被公爵的弄臣、自己的父亲里戈莱托带到公爵面前，随即被奸污。“天哪！我的吉尔达！”发现自己竟将女儿推向深渊的弗拉迪米尔·弗尤洛夫悲恸地唱道。

　　歌剧院总经理坐在他位于3层的办公室里，烦恼着怎样为他的艺术家们支付报酬。“自去年6月以来，我就没给员工发工资了。他们靠积蓄生活，但是现在也快用光了。”他说。只有9月时“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给每个人一次性支付了约100欧元。“但是我每月需要12.5万欧元来发工资，该从哪里得到？”昨天经理去和顿涅茨克政府谈判了。对于这些分裂分子来说，歌剧院并不是最紧急的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承诺之后会补付给员工10月和11月的工资。“老百姓都精疲力尽了，他们每天都听着炮火的轰鸣声。”他说，“最危险的是，我们渐渐习惯了这一切。正因如此，歌剧院才如此重要。”

　　经理名叫叶甫根尼·德尼西科，但是他的门上挂着另一个名字：瓦西里·拉亚本基。拉亚本基经营这家歌剧院已经约25年了。艺术家们说，他如同父亲一般为他们提供食物，然而很快歌剧院的布景就被烧毁了，不久拉亚本基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让赋闲在家的德尼西科顶上拉亚本基的职位。德尼西科曾是顿涅茨克博物馆馆长，但是夏天博物馆被炮弹严重损毁后，他也就失业了。70岁的他曾组织过音乐会，因此并不算这个领域的新手。

　　德尼西科说，歌剧院本身和政治无关，“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对他们施加影响。春天，一个亲俄活动分子把乌克兰国旗从歌剧院屋顶扯下来之后，他们就干脆把旗杆锯断了，以免将来再次发生这样的冲突。

　　“就我们的条件来说，”莉迪亚·卡察洛娃说，“已经进行得非常不错了。”里戈莱托和吉尔达的终曲部分还没唱完。演唱吉尔达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名叫法提玛·卡斯亚能科，出生于格鲁吉亚。

　　40岁的卡斯亚能科4个月前生了个儿子。她很想离开这个城市，去个更加和平的地方，希望自己的儿子不用在炮火声中长大。“但是我不能离开这里，我必须唱歌，多少赚点钱。”她说，“8月以来我就没有得到任何母亲补贴了，我的丈夫曾经营一家小公司，但是已经倒闭了。我们的储蓄已经花光了，顿涅茨克政府必须为普通民众创造可以忍受的生活条件。”

　　第三幕：雷鸣和玫瑰

　　歌剧出色地结束了。公爵唱着他著名的《女人善变》，职业杀手斯巴拉夫奇勒在旅店杀死里戈莱托的女儿吉尔达，里戈莱托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怎样的不幸。剧场里电闪雷鸣，就如同歌剧院外风雨飘摇的城市一样。“天际的暴风雨！地面的谋杀！”弗尤洛夫唱道。

　　曲终结束，雷鸣般的掌声响起。莉迪亚·卡察洛娃让帷幕落下，撒下玫瑰花束。顿涅茨克的鲜花店还开着。帷幕后的舞台工作人员向经理喊道：“艺术很好，但是先来点‘黄油面包’！”他们想看到一点钱的影子——这天晚上的演出收入不足1000欧元。

　　经理说，他们想继续和一位意大利导演一起制作威尔第的歌剧《假面舞会》。他还说，俄罗斯歌剧女明星安娜·奈瑞贝科为他们捐赠了100万卢布，约合1.5万欧元。顿涅茨克工业寡头里纳特·艾哈迈托夫承诺战后资助歌剧院再次演出《漂泊的荷兰人》。

　　晚上市政府的局势报告中指出：在《弄臣》演出时，歌剧院外共死了3名平民，10人受伤，5栋房子受损，15座变压站因炮击而停止运转。莉迪亚·卡察洛娃关掉灯，穿上大衣，准备坐无轨电车回家，回到战争中。“我们歌剧院的正常运行完全是靠留在这里的人们的热情支撑着的，”她说，“但是就连这种热情也不定何时就会耗尽了。”

　　莫里茨·加特曼、克里斯提安·内夫/文 刘黎/译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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