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引领 产业提速升级

　　——我省文化与旅游融合步入新常态

　　截至2014年底，我省与文化旅游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3大行业20个子行业中，文化旅游产业单位共有2170个；文化旅游个体工商户11465户；文化旅游从业人员95709人；文化旅游资产542.00亿元；文化旅游收入118.54亿元。2006年至今，全省接待旅游总人数与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这些数据足以表明，贵州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民族瑰宝放异彩 深度旅游成热点

　　陆文礼老人今年已71岁，作为鼓楼掌墨师，已在肇兴侗寨守望鼓楼30余年，肇兴的一座鼓楼，就出自他之手。修建于1981年的这座鼓楼，如今已成为前来侗寨旅游的人们必须拍照留念的最佳背景。

　　在侗寨，你能欣赏到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最广为人知的应当是早已走遍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只要来到侗寨，就一定能与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对面，现场聆听最震撼人心的远古之声。若是恰好赶上当地芦笙节或是侗年，那更是一场民俗文化集中展示的饕餮盛宴，游客能在此体验一把与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绝世风情。

　　据统计，贵州农事类节日、祭祀类节日、纪念类节日等民族节庆共有50多个，以苗族、布依族、侗族和仡佬族居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节日都有独特且丰富的庆祝方式，在当今的开发背景之下，不仅延续了节日本身的传统，也被赋予了观赏的现代意义。

　　在贵州，像肇兴侗寨这样沉淀民族民俗文化元素的旅游胜地，多若繁星。2014年底，国家住建部等部委联合公布的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省共有426个村寨列入其中，占全国传统村落名录总数的16.67%，位居全国第二；2014年，国家民委发布公示首批340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挂牌名录，我省有6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

　　目前，我省的传统村落、民族村寨，进行文化旅游开发的还不到5%，绝大多数古村落还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而深度游却已开始风行，民族村落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发展前景，十分广大。

　　风光无限在险峰 奇山异石引客来

　　今年7月，由贵州播州海龙囤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成为中国第34项世界文化遗产，第48项世界遗产。至此，贵州又多了一张递给世界的名片。播州海龙囤，这个来自中世纪的古老军事城堡，居于群山之巅，地势险要，目前已被列入我省100个重点旅游景区，并已开始规划建设。

　　在长顺罗永庵和遵义桃源洞，你能分别找到以上来自建文帝的题壁诗和唐代李白的摩崖诗遗迹。这是贵州岩画、摩崖和石刻题咏遗存丰富的真实写照，它们构成了贵州文化旅游的精彩部分。而贵州的山地古建筑中梵宇、石塔和墓葬建筑数量，也蔚为壮观，它们与自然景观、山石风景、峡谷洞穴等喀斯特风景地貌，和谐共生成一道看不够的优美画卷，“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的叙述方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

　　红色线路开新章 实地感受历史美

　　电视剧《二十四道拐》的热播，贵州晴隆县的这一伟大抗战历史遗迹，也逐渐升温成为红色文化旅游的热点目的地。衍生出来的安南古城，目前正进入紧锣密鼓的修建当中，为将要举办的黔西南州旅发大会做准备。而在黎平县，黎平会议纪念馆也早已开门迎客，连接着红色翘街的纪念馆，吸引着与日俱增的八方来客。

　　早在2000年，贵州省就把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随着贵州省以遵义会议会址为核心的红色纪念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深度体验贵州红色旅游。遵义会议纪念馆、黎平会议纪念馆、安顺王若飞故居陈列馆等20余个红色纪念馆、陈列馆，已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红色文化的保护、研究、展示、宣传和利用等工作，全面开展。多年的发展，红色旅游已成为贵州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点。2005年至2014年，贵州的红色旅游景点接待游客达9492万人次，同比增长24.06%。

　　文旅融合显成效 持续发展须有道

　　无论是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还是红色旅游资源挖掘发展，都离不开合理规划和实施。换句话说，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需要各个相关子行业作为基础内容，以丰富旅游的多样性和立体性。

　　截至2014年底，我省文化旅游业领军企业有56家，收入13.85亿元。在良好的社会效益和龙头示范效应的影响下下，贵州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

　　为了持续加速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贵州省文产办也拟定相应计划，发挥资源优势，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动文旅融合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借助社会资本力量，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实施“多彩贵州”品牌战略，增强贵州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同时也大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推进文化产业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通过传统保护、多重旅游线路的打造，并借影视、文化创意、文化品牌的打造，贵州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将更加广阔。

　　文|本报记者 彭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