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吴文光刚刚将《调查父亲》剪辑完成，那是做给父亲的片子。五年前，他做成《治疗》，那是为母亲而作。
做《治疗》，是为了解开他的心结。母亲2007年去世，在此前五年里，吴文光每一年都会回到昆明，陪她待上几个月，但她的去世仍令他有愧疚之感。“你该做的东西，她想达到的东西，没有满足她。”令他难过的是，“你把这些（纪录片）做完以后好像也没解开这个结。”
而做《调查父亲》，则是为了寻找。因为政治原因，在吴文光的成长期，父亲是缺失的。21岁时，当消失了11年的父亲回到家里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分裂感。
一个之前平淡无奇的人居然会开轰炸机，会跳交谊舞，会写诗，会打网球，甚至会弹吉他，还能说英语。“我父亲像变魔术一样，让我目瞪口呆。”吴文光在一篇文章里记述到。
这种截然的分裂，导致了他成年后历时30年的对“父亲”的寻找与创作。他先后两次去到父亲出生的村子—四川合江连石滩，一点一点地展开对父亲的寻找。
透过这两部片子，吴文光得到了自我梳理和治疗，“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他说，“至少，傻事不要做第二次，不是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而是变得更诚实一点。”
这种个人书写或者以第一人称所进行的书写，是吴文光现在最喜欢的创作方式—站到镜头里，亮出一种个人经验和个人生活的围绕，他称之为“在场”，认为这会让纪录片指向现实生活中更细微更隐秘最坚硬之处。
天津大爆炸发生后，他看到了一个图片记者的这种“在场”，“整个纪录跟新闻报道没有多大关系，不为媒体，不为大众，只为自己。”吴文光对此很是喜欢。
《“独立纪录片教父”不再揭露之后》作者：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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