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祸 痞子外交

　　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欺诈外交也许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往往是负面的。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头上。对于这些条约，中国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呢？是应该严格遵守，还是应该拖延、抵抗甚至拒不执行呢？

　　外国侵略者当然是非正义的。我们从没有跑到你们欧洲去输出什么，而你们跑到中国来强行要求通商，强行传播你们的信仰。面对非正义的侵略，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因此，欺骗外国人，像李鸿章提倡的那样使用痞子手段，是正义的，是爱国的。而老老实实履约，似乎是卖国的。

　　但问题是，这样做，效果好吗？如果我们自认为是成年人，做事就不能不问这一点。

　　“徐图控驭”

　　《南京条约》签订之初，道光皇帝打的算盘便是“暂事羁縻，徐图控驭”。

　　他说，之所以对洋人做此退让，是为了以后尺蠖之伸，所谓“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以后时势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是这样计划。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更是如此。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当中多次反复，和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自古要盟不信，（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朱谕）也就是说，在被挟迫下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和鬼子们签约，只是退兵之法而已。

　　大臣们更是如此，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对皇帝说，签约只不过是“暂藉和好之说，迅速了结为得计也”，所以外国人走了之后，也不必严格遵守条约：“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原来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约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

　　也许很多读者认为我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下签订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后果有点严重。

　　《南京条约》规定，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可以住到广州城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在城外十三行住。

　　但是中国百姓可不管什么条约的严肃性。地也割了，款也赔了，就是要在小地方和你争，不让你进城，就是要侮辱你，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

　　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七年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祭起了中国官员对外国人的老法宝：“糊弄”。他说，要做通广州市民的工作非常难，要给他时间。多长时间呢？两年。为什么是两年呢？因为此时耆英已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正常的话两年后极有可能已经调往京师。

　　正如他的谋士所说：“缓以两年，此两年中公早内召，可置身事外矣。”

　　羁縻原则

　　两年之后，认死理的英国人再次提出兑现约定，那时的两广总督果然已经不是耆英，而是徐广缙，他毫不考虑耆英已经同意在先，而是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道光皇帝览奏对徐广缙的“爱国”情怀感到非常欣慰。他批示说：“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羁縻。前暂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表示同意徐广缙的意见，继续找各种借口，不让英国人入城。

　　道光君臣的做法也有其理论根据，那就是古老的羁縻原则。当初在任命徐广缙做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时，道光就嘱咐他，要内外有别。“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

　　那么，什么叫羁縻呢？

　　所谓羁縻，是中国自古以来处理难打交道的蛮夷的一贯办法。“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应劭《汉官仪》解释说：“‘马主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

　　羁縻之道的基本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是一种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存在，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以权术来笼络糊弄：“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

　　所以清朝君臣一致认为，签订南京条约，不过是为了羁縻夷人，糊弄洋人而已。洋人是坏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爱国。

　　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智商似乎并不差，而且性格还特别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坚执。”老外的性格是非常较真儿，爱认死理。进城这个并不是很大的事，他们就是不罢休。

　　1854年，道光皇帝已经去世，坐在皇椅上的是二十出头的年轻皇帝咸丰。英国人又一次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要明确进城的时间。叶名琛是近代的著名“爱国官员”，他更是把“羁縻”方针运用到了极致的“高手”：“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时而闭户称疾、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件要事不置可否。”

　　两年之后1856年，自认为受尽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英国炮艇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被掳往加尔各答，成了“海上苏武”，在印度背诵了一年多吕祖经后，死在了外国。

　　“畏夷如虎，视民如草”

　　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英国人又纠集法国人北上天津，面对洋人的船坚炮利，咸丰皇帝又一次试图使用欺诈手段。他传话给僧格林沁说：“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这个计策，实在是太“高明”了。

　　等到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之后，咸丰终于慌了。1858年，他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结果从此之外，外国人不但可以随便进城，而且还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

　　除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由五口增加为十口。中方同时须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了 144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整整 70 年近代中国史，丧权辱国之条约莫此为甚。

　　第二次鸦片战争，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欺诈外交的后果。咸丰皇帝当时主战，时主和，时允外国进京，时又反悔。人们评之为：“迨桂中堂及恒苑卿为和议大臣，已与议定，刻日进京换约，乃又旋经反悔，而夷人遂借口中国之失信义而称兵北犯。而尤为大误者，举动自相矛盾，东边方议和，西边复主战，早方议和，晚复主战，颠倒错乱，夷人反执以相责，而竟无词以对，此直天运国运至于斯极也。”

　　创痛如此，中国人仍然没有学到经验。晚清办理外交，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委曲顺从，即含糊答应，畏夷如虎，视民如草”(咸丰八年奕《论耆英办夷务》)。一种是“凡外国要办一事，必要多方推阻，及至他国恃强举行，亦不过问。”(威妥玛：《与李鸿章论总理衙门办事》)。

　　总理衙门也指出，“近来各省往往因洋人较执，不论事之难易，相率悬宕，甚至有数年不结者，在各省何尝非为慎重起见。而洋人遂有所藉口，始则谓我为不肯办，继且谓我不能办，语多唐突，横生枝节，折服愈难”。

　　所以，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欺诈外交也许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往往是负面的。

　　文｜张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