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酒请客深调查

  • 来源:廉政瞭望
  • 关键字:彩礼,结婚,丧礼
  • 发布时间:2016-03-18 14:35

  住在江西一个县城里的王云经常收到不请自来的“红色炸弹”。她既烦恼,又无奈,因为身边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地方小,大家好像都是熟人,但又熟不到哪里去。甚至有的人连你名字都不知道,仅仅是面熟,也会热情地迎上来,给你手上塞上一张结婚的喜帖。”王云说:“有一回真是气人,头天参加完一场婚礼,赶了200元的礼,第二天上街遇见新郎新娘,人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好像不认识似的。”

  王云的烦恼,反映出民间办酒赶礼的纷繁乱象。人们大呼“人情特烦恼”,到底人情往来的负担有多重?

  婚丧大事,重负难担

  四川金阳县放马坪村村口小卖部,一群包着彩色头巾的彝族妇女围坐在火炉旁拉家常。听说记者想了解当地高价彩礼的情况,一个彝族大妈格外激动,猛地站起身来,用彝语说了一通。有人帮忙翻译说:“她说自己有4个儿子,如果彩礼真的能如政府所引导的降下去,她要宰牛请客呢。”

  彝族大妈反应如此激烈,让人不禁好奇当地的彩礼到底是个什么行情?

  放马坪乡乡长葛布刘作表示,他了解到的当地农村嫁女一般十万“起步”,要是读了大学,或者考上公务员的,三四十万也不算多。

  小彭家住对坪乡,大学毕业后曾在成都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觉得,和城市相比,家乡的彩礼确实高得不可理喻。“我有个同学结婚,许下48万的礼金,预付11万,剩下的37万就成了慢慢还的婚贷。”

  如此高额的彩礼,对于这个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7000元的贫困县来说,不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当一对男女互相喜欢,家长也比较认同两人的交往,就有人想出“瞒天过海”的奇招。

  马哥在当地是个文艺青年,爱写诗,爱唱歌,在公务系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小伙子,姑娘全家都对他很满意。到了下彩礼的时候,十万彩礼对于马哥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后来我们就对外宣称礼金十万,实际上我只给了三万。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主要是害怕外面人说闲话。”马哥搔搔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除了婚嫁彩礼,另一件压在彝区群众身上的重担就是杀牛治丧。按照彝族的习俗,老人去世必须杀牛,好与前来吊唁的亲属分食。家属为了有面子,动辄宰杀几十上百头的牛。死者亲属要么牵牛来,要么比着牛价挂礼,互相之间也是憋着一股攀比的劲儿,甚至有人借钱买牛赶礼。

  丧礼大操大办,既加重了客人的负担,牛杀了却吃不完,也给主家造成巨大的浪费。“现在农民大多出去打工了,家里留下一些老人。杀那么多头牛没人吃,全村到处丢的是牛脚、牛头和内脏,办一场丧事整个村都要臭几个星期。”提起丧事大操大办的现象,放马坪村的乃古有发意见很大。

  “太浪费了!”放马坪乡石而且村书记石以尔海挥着拳头说。这个今天态度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的汉子,去年还差点办了一场宰杀一百头牛的丧礼。经乡上干部的思想动员,这名老党员认识到铺张浪费风气的危害,放弃了之前的想法,现在还现身说法劝阻其他村民大办丧事。

  “我们村有个老板,他家老人去世,想杀120头牛。我就去劝了,你家有钱也不该这么浪费。你只管自己有面子,就不顾其他人的死活了吗?后来他也只杀了10头牛,我们村至今没再出现杀上百头牛的情况了。”石以尔海说。

  办酒请客,没完没了

  去年夏天,大学生张伟强经历了一件“奇事”。“高考过后,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为了庆祝孩子‘升学’,办了场宴,我去了,场面热闹,在村里办了十几桌。后来从别的亲戚那里才知道,原来他们家那一个月,办了不止一场‘升学宴’!”他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的经历,感慨万分。

  原来,那个亲戚的孩子高考考了两百多分,收了近十封职业学院的通知书,于是每来一封通知书,他家里就办一场升学宴。

  这让张伟强感到哭笑不得。“再后来把这事儿和高中同学一说,他们都笑话我没见识,说这在那儿根本不稀奇。”

  张伟强住在川北某市的城区里,而他的亲戚家,则在其下辖县的一个村子里。在很多当地人看来,该县的大请之风在全市范围内最为普遍。“说句直白的,请是为了‘捞’,有时候是为了捞‘外快’,有时候是为了捞‘成本’——赶出去的礼,只能通过请的方式又收回来。”他表示。

  而另一名当地人李斯则向记者总结了最常见的大请名目——升学,乔迁,生日。“只要考过试的,不管考没考上,都喜欢请。讽刺的是,这些‘升学’的娃娃里,屋头请完客就背起行李出去打工的大有人在,算是借着‘升学’的名头弄点路费和生活费吧。”李斯印象中,这种风气在他小时候是没有的,是在近十年兴起的。

  乔迁宴最极端的情况则是,一个小区里的人轮流请。李斯向记者回忆起一个朋友的经历。“他家本是住在村里平房的,后来新居建设,和大批人一起搬进了楼房。结果,整个小区的人你请完了我请,我请完了他请,前后折腾了两三个月都没完。”李斯表示,自己的这个朋友对此也感到疲惫不堪,“大家仿佛都陷入一个循环,赶了别家的礼,自己肯定也要办才行。”

  至于生日宴,则有“年轻化”和“小生日大办”的趋势。李斯向记者透露,从前的生日宴大请,一般只出现在中老人满十的情况中,近十年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日也大办起来。“而且这里面甚至有很多属于‘小生’,都不是满十。一年里头,爷爷办了爸爸办、爸爸办了儿子办、儿子办了孙子办的情形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礼金的起点也水涨船高。“城里的‘起步价’是300元,农村里,现在送200元‘起步’的地方则很多——而这些地方,有相当部分还是贫困村。村子里普通人家一年花在礼金上的钱就有一万五左右,而在城镇做点小生意的那种可能就得两三万。”李斯说。

  “总的说来就是‘又穷又想办’。”张伟强评价道。在他看来,现在民间的借宴敛财的情况有点“想刹刹不住”的意味。

  不过,李斯觉得,从全市来看,近两年的情况开始慢慢有所好转。“很多公务员不再参加宴请,这就少了一部分敛财的情况,只不过这种效应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民间基层,农村的情况仍然严重。”张伟强感慨地说,尤其一些当地的年轻人花大笔钱来“走人情”,而不是用在有意义的事上,这限制了他们的自身发展。

  一种风俗习惯一旦养成,就会产生一定的惯性。移风易俗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

  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张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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