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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文史博览
  • 关键字:黄埔系,伪军,和尚,三国演义
  • 发布时间:2016-04-05 10:05

  黄埔系参加伪军知多少

  胡博《天子门生的另一面 伪军中的黄埔系》

  长久以来,对于究竟有多少黄埔生参加伪军一直争论不断,经过梳理,得出其中黄埔一期3人,二期4人,三期2人,四期6人,计15人。

  这些人放着好好的中央军嫡系精锐骨干不当,为什么要去当伪军呢?细究之,会发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被日军俘虏。如黄埔二期刘启雄,曾长期在国民政府警卫军效力,属于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后在南京沦陷时被日军俘虏。日军对他十分重视,企图威逼利诱加以利用,但刘启雄很不配合,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刘启雄一直是以战俘的身份度过的。直到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收拢大批失意军人和地方军阀,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伪军的建军道路,刘启雄才决定出山,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同刘启雄投敌经历类似的还有国民党师长刘明夏、陈孝强,旅长高鹤飞,挺进纵队司令金亦吾等人。

  还有一部分人是主动投敌,这又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自身利益真的主动投敌,他们或因战事失利,或因人事改任副职、参谋等职,有职无权,前途黯淡,为谋求新的出路而加入伪军。

  还有一种是执行任务奉命“投敌”。如著名高级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就曾在戴笠的命令下,以“失意军人”的身份打入伪军内部从事情报工作,在情报战线上贡献殊多。类似的还有钱新民。他在“主动”投敌后被委以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处副处长的要职。之后由于身份暴露而被逮捕枪决。

  为何日本和尚能结婚生子?

  王昱《为何日本和尚能结婚生子?》

  1872年,日本明治新政府颁布了《肉食妻带解禁令》,宣布“僧人今后无论蓄发、娶妻、生子、食酒肉,皆听从自便”。佛教在日本为何被搞得如此“不严肃”?

  最初的原因是其僧人队伍成分实在太复杂。公元6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日本人民参与佛教热情如此之高,倒不是因为都有“慧根”,而是因为崇佛的推古天皇曾经下令僧人可以免税,如此一来,日本老百姓恨不得都出家了。公元8世纪,日本已经是“僧尼半天下”。大量动机不纯的“出家人”在寺里喝酒吃肉,僧尼合宿,尼姑怀了孩子就回家待产,奶完孩子就回来继续念佛(躲税)。

  面对这种状态,当时的天皇不是没想过对策。著名的“鉴真东渡”动机就源于此。天皇希望持戒甚严的高僧鉴真的到来能让礼佛风气为之一正。

  公元10世纪以后,昙花一现的天皇中央集权解体,靠边站的天皇彻底丧失了整肃僧尼纪律的能力和意愿。而在风雨飘摇、每个人地位都朝不保夕的幕府时代,日本贵族们自己也养成了没事儿就出家避祸的习惯,许多风云一时的掌权者都曾出过家。

  而在“官二代”僧人中,混得最出圈儿的,当数镰仓时代的一休宗纯大师(一休),他成天流连于妓院酒肆,还写香艳诗歌公然歌颂自己和一位盲女的爱情生活。究其原因,人家是当朝天子后小松天皇的皇子,因为政治斗争原因才被将军赶到寺院里修行的。

  《三国演义》后40回作者是施耐庵

  韩亚光《〈三国演义〉后40回作者是施耐庵》

  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但笔者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中能提炼富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对考察作者提供可靠的帮助。

  考察发现,《三国演义》前80回与后40回呈现两种不同面貌。第7回说,孙坚“过房俞氏一子,名韶”,孙韶与孙权成为弟兄;第86回称孙韶为孙权之侄。在第70回中,张飞与张郃作战,智取瓦口关;此事在第81回中被说成张飞“智欺张郃定中州”。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从时间角度看,《三国演义》前80回基本属于东汉时代,后40回正式属于三国时代。

  另外,《三国演义》后40回与《水浒传》具有惊人相似之处。如“以手加额”这个短语,在《三国演义》中出现3次;在《水浒传》中出现7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三国演义》后40回中的蜀汉政权,还是《水浒传》后40回中的宋江等人,都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南征、两个阶段的北伐。

  《三国演义》前80回与后40回呈现两种不同面貌,而后40回与《水浒传》具有惊人相似之处,那么,可以推断:《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三国演义》前80回与后40回的作者分别是罗贯中与施耐庵。《三国演义》后40回的缺陷和问题堆积如山,说明施耐庵撰写这部分时已经进入晚年。施耐庵年纪长于罗贯中,《水浒传》成书早于《三国演义》。

  清朝“剪辫子”真相

  冯学荣《清朝不亡就剪不了辫子吗》

  关于近代史上“辫子问题”,错误认识主要有三: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

  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据国民党元老张群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

  而笔者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发现,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例如,1906年,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要知道,这是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

  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

  其实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不久之后,废掉辫子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的集体提议!提议者包括荫昌、善耆、载泽、载涛等贵族大佬。其中,载涛在1909年论及剪辫子时说:“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

  1910年冬,在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上,“剪掉辫子”这一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获得多数票通过!

  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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