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长期实行“海禁”，从制度层面打压和抑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政策的调整和产品价格方面的优势，瓷器、纺织品、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明朝毫无争议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
伴随着大量商品和劳动成果的输出，白银这种货币迅速涌入，对市场来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似乎很容易判断，那就是通货膨胀。但奇怪的是，通货膨胀并未发生。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从很多记载可以看出，物价没涨的原因主要是百姓收入水平不高，内需不足。内需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就连朝廷的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此时崇祯皇帝已经继位，他是个充满忧患、试图发愤革新的皇帝，但管理经济是个外行，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他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在“开源”方面，崇祯提出加大税收，与本来就贫苦不堪的普通百姓争利；在“节流”方面，他带头提倡节约，穿缝补过的衣服，吃粗茶淡饭，裁撤冗员，压缩朝廷经费。这些措施表面看多少缓解了一些财政困难，但由此产生了更大的负面作用，税收增加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非常时期的撤员、降薪，又进一步动摇了统治的根基。
纵观明朝灭亡的过程，说它亡于通货紧缩可能有些偏颇，但严重的经济问题确实是导致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它虽然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但大量廉价商品换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钱”的白银，这些白银被少数人囤积起来，既没有转化为投资也没有转化为内需，反而成为包袱和累赘。
崇祯原本还有别的办法挽救危局。三国鼎立时蜀汉、孙吴都很弱小，经济更加脆弱，但诸葛亮、孙权很“聪明”，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办法：货币贬值。当时用的是铜钱，也照样能贬，一个办法是减轻铜的重量，他们最后铸的铜钱像纸一样薄；另一个办法是干脆指定铜钱的面值，所谓“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就是一枚铜钱指定其当作500枚、1000枚去花。
对崇祯来说，这个办法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内部革新和军事斗争赢得时间，比“开源节流”显然更高明，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明朝政府默认了银本位制，论斤称两的白银是主要流通货币，明朝政府等于丧失了货币发行权，或许可以在最后关头拿来拯救这个王朝的一条路也断了。
（段博亮荐自《党政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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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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