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常在掌中看

　　犹记当年，拜读到梁衡先生《觅渡、觅渡，渡何处？》时的强烈感受，摄人心魂的标题，奇思峥嵘的内容，大开大合的行文风格，如同瞿秋白先生名篇《多余的话》一样，那么卓然独立，那么惊世骇俗，久久激荡着我的心灵：

　　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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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

　　请原谅我这么大段地引用，因为，《觅渡》是那么精彩。我读出了瞿秋白高尚的精神痛苦，读出了他灵魂中的崇高壮烈；也读出了作者高超的精神内核，读出了他心底对崇高悲剧美的向往。作者其实就隐身于自己的文字背后。

　　梁衡对秋白的一片赤诚，犹如秋白对党的一片赤子之心，深深地感动着我。

　　为了尽可能写好心中的瞿秋白，表达好秋白的高洁心灵、高尚情操、高贵气质，他先后三下江南瞻仰秋白故居，“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苦苦酝酿六载。终于有一天，他灵感乍现，妙思顿来，觅到了“觅渡”作为文眼，这一神来之笔，成就了这篇思想高蹈、情感充沛、文采飞扬、卓尔不群的佳作。

　　《觅渡》发表于1996年，距今整整20年。其时，梁衡正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任上，并恰逢中国报刊业改革的关键阶段。在这片风云之地，在这个非常时期，梁衡大行雷霆手段：率先指出报刊的商品属性，主张报业集团化，大力推行报刊品牌战略，大力建设“三刊工程”……业界一片风生水起。那些年，是新闻出版界的金色年华。

　　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敢为，我则为之，这就是梁衡的风格。旗下《新闻出版报》关于“消息散文化”的讨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长达半年没有定论，最终梁衡一锤定音，坚定地提出“消息不能散文化”。他认为，消息散文化，就是新闻文学化，有可能在新闻写作上引起两点偏差，即内容失实和形式走样；就会导致新闻功能的削弱。这个观点，至今被奉为消息报道的金科玉律。

　　识见之得，务先大观。官场热闹，但梁衡更乐享书斋寂寞。事务繁忙、政务缠身的他，鲸吞蚕食般读书，以近乎苦修的状态力学。他治学著述，在新闻学领域提出许多独创性理论，《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看稿手记》就是他的三部重量级新闻理论大著。

　　但梁衡不满足，他另有心结和自我期许，那就是文学。他在文学上更有企图心。书生报国，笔写春秋。他说：“青史留名的好官员，都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章家。”的确，政不加文，不足为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界流行解构主义，政治、崇高、意义等精神概念全都被消解，“躲避崇高”“文艺同政治离婚”“把文艺从政治的裤腰带上解下来”等口号喧嚣一时，散文界更是极力回避、远离政治。作为知识分子踏入官场的梁衡，始终持守中国文人的传统和使命：忧国忧民，文以载道。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写“大事、大情、大理”1，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大胆探索政治题材的创作，首开写作政治散文之先河。

　　梁衡关注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以大情怀、大视野、大思路，从中国共产党翻江倒海的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撷取菁英精华，奋笔为文，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政治散文不断问世。《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文章大家毛泽东》《大无大有周恩来》《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就是其中广为传颂的精品力作。

　　文贵思想，思想是作品最强劲的力量；文贵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篇无新意不出手”，是梁衡的自我告诫。虽然是写政治，但梁衡的思路没有落入前人窠臼，写作手法也屡翻新意，文章既包含又超越政治，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他才思纵横，高屋建瓴，语言却明白晓畅、气韵生动。

　　“我写这些大事、大情、大理，就是要总结事件精神财富、揭示历史规律。这些传统与规律，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我写政治，绝不囿于政治，只是把政治作为题材和对象，写起来却必须遵循文学规律。”“一部文学史，如果没有政治这条主线，是不可想象的，若真是那样，文学将严重缺钙而立不起来。”梁衡如是说。

　　是的。一个作家要写出杰作，离不开博大的政治情怀。

　　在梁衡写大事、大情、大理的“红色经典”系列中，《觅渡》无疑是个异数。倘若换作别的作者，它或许难见天日，而对于一个占据着制高点、掌握着话语权的新闻出版“守门人”来说，则另当别论。《觅渡》不仅大刊发表，名刊转载，而且轰动朝野，被选入大学、中学教材，风行天下。美文如斯，固然是大获成功的基点，但也得益于作者顺势就势借力打力。凭高御风，居高声自远。高山滚石势大力沉，也是世道常情。《觅渡》贵在文笔，贵在思想，贵在境界，更贵在胆识。说实在话，当今散文家中，也只有梁衡能够这样去写。

　　当下“红色散文”无数，《觅渡》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觅渡》被镌刻立碑，屹立于江苏常州秋白故居，“引无数英雄竞折腰”。20年来，《觅渡》历久弥新，社会反响长盛不衰。

　　“红色经典”系列形成规模效应后，梁衡又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深广无垠的中外历史长河中，从光彩耀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中，挖掘出能引起他强烈心灵共鸣的素材，以独特的视角、卓异的史识、丰厚的学养，撰写了系列富有政治价值、思想价值、道德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哲思美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陶渊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辛弃疾，“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在所有的世界著名人物当中，唯一没有被宠坏”（爱因斯坦语）的居里夫人，“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平民柳永……这些都是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具有的共同特性是：伟大的人格，不屈的灵魂，光辉的思想，不朽的精神，而且命运大多有悲剧色彩。《特利尔的幽灵》《把栏杆拍遍》《武侯祠前的沉思》《读韩愈》《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这些旨趣高雅、大气如虹的雄文佳作，让我们的阅读成为一次次文化之旅、心灵之旅、思想之旅，让我们的眼界得以开阔、境界得以提升，让我们在观古鉴今中激发出崇高感、正义感、爱国心，正所谓“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

　　有评论家说：“梁衡的作品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净化剂，成了我们灵魂的净化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文章一再被选入大、中、小学课本，选入各种集子，有些篇章已成经典的原因。”

　　梁衡是作品入选语文教材最多的当代作家，有30余篇作品70余次入选大、中、小学课本；也是作品被刻碑最多的当代作家，《觅渡》《西柏坡赋》《小平百年祭》《天星桥》等十几篇美文佳赋被碑刻永存。

　　“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季羡林先生生前这样评价。

　　大其心才能体天下之物。梁衡在大学生文化读本《爱国的理由》自序中写道：“爱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的支柱，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

　　要说我最热爱的梁衡笔下人物，是文武双全、英气逼人、爱国心切的辛弃疾。《把栏杆拍遍》，是梁衡又一才高意远的篇章。读辛词，听得到兵戈之声；读梁文，也能感受到兵戈之气。从小做着血染疆场英雄梦的梁衡，把气魄阔大、雄健沉郁的辛词，把爱国忠君却壮志难酬的千古词人辛弃疾，把临终前只喊“杀贼！”的可敬、可爱、可悲、可叹的辛弃疾，解读得淋漓尽致。

　　曹丕主张“文以气为主”。写气不写形，也是梁衡散文的一大特征。他说：“韩愈每为文时，必先读一段《史记》里的文字，为的是借一口司马迁的气。”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读者称赞其文“有《史记》笔法，太史公文风”。

　　鲜为人知的是，为梁衡打开荣誉之门的作品，并非散文，而是早年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新闻通讯，它一举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之后，他就此题材分别写出散文和报告文学发表，又一连斩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出手不凡，声名鹊起，激发了他对散文的浓厚兴趣。那时他才30多岁，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气风发。

　　大报记者的身份，使梁衡得以遍历天下，登名山大川，采天地之气。他开始山水散文创作，《晋祠》《泰山》《天星桥》《壶口瀑布记》等，连连发表，连连被选入教材、被刻碑；《壶口瀑布记》，就是他笔下的新“黄河颂”，“蕴伟力而静持，遇强阻而必摧，绕山岳而顺柔，坦荡荡而存天地。美哉，壮哉！”抒情的文字，壮美的修辞，尽显黄河奔腾不息的壮观景象和恢宏气势。

　　胸装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

　　梁衡对散文研究也有高论。对于当时散文写作奉行的“杨朔模式”，梁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在《光明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集中剖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创作方法、消极影响，对已供上神坛的散文权威进行哲学批判，一时声名大噪。

　　他手出多面，各有建树。在采访中，有感于孩子们数理化学得太辛苦，他决心写一部通俗的数理化“软教材”，让孩子们能在轻松愉快中学习、受益。两年后，40万字的科普教材《数理化通俗演义》（3册）问世。它以文学手法演绎科学简史，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开拓出科普写作新天地，至今已出版包括港台地区在内20多个版本，畅销不衰。

　　写而优则仕。梁衡从《光明日报》走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岗位，新千禧年，又履新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在这片政治高地上，观风雨，其览江山；其左手理论，右手创作；其思想开放，治学严谨。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深刻、学者的缜密、官员的高度，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见解独到的著述《总编手记》，是其新闻理论的又一发展。《走近政治》，是其出色的政论文集，它将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达融为一体，因而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广为流传，也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就像他的散文集，《走近政治》也是一版再版，一印再印。而《为官深思录》《干部修养谈》《爱国四章》等政治美文著作，也一再畅销。“文无新论，不虚即空”。梁衡说：“理论只有被大众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这样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探求着理论通俗化的最佳途径。要借助文学之力，让严肃的政治活泼起来，让干涩的理论通俗起来，贴近大众。”

　　鉴于其突出的学术贡献，梁衡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

　　虽位居三品，但在渺渺官场，他不过“芸芸众官”；在茫茫宦海，他不过沧海一粟。而作为一个享有盛名的记者、作家、学者、理论家，梁衡的光芒高过了他的官场同僚。他的散文，正可以用他赞颂《岳阳楼记》的话来评价，“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于一炉”，因而独具一格自成一家。在这一点上，他也高过了并世散文家。他不是“出色的官员作家”，而是位享庙堂的文章大家。

　　这也正是他的理想所在。“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他曾以此诗表明心志。“权力再大也将随生命而止。可是当他趁有权之时，选择干一件国家民族永远记住的事，这权力便变成了永久的荣誉”，此为其心声。他还曾在报上发表文章《居官无官官之事》2，语重心长地奉劝和告诫官员们不要把乌纱帽看得太重。

　　意外得知，梁衡还曾“一朝选在君王侧”，政治前途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曾在商海中试过身手：帮人打官司，当董事长办全国首家人才开发公司。而辉煌之中，也有着数不清的挫折、磨难、坎坷（包括起伏不定的文运）。然而，他终究未被经济风潮、政治风浪、文坛风波裹挟而去，始终固守理想笔耕不辍，因为在他心中，文学这“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分量最重。最近，他又一次蟾宫折桂，获得鲁迅杂文奖金奖，真是天道酬勤、实至名归。

　　著作等身的梁衡，名享朝野的梁衡，而今迈步从头越，开始致力于在广袤的华夏大地寻找人文古树，一一为之立“传”，《中华版图柏》《秋风桐槐说项羽》《长城·古寺·红柳》《燕山有棵沧桑树》《带伤的重阳木》《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等系列美文相继问世。“庾信文章老更成”，梁衡走过“山水（散文）”，历经“政治（散文）”，步入“人文（散文）”，思维越发开阔深邃，文笔更为洗练纯熟。其中才思超拔的《长城·古寺·红柳》，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社与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联袂举办的“美丽中国”全球华语主题征文特等奖。他还创立了“人文森林学”，以唤醒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对梁衡先生最好的诠释。

　　1 梁衡：《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人民日报》1998年7月17日。

　　2 载《人民日报》2012年1月13日。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编辑部]

　　杨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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