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助力新农村

　　落叶归根，是许多游子的情怀。少小离家打拼创业、有成回乡耕田养老，正成为一些成功人士回馈家乡的重要选择。乡村精英在古代和今天，都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也为乡村建设带来巨大的活力，让乡村文化走向繁荣。

　　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在当今农村社会，这一角色既延续传统，又被赋予了新内涵。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村受到巨大冲击，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要建设新农村，人才是第一位的。

　　乡村呼唤乡贤归来效力，新乡贤正成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重要力量。

　　乡贤传统再展时代魅力

　　□《民生周刊》记者 赵慧

　　乡贤-，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人文传统，长期填补着乡村公共治理空间的空白，承担着治理乡村、教化乡民、传承耕读文明的重任。

　　古代士绅乡贤中的许多精英，年少时“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年老后落叶归根，告老还乡，最终完成了“生于斯、长于斯、回报于斯”的人才良性循环。

　　往事越千年，今天，古老的乡贤文化，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再次展现其恒久魅力。许多成功人士，在浓浓乡情的凝聚下，辞城回乡，或身居城市心系故土，为建设美丽乡村，担起责任。

　　古代：年老必还乡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所著的《乡土中国》开篇即谈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中国，人民历来安土重迁，除战争、灾荒、分裂、动乱等时局外，鲜有大规模流寓迁移，乡民大多终老本籍，离家仕宦亦多选择告老还乡。

　　先秦时已有官员退职还乡的记载，《尚书》记载，“伊尹既复政厥辞，将告归，乃陈戒于德。”告归即告老还乡，这也是史书有关告老的最早记录。宋朝以前，官员致仕（退休）后一般都返回原籍，但只有宋朝官员“终身不归其乡”，致仕后寄养在朝廷专设的宫观。

　　明朝建立，天下重归一统，唐宋以来的流寓之风渐渐平息，加之政府明令官员致仕必须还乡、流民归籍不得随意迁徙，乡村重又繁荣，乡土观念再次为人信仰。及至明朝中叶，伴随学校制和科举制的发展，乡绅作为一个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乡绅的构成除大量未入仕而有功名的举人、贡生、监生外，还加入了大量致仕、卸任还乡的官员，而这与明朝严格的官员致仕制度密切相关。

　　明清两代，政府皆明文规定官员最高年至七十必须听令致仕，致仕后一律给驿还乡，不得留住京师或任职地。同时，由于官员不得在原籍任官，且不得在任职地购置田产，返回原籍几乎成为官员的唯一选择。

　　为了鼓励官员还乡，政府不仅允许使用官车送回，沿途接待，而且依据官职、贡献给予不同俸禄。文官告老还乡，武官解甲归田，政府明令之下官员大量返乡，并补充进乡绅队伍，乡村亦因大批有文化、有实力、有资源的乡绅乃至乡贤的存在而充满活力，成为丝毫不逊色于皇城大邑的所在。

　　“绅为一邑之望”

　　在封建时代，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统治极为薄弱，尽管设有里甲、保甲等组织，但其作用仅限于编户齐民、征收赋役，且后来日渐寥落，大多流于形式。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记述，“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

　　一位县知事亦曾感慨：“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

　　相比政府任命的官吏，“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无论是致仕官员还是举人生员，都拥有庶民百姓所不具备的声望、资财乃至特权，自然成为乡村执行教化、礼仪、诉讼等公共事务的主持者，水利、赈济等公益事业的组织者，甚至成为乡民的代言人和保护伞。其中乐善好施、和睦乡党、谦虚好礼者更被推为乡贤，为乡民所拥戴，其言行成为一方之表率。

　　陕西大荔县保存着一座古代粮仓，名为“丰图义仓”，至今仍在使用。据史料记载，这座义仓由大荔朝邑人，晚清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倡议修建，被慈禧朱批为“天下第一仓”。1900年关中灾荒，丰图义仓开赈放粮，救人无数，阎敬铭因此被人尊为“救时宰相”。

　　史载阎敬铭为官严正无私，致仕还乡后更是“尚孝友亲睦”，热心公益事业，捐资修建义学，成为一代乡贤。

　　除兴办学校、教化乡民等文化活动，以及公益性的赈济救灾、扶危济困外，乡村公共工程建设的筹谋和规划，几乎全赖乡绅、乡贤得以完成。这些公共工程包括修桥筑路、开河筑堤、兴修水利、建祠修庙等，而且，即便是在国家政权遭到威胁时，政府角色日渐收缩，地方乡绅贤达的重要性却愈加凸显，乡村文明依旧生息不辍。

　　让乡贤回得去留得住

　　时移世易，如今的乡村生态已大异于从前，乡村治理模式也几经变化。有学者认为，乡贤文化在今天乡村基层治理中依然有其价值，但传统乡贤文化依赖士绅个人威望维护乡村秩序稳定与公正的做法，与现代社会以法律和契约作为秩序基础的观念相比已格格不入。

　　的确，培育传统乡贤文化的时空和土壤已发生变化，尤其是乡贤文化所依托的乡村现状堪忧。近年每逢春节，回乡笔记便广为流传，其中透视出的乡村凋敝、空心化、失根现象触目惊心，而其直接原因就是乡村精英人群的净流失。

　　不过，亦应看到，传统乡贤文化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用乡情、乡风、乡约教化乡民，协调解决冲突等做法仍值得今人借鉴。

　　如何让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优秀人才落叶归根、反哺乡村，当然不能靠“官员致仕一律还乡”的法令，不能简单照搬旧时“乡绅治村”的成例，而应培育新乡贤文化，在缩小城乡差别、建设美丽乡村、涵养文明乡风上下功夫，各地亦应营造乡贤回乡的丰厚土壤，让更多新时代的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愿意回去，回得去、留得住。

　　这是一道可以解也能够解好的题。

　　上虞：乡贤精神薪火相传

　　□《民生周刊》记者 张兵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自2001年开始，上虞区致力于挖掘乡贤文化，弘扬乡贤精神。15年来，上虞乡贤文化这一珍贵的人文资源，被最大限度地激活，使乡贤文化渗透到全区市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向上向善、积极进取的文化导向。

　　2015年5月21日，中宣部在上虞区召开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中宣部王世明副部长高度评价上虞创新发展乡贤文化三方面做得好：见贤做得好、求贤做得好、传贤做得好。

　　浙江恒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军祥与浙江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以自己的榜样力量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可以作为各地吸引乡贤留住乡贤，发扬新乡贤文化的样本与借鉴。

　　发红包的返乡老板

　　占地50亩的恒强工业园，位于绍兴市上虞区章镇，浙江恒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有近200名员工，绝大部分是当地人。目前恒强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主要有智能辅助提升设备、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和全电脑横机控制系统。

　　浙江恒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军祥就是章镇花坎村人。

　　“这位老板不简单，连续5年自费请村里70周岁以上的老人吃饭、送红包。”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过胡军祥的善举。

　　胡军祥在当地的另一个项目是上虞花坎生态度假酒店，项目规模为1.2万平方米，内容包括酒店别墅套房、餐饮、会议、娱乐、拓展基地、采摘区、马场等。

　　“这个酒店项目无疑会带动当地村民就业，盘活当地的各种资源，将来道路会修得更宽，景色也会变得更美，当地老百姓会得到更多实惠。”绍兴市上虞区委外宣办袁伟江说。

　　乡贤文化本身所具备优秀的品质和感人效应，在民众间起到了典型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据了解，上虞全区由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达到180多个，涉及文化、教育、养老等领域，本金总额达18亿元。截至2015年9月，上虞“虞商回归”工程共引进各类回归项目145个，到位资金116.6亿元。

　　通过对乡贤事迹和乡贤精神的宣传，调动了广大乡贤回乡创业的热情，激发了乡贤们投资回报家乡的积极性，并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经叔平生前心系家乡，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多次做出指示；已故国家科委秘书长、全国星火计划总指挥吴武封生前热心支持家乡乡镇企业发展，帮助上虞科技项目建设，助推上虞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已故著名导演谢晋，生前长期为上虞发展宣传推介，每年回上虞都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当得知家乡为旅游业难以发展犯难时，就请来韩美林设计了体量为中国第一的“舜耕象群雕”，成为上虞城市的标志性雕塑，上虞旅游业的突破口由此打开。

　　上虞城北新区，52层、207米高的百官广场，就是24家建筑企业致富不忘家乡，共同参股建设，这座建筑业总部大楼现在成了上虞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乡贤研究会

　　上虞户籍人口77.95万，辖3个街道15个镇3个乡。据《史记》载：“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虞）乐，故曰上虞。”

　　2015年5月，中国伦理学会首次授予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中国乡贤文化之乡”。

　　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提交《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2001年我国最早以“乡贤”含义创设的区域性民间文化学术社团上虞乡贤研究会成立，宗旨是“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

　　“提炼乡贤文化的品质内涵，传颂好古贤，汇聚好今贤，培育好新贤。”这是上虞区的具体做法。挖掘整理乡贤资料、抢救濒危文化遗产、提供文化智囊服务、开展乡贤走访活动、组织开展教育活动和助推乡村基层治理，这是研究会的工作范畴。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为政者对有为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用以表彰的荣誉称号。

　　“乡贤首先是一个本乡本土的榜样、精英，他们积淀下来的文化称之为乡贤文化，其实就是这片乡土的精英文化、榜样文化、先进文化。”今年73岁的浙江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说。

　　乡贤精神的薪火在上虞相传，会长陈秋强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陈秋强在深圳办厂，与其他人谈起家乡时，却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上虞这个地方。

　　“上虞历史悠久，人文璀璨，名贤硕儒更是彬彬济济，却为何籍籍无名？”陈秋强一方面为传统文化、乡贤文化的冷落而担忧，一方面也对如何弘扬和复兴传统文化、乡贤文化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思考。

　　回到上虞后，陈秋强有了与上虞传统文化特别是乡贤文化更多认知和接触的条件，他越来越意识到，那么多宝贵、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濒临湮灭消失的危险，如果再不抢救挖掘，历史文脉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断层。于是，他辞掉总经理的职位，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对上虞乡贤文化资料的研究与考证上。

　　陈秋强不否认外界对自己本身就是新乡贤代表的评价，他现在的工作就是，依托乡贤文化服务上虞经济建设，服务上虞社会发展，让每个上虞人都记住乡贤，让每个上虞乡贤都记住自己的根是在上虞。

　　对上虞历史上的乡贤名人生平、事迹、作品进行系统的收集梳理，结合乡贤诞辰或纪念日，举办乡贤名人的学术专题研讨活动，对名人故居开展整修行动，修订和整理家谱，这都是研究会参与的活动。

　　具体的做法甚至还包括，在城市建设中融入乡贤文化元素。在曹娥江十八里景观带、新修建的大龙山景区和其他城市建筑、景观中以碑刻、雕塑等形式注入上虞乡贤文化元素；用上虞乡贤姓名命名城市道路、桥梁；在大舜庙、英台故里、东山景区以及全区30余个未命名的凉亭中，创作以乡贤文化为主题的楹联、匾额，进行文化包装；政府还建立了“上虞名贤名人展览厅”，集中展示从古至今700余名上虞名贤风采。

　　乡村治理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乡村经济发展面临放缓的趋势。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能激发乡贤回乡参与乡村建设，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乡贤熟悉村情、了解村况，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人缘、名望、资金以及技术等资源；又拥有组织、经营、协调、推销等多方面的能力，乡贤回乡参与建设对乡村经济的发展定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陈秋强认为，乡贤回乡参与治理，能充分运用其在创业过程中的经验和智慧，凭借自身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和积累的资源，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同时，还可以利用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凭借其在乡里、村里的威望，实现基层管理的和谐发展。

　　无论是虞舜的“虞舜精神”、谢安的“东山精神”，还是曹娥的“曹娥精神”。这些乡贤精神包含和容纳了上虞几千年来德治人文的积淀和由此孕育的诸多硕果，给上虞这座城市提供了无穷而深远的精神力量，塑造了上虞人独特的个性和品格，演绎而成了“崇孝守信，务实创新”的新时期上虞精神。

　　乡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带有宗族制度所赋予的身份象征，与政府一起承担了管理底层社会的职责。乡贤回乡参与治理，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重塑乡风。崧厦镇祝温村党总支书记杭兰英，毅然辞掉高薪职务，用28年把一个经济薄弱、管理无序的落后村，建成了享有“创业乐园、生态花园、文化公园、人和家园”美誉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乡贤回归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怎样选择乡贤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赋予什么样的权利？如何确保其工作的顺利开展？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吸引乡贤回归？”对乡村治理颇有研究的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旭亮说，“当前的形势下吸引乡贤回归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如何对乡贤回归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进行评价等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因此需要相关部门研究对策，建立机制，鼓励和吸引乡贤回归。”

　　据介绍，上虞乡贤研究会选择丰惠镇、盖北镇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乡镇作为试点单位，成立乡贤参事会。按照镇村乡贤参事会、村级分会、乡贤顾问等三种模式，实现镇村两级全覆盖，发挥乡贤的亲缘、人缘、地缘优势，推进基层治理“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

　　乡村建设呼唤新乡贤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无论官有多大，不论你走多远，不管你挣多少钱，总是要叶落归根的。”这是已经离开政坛6年的原南昌市市长李豆罗的感慨。从农民到市长，再从市长到农民，李豆罗在他的老家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成了影响一方的新乡贤。

　　近年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避不开的农村问题，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像李豆罗一样的“老干部”正在为乡村带来新动力。

　　然而，故土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的，很多现实问题会形成掣肘力量，如何破解值得探讨。

　　空心的农村

　　“386199”，在很多场所，这串数字已经成为农村留守人群的代称，它代指在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

　　“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描绘的便是空心的农村。多个省份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河南省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的研究团队对豫北地区的农村进行了问卷调查，该地区大部分农民外出从事建筑行业，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村庄主体。

　　“空心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婚外恋、离婚率呈升高的趋势。

　　留守的老人大多感到孤独，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调查发现，67.1%的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孤独或抑郁，66.7%的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费用支出较大。

　　在农村留守群体中，留守儿童所占比重很大。全国妇联2015年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到6102.55万。

　　《安徽蓝皮书：安徽社会发展报告（2016）》也指出安徽省农村“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2015年底，安徽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5%，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2014年全省外出农民工总量超过1800万人，跨省外出务工现象也很突出。

　　蓝皮书指出，农村空心化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农业劳动力流失，造成农业发展“后继无人”。农村留守群体的社会救助缺失，留守老人养老、医疗和留守儿童情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突出。农村空心化造成村民自治虚弱，村民选举参与度低，农村干部素质降低。

　　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乡村却走向凋敝。很多人回乡发现：原来长满庄稼和蔬菜的地方，现杂草丛生。除了春节，其他时候村里都是静悄悄的，在村里生活的人越来越少。

　　事实上，空心的乡村失去的不只是人，还有“魂”。乡村文化的传承断裂，很多传统习俗已经消失，传统礼节也不再受到重视。

　　呼唤新乡贤

　　缺人，留不住人，是当代乡村社会的尴尬现实。而改变农村空心化状况，关键还在人。古代乡村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精英的回归。“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是中国古代官吏的人生选择。这些回乡的文官武将推动了乡村的经济、文化发展。

　　“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告老还乡’传统，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对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表示。

　　凋敝的乡村需要新乡贤注入活力，很多离退休人员也需要一方天地再尽其才。钱念孙分析，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现在60岁左右的人一般身体都较好，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工商企业界人士、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专家学者等，曾经有为有位，经验丰富、人脉广泛，若告老返乡则可发挥多方面作用。他们不仅能为美好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聚集资源、躬行实践，而且还能以自己的见识及生活方式垂范乡邻、传播文明、改善乡村风气。

　　今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发挥离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节中明确提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更多的新乡贤，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及实现乡村的“善治”意义重大。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推举乡贤，倡导新乡贤文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滥竽充数、乱树典型的现象。“提倡乡贤文化是对的，但新乡贤要有一定的标准。”于建嵘说，“他们是在农村社会有公信力的人，很公道，有知识，懂法律，也有协调能力，能把事情办成，在村民中有威信，村民愿意听从他们的意见。”

　　他向《民生周刊》记者强调，新乡贤不一定很有钱，但也基本衣食无忧。他们不一定具有权力，但在农村社会有影响力，有一种精神力量，有一定示范性。

　　还乡，并不容易

　　“想回也回不去了。”在采访中，一位退休老人这样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二十来岁就到北京，现在退休了，子女也都在北京工作。“回去住哪里呢？我的户口在北京，老家连宅基地都没有了。”

　　他担心的还不止住房的问题，“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了，万一有什么急病，从村里到县里的医院要一个多小时。而且医疗保险在老家也没法用。”

　　湖北黄石市工商局副局长张友山退休后，回到家乡田垅村担任村支书。他住在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生活很简单。只是他患有糖尿病，要用胰岛素，每个月必须去黄石一趟，一次购买一个月的用量。

　　户籍管理制度在早年就割断了来自农村的官员与家乡的联系，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也阻碍了他们的返乡路。尽管乡愁浓烈，但返回故土千难万难。

　　即便能克服这些困难，多年在外，村民会怎么看待他们的归来也不可知。让李豆罗感到最委屈的是，有些村民不理解他，甚至恶意揣测他是在外面捞不到钱了，回村子里继续贪。

　　一些退休人员担心，村民对自己期望太高，一旦自己无法给当地带来发展，不能给村民带来实惠，回去会很尴尬。

　　古代官员可以告老还乡，也可以再次出仕、致仕，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人才的双向流动机制已经不存在了。”于建嵘说。他认为，医疗保险等问题一时也很难解决，也只能慢慢来。而乡贤的形成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能强求。

　　对于这种故土难回的现象，不少学者建议政府出台一些政策，为返乡的退休人员解决一些实际的生活问题。

　　让新乡贤有所作为——访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

　　□《民生周刊》记者 罗燕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城市的虹吸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故土。人去地荒，精英流失成为乡村面临的窘境。

　　作为乡村最宝贵的人才——乡贤，也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使命。人们期待新乡贤能成为乡村守望者与建设者，挽救走向衰落的乡村文化，发展乡村经济。

　　只是这一群体的壮大还需要各方推动，新乡贤文化的形成也有待时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一直在积极研究、倡导这种文化，就新乡贤的相关问题，他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专访。

　　新乡贤是一种补充力量

　　民生周刊：在城镇化的大潮下，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定居城市后返乡也存在一些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新乡贤形成的基础何在？

　　张颐武：现在城镇化的速度很快，但中国有个特色是离土不离乡。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虽然在外打工，但在老家还有老人、孩子，生活的基础还在农村，农田、宅基地还是他财产的一部分。许多离开家乡的人跟家乡也还有许多联系，也希望回馈乡里乡亲。

　　另一方面，虽然农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结构还在。传统社会的架构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中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于乡村之中。有的人虽然身在城市，但和这个结构、和这里的人还有很密切的关系。

　　民生周刊：相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贤，新乡贤新在哪里？

　　张颐武：传统社会的治理与现代不同，政府机关只设到县一级，一直到民国都是这样。中国的基层社会一直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全部靠着乡规民约、乡贤乡绅来治理。这些乡绅乡贤有的是当过官的，告老还乡；有的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士绅。

　　过去的乡贤一方面承担村里赈灾、修路等事务，帮助很多人；另一方面，他们在村里很有权威，甚至有执法权力。现在社会有相对完整的治理结构，是靠法律制度来维持的，乡村的治理是以法律制度为框架，以现代治理结构为重心，新乡贤是一种补充力量，他们不能替代契约关系、财产关系这些权利。新乡贤可以是带头人，让村里的人能一起做大事，或者集体致富，或者帮助协调各种农村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但不可能替代政府机关。

　　转换器与稳定剂

　　民生周刊：在当今的农村社会，新乡贤能起到哪些作用？

　　张颐武：近年来，农村的治理遇到一些问题。过去农村社会的管理非常严格，通过村里的集体土地，利益都是共有的，分享的主要是农业成果。现在农村的集体土地面临很复杂的变化，农业新技术的使用、农村形态的改变，农民进城和城镇化会形成很多利益和生活上的冲击，村委会可能跟村民没有充分协调，需要起中间协调作用的人来发挥作用。新乡贤既能代表村民，又能跟社会机构进行很好的协调。

　　乡贤是有知识的人，也了解外面的情况，是一个转换器。现代的观念一旦到乡村，会跟乡村传统的习俗、规矩产生很多复杂的关系，要把现代的知识、法律制度让村民理解，需要一个转换，把现代的知识观念转换给他们。

　　另外，他们又是一个稳定剂。农村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宗族矛盾，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原来强势的社会管理退出去了，在市场经济下，怎么约束大家，让大家尊重社会的一般规则，又能获得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剂，跟村民进行有机协调。

　　民生周刊：倡导新乡贤文化能够改变农村的空心化状况吗？

　　张颐武：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很难改变，但乡贤肯定能起到很多方面的作用。他们能使很多离土不离乡的人放心，能给留在农村的老人、孩子提供一些服务，让家乡环境更好，治理得更好。如果乡贤带领村民找到一个发展的空间，找到一个产业的方向或路径，对整个农村的建设就会起到正面作用，把地方发展带动起来。如果农村本地发展得好，会有更多人愿意留下来。

　　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

　　民生周刊：要让乡贤充分发挥作用，地方应该形成哪些机制？

　　张颐武：农村的环境与城市有些差异，有些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回去之后，很多人生活上已经不习惯了。比如有些农村的房子，下水处理不太好。当然，这要和中国农村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不断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回乡才会有更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乡镇基层组织要跟他们有更好的协调沟通。如果这些人回去后，基层组织不闻不问，他们也发挥不了作用，变成闲在那里养老了。基层组织要主动请他们出来，形成一个乡贤网络。要让他们和社会有机地联系到一起，而不是孤零零地在那里。有些情况要跟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否则他们也有可能变成对立的力量，而不是补充的力量。所以通气、沟通、对接很重要，要实现下情上传、上情下达，让他们了解村民的情况，跟村里的基层组织有一个横向的联络，跟市里县里也有联系。他们把村民意见转达给各级组织，也把各级组织的想法转达给村民，来回转换，能避免很多矛盾。

　　民生周刊：怎样让离开家乡的人更愿意回来？

　　张颐武：一个方面，是感情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农村的社会发展还有很多可能性，让他们能发挥作用。地方政府要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比改善生活条件更重要。退休之后，六十多岁，精力一般还比较好，七八十岁跑不动了，也就不能苛求他们回去了。往往是在年龄还允许的一段时间，如果能在农村多发挥作用，而且这个地方他也熟悉，乡里乡亲，对他来说也是很好的社会服务，这就会有新的贡献。重视年轻一代的乡贤，让他们也发挥作用，这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编辑：郭梁 美编：徐英子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