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

九龙湾

有一阵子我常去九龙湾的一间商场，那儿的戏院会放英语的电影而不是广东话的，我仍然不会广东话——已经是住在香港的第五年——而且那儿有一个冰场，我有时候滑一下冰，看完电影以后。

去商场的穿梭巴士上我时常看到一个浓妆的老妇人，拖着一个行李箱。她不看电影，只是去冰场滑冰。她有一双自己的冰鞋，粉红色的，也有自己的滑冰衣服，粉红丝绒上绣着金色花朵，裙摆如果能够转起来，肯定也是一朵花。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转起来，她只是直直地滑着，有时候抬起一只脚，再举起一只手。就那样，举着一只手，抬着一只脚，直直地，慢慢地，滑过去。这是对的，我们这个年纪，如果摔一下，肯定不只是骨折的事了。但是滑冰肯定又是很重要的一个爱好，或者是一个理想。

我有一个不会游泳的朋友，她跟我说她会在夏天回到中国的那一个月学会游泳。我说只要我们不搭游轮我们就不需要游泳。她说她一定要会，她要像那些真正的美国人一样，随时跳进游泳池里。我就和她一起去学游泳了。每次把头完全浸入水中并且屏住呼吸的时候，我就像真正死了那样，于是我没有学会，但是她真的学会了。我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开始的只能飘浮一米，到最后，可以飘游一百米。她回去美国以后就和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结了婚，蜜月是去加勒比海。我仍然想得起来她坚决的眼神，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那么一种女的，只要她想去做，她一定是会做成的。

我还有一个不会开车的朋友。当然她也学会开车了，我们一起混了一个月，我仍然握住方向盘就会上不来气，她已经开着她七人座的车去上班。

这些女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她们连眼神都是狠的。

《河中女孩》里的女孩也有着很坚决的眼神。父亲和叔叔在她的脸上打了一枪然后把她扔进河里，她血淋淋地爬回岸边，活了下来。父亲说：荣誉处决为我挣回了尊严，我一丁点儿也不后悔。女孩说他们应该坐在牢里，她的眼神很坚定。可是她被迫和解，日子还要过下去，又不能搬去火星。宽恕的代价。

后来我不再去九龙湾了，每天都要去冰场滑冰的婆婆终于在穿梭巴士上遇到了一个考验。一个可能是来香港旅行的三口之家，也可能是海归到香港来生活的一个家庭，说普通话的家庭，小朋友与父母的对话都是普通话的，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很多人没有表情，大家都没有表情，可是滑冰婆婆翻出了好多眼白，她的动作太大，身体都转了过去，整个头往后仰到不能仰，最大的一个眼白出现的时候，她的整张脸都变形了。巴士停下，她和她的行李箱粗暴地从那个家庭的中间挤了过去。

我不再觉得她优雅了，事实上她也从来没有优雅过。

那一天我也在滑冰场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香港人，我换下冰鞋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的鞋从一堆鞋底下拉出来，她跳到了我的面前，手指戳进我的眼睛，她说：不要碰我们的鞋！我说那我怎么拿到我的鞋呢？你们五个人的鞋全部踩在我的鞋上面。她说大陆人滚。我看着她。她说大陆人滚。我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她开始对住我说英语，每一个词都是错的。我有点笑不出来，所以我不再去九龙湾了。谁知道还会发生一些什么呢？

马铁

我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友好的真正的香港人。七年以前，我新来到香港的时候，迷了路，我已经在那个屋苑住了七个月，我仍然迷路，一个陌生的好心婆婆说着最不标准的普通话，带着我走了最对的一条路。

七年以来，我搭得最多的是马铁，从马鞍山到大围只有一条铁路，我们叫它马铁，口岸到红磡的那条铁路叫做东铁。如果你还听得到“九广”这两个字，那么那个人肯定在香港住了不止七年。我只去到大围，再远，过海到港岛，对我来说就好像跨一个州一样。

七年以来，我在马铁里遇到过三次微笑的陌生人，都是笑起来就很舒服的婆婆。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对我笑，我的脸肯定是严肃的，从早到晚，成班马铁都没有人笑。可是她们笑了，我也只好笑，笑完我又会觉得很尴尬，我就把头低下去，低到尘埃里去。

马铁的乘客中有一位黑丝婆婆，我们这个年纪，渔网黑丝和烈焰红唇，真的是需要一口气的，黑丝婆婆又是比我还大了四十岁的样子。这口气，真的很绵长。黑丝婆婆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亮闪闪的，珠片或者水钻，有时候是皮草，红底高跟鞋，不看她一眼的人都是不正常。我就这么偷偷地看了一眼大家，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情。我想的是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权利不可侵犯，不可鄙视，这也是我有时候敬佩马铁乘客的地方，即使有个国际学校的小孩吊在拉环上，出声的乘客都不是那么多的。

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的那一天，所有本地学校的小孩都别了黄色和咖啡色的丝带。为什么是黄色和咖啡色呢？我问。平等啊，友好啊，自由啊，小孩答。老师的句子一定很长，可是小孩只记得住词。坐在旁边的老头儿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不要在公众场合说普通话！他低吼。小孩惊讶地看着他。普通话！他又吼了一遍，眼珠瞪到两倍大，然后他径直走向门，浑身发着抖。到达下一站的时间真的太漫长了，他靠住门，气得发抖，像是经受了巨大的侮辱。终于到站，他匆忙地下车，又回过头瞪最后一眼。我只好没有表情地看着他，我还能够付出什么表情呢？

我的推拿师傅在香港生活十年了，如果我跟她讲今天不开心哎，有人会以坐在讲普通话的人旁边为耻呢，并且像逃避病毒那样弹开去，他弹出去他就光荣了？她就会安慰我说，她刚刚上班的时候，都会有客人叫来经理换人，客人说不要大陆妹。她说她的经理很好啊，经理说你要换人，没有的，你可以不做。推拿师傅说她很难过，可是恨不起来，因为那个香港女人好可怜哎。

黑丝婆婆像往常那样上了车，我真的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今次她穿了绣了花朵的百褶裙，搭配百褶裙的，是一双破洞黑丝。破洞黑丝，是黑丝里的战斗机，我过了二十四岁就不敢正视它了。她坐了下来，裙摆有点大，所以再下一站，就有人坐到了她的裙摆上面。和黑丝婆婆差不多年纪的老妇人，寻常香港婆婆的打扮，短袖衫和七分裤，凉鞋，都是白色的，环保袋里是报纸和青菜，她坐了下来，环保袋放在脚边。黑丝婆婆对她怒目而视，可是她就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她也没有打开报纸，或者开始打电话，她就是坐着。黑丝婆婆画了眼影和眼线的眼睛已经喷射出怒火，她仍然没有转一下头，或者有所察觉。黑丝婆婆开始整理，幅度很大，把裙摆从她的屁股下面抽了出来。她仍然没有很大的反应，只是侧了头，微微地冲着愤怒的人笑了一下。黑丝婆婆惊呆了，又柔和了，黑丝婆婆只好也笑了一下。我真的就是看到了两个微笑的美丽的婆婆，整整十五分钟，她们就一路带着微笑，到达了终点站大围站。

我就想起了那个愤怒的老头，靠住门快要倒过去的老头，我为什么要没有表情呢？如果我也给出一个微笑，这个世界一定就会好了吧？

利安

我住的楼后面是利安邨，利安邨里有一个疯子。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疯子是在大夏天，利安邨圆形的邨民广场，她坐在密集的邨屋的阴影里，吃一个橙子，橙子皮扔了一地。香港有很多人会坐在地上吃东西，尤其是星期天，所有的公园，天桥的每一层，全是吃东西的女佣人。

但是这个吃橙子的女人，她的脚底很黑，像是走了很多路。

香港也没有人会把橙子皮扔一地，如果不是疯子。

她默不作声地吃着一个橙子，用力地把橙子皮扔出去很远，她的周围都是金黄色的橙子皮。

我小时候住的弄堂里有一个疯子，永远赤红的脸，竖直的头发，我知道他是疯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疯子。直到有一天我在人民公园跟着一群老太太打木兰扇，他走了过来，眼睛盯住我，很坚定地说，毛主席万岁。血红的眼睛，衬得他的脸不是那么红了。我在想我们之前肯定也在弄堂里迎面碰过，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他最后选择了跟我说话，一定是因为我手里桃红的扇子。

我小时候住的弄堂里还有一个羊痫风，羊痫风不疯，病发的时候才抽搐，口吐白沫。但是有一天半夜羊痫风喝了酒，跑到邻居家前的阴沟里小便，邻居说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难看吗？羊痫风就跳起来，一把扯断了邻居的白背心，我第一次觉得羊痫风其实也是疯的。后来羊痫风找到了一个羊痫风女人，我们的弄堂里就有了两个羊痫风，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家不允许他们有一个婚礼，于是他们就成为了我们弄堂里唯一一对没有婚礼就是夫妻了的夫妻。弄堂里很多的人都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其中一个羊痫风发病的时候，另一个就会熟练地抬高他或者她的脖子，拿起什么塞进他或者她的嘴里，他或者她就不会被自己的口水噎住，继续地活下去。但是我想过如果两个羊痫风一起发病的话，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了。

我小时候的家的后门，还有一个瘸子，只是瘸子，不是疯子。弄堂里的人讲他是被人打断了腿，不是天生瘸的。他有一个儿子，跟他长得很像，没有人见过他的妻子，只有那个儿子。瘸子有一天突然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如果是死了，应该会有个葬礼，可是没有，于是那个瘸子，就成了我们弄堂里唯一一个没有葬礼就不见了的人。那个房子里还住着那个儿子，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我经常看到他站在他家的门口，也就是我家的后门口，他站在那儿，健全的双腿，一动也不动。有一天儿子也失踪了，重新出现的时候，也变成了瘸子，弄堂里的人讲这个儿子在西门混黑社会，被人打断了腿。我再看到那个儿子，瘸着一条腿，立在门口，跟他的老子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

我在美国没有见过疯子，我在玩具店被一个大肚子孕妇用手指指着叫我滚回中国去，我也没有觉得她是疯子，她只是产前抑郁，会好起来的。

我搬到香港以后，也没有见过疯子，直到我见到那个利安邨的疯子。她坐在地上，脚底很黑，吃一个橙子。

我去利安邨是因为那儿有一间麦当劳，我走十分钟路去那里吃个汉堡，再走十分钟路回家，我相信这样就可以抵消我吃下去的东西。麦当劳的上面原来是一家美心，后来美心没有了，变成了大家乐，但是里面的人都没有改变。

以前美心一进门转左的第二张桌子，我有时候坐在那里，第一张桌子总会坐着一个胖胖的阿姨，胖胖的阿姨什么都不吃，只是自言自语，没有人管她，美心的人当是看不见她，利安邨的人也当是看不见她。

美心变成了大家乐以后，我还是坐在第二张桌子，胖阿姨还是坐在第一张桌子，大家乐的人也当是看不见她。直到有一天我一抬头，对面坐了一个不认识的阿姐，隔壁桌移过来的。香港是这样的，有空位的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单独一个人的座位，不与任何别人搭台。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认为香港还是保持得比较不错的。不认识的阿姐冲我抱歉地笑，用眼神示意她原本的桌子对面突然坐下了一个胖胖的女人，这个人还同她讲话，吓到了她，她又不好丢弃吃了一半的食物，只好移到我的这桌。不认识的阿姐肯定不是利安邨的人，利安邨的人都认识那个胖阿姨，胖阿姨总是会在茶餐的时间来，入门直奔第一张桌子，坐下，开始自言自语。实际上她不是要同你讲话，她看着你的后面，不是看着你，而且那张桌子属于她，利安邨的人都知道。

实际上我也见过有的人会同胖阿姨交谈，文了身的地盘工人，坐轮椅的阿伯，去街市买菜的师奶，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我又听不懂广东话，从神情上来看，是友好的街坊式的闲聊。直到有一天我和胖阿姨在电梯口相遇，只有我们两个人，胖阿姨突然开了口，我猜测她是想跟我谈利安邨的议员有没有跟进81K巴士的准时到站情况，于是我点了头，又摇了头。胖阿姨完全没有看我，她望着我的后面，每一个字都是含糊的。

我觉得胖阿姨至少选对了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也许不管她，看不见她，但是不干扰她，这就好了。

那个坐在地上吃橙子的疯子，到底也没有人管，我再次经过邨民广场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保洁员沉默地打扫了那些橙子皮。其实她穿着一条夏威夷的花裙子，那条裙子就是坐在地上也没有变得很脏，她的脚底很黑，但是她有着一头最长的长头发。我相信她是一个被照顾得很好的疯子。

利安邨还有一个儿童图书馆，我和我的朋友去那儿，带着她六岁蹦蹦跳跳的女儿。我的朋友在部队里当兵当到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初恋，三十岁结婚。我们一起坐在图书馆，走进来了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黑框眼镜，黑皮鞋，黑色公事包，一边走一边讲话，我注意到了他的耳机。我认为这种在图书馆里打电话的行为很不检点，而且这是一个儿童图书馆，除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儿童，一个人都没有。我的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拖着小朋友的手夺门而出了，我反应很快地跟住他们，西装男反应很快地跟住了我。我的朋友在图书馆外面的走廊里奔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我也只好跑。跑的同时我发现我的手脚很不协调，一定是很久不跑了，西装男仍然跟随着我，我顾不得回头，后背寂凉。直到我的朋友拉着小朋友的手从最后几级台阶跳了下去，当然我也跟着跳了，当然西装男也跳了，我以为我要死了，因为他们跑得比我快，而且西装男在我的后面，不是他们的后面。我的朋友和小朋友跳下了台阶以后拉开底楼一个房间的门钻了进去，那是一个羽毛球教室，里面有一些小孩在打球。我尝试推那扇门，门推不开，我突然意识到要用拉的，但是我没有时间，我很确切地知道西装男离我最多只有三厘米了，我从羽毛球教室门上的反光玻璃看到，他的手都举了起来。一群做完了什么活动的年轻人突然从门外拥了进来，他们吵吵闹闹，甚至分散了我的注意。西装男立即转身，从另外一个门逃走了，动作太快，一切都像是拍电影。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羽毛球教室里，面前是打羽毛球的小孩。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羽毛球了，我小时候住在弄堂里的时候经常打羽毛球，球总是会飞到谁家的屋顶上。一般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一局球的结束，谁也舍不得再拿出一只羽毛球来打，因为羽毛球还是很贵的，尤其是那种很硬的真的羽毛做的球。但是如果一起打球的是个大小孩，这个大小孩就会尝试拿一根长竹竿去够屋顶上的球，球局就可以延续，因为除了打羽毛球，大家也没有别的娱乐。谁家里都会有那种长竹竿，但是长竹竿确切的用处，我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有时候球会被成功地挑下来，还有几个以前打上去的别人的球，很多球烂了，风吹雨打，不烂的是那种塑料做的，打起来软绵绵，而且更容易被风向影响的球。球掉下来的时候围观的小小孩就会欢呼，好像过节一样。动静太大，屋子的主人就会跳出来骂人，因为竹竿还会碰坏屋顶的瓦片，瓦片坏了，下雨的时候屋子的里面就会漏水，是关乎生计的大事。

我的朋友跟我讲，那个人一进来她就知道他是一个疯子。我说他穿得整整齐齐，他还打电话。我的朋友讲疯不疯眼神是重点，疯子的眼神都是直直的死死的，他没有看图书馆管理员，没有看你，也没有看我，因为我们都没有动，他的眼睛盯住小朋友，因为她在动，她还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所有的疯子都只看动的东西，鲜艳的颜色。

我说你跑什么，既然你确定了那是一个疯子，我们还有三个人，加上图书馆管理员。我的朋友讲，你以为你打得过一个真正的疯子吗？这是真的，我认识的一个家长，前些天在电梯里遇到一个疯子，疯子突然打了她的小孩一下，她说，你为什么打我的小孩？疯子就打了她一下，她想还手，结果被疯子劈头盖脸打倒在地上，电梯门一开，疯子就走掉了，她爬起来报警，都没有用。也许那个疯子只在电梯里发疯呢。因为幽闭的小空间会令人瞬间发疯，出了电梯就正常了，警察怎么从一群在疯与不疯之间切换的疯子中间找到一个真正的疯子呢？这是真的。

我说那么我们刚才遇到的那个疯子也是刚刚切换成发疯模式的？图书馆是他瞬间发疯的诱因？一个循规蹈矩略微压抑的地产经纪，下班路上跟客户打着电话，突然断线，走进儿童图书馆，追着两个女人和一个儿童跑了一路，最后还从台阶上跳了下来，直到一群吵吵闹闹的声音敲醒他，他回复正常以后，就很正常地逃跑了？

我的朋友讲反正她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说我可是经常，利安邨的疯子可真的有点多了。我的朋友讲一个真正的疯子绝对能够吸引到另一个真正的疯子，疯子们总是能够在一群人中间敏锐地发现另一个疯子的。

我转过头看学习打羽毛球的小孩们，有的小孩一个球都没有接到过。我们小时候什么都不用学，什么都是自己会的。我到了美国才开始打乒乓球，球板却是日本做的，我来到香港以后，再也没有打过乒乓球。我也没有打过羽毛球，楼下的会所有一个网球场，常常是空的。露天的网球场，设计师设计的灯光从四面八方照住那个网球场，可是没有人在半夜打网球。一个空旷的，被灯光直射的球场，我常常站在阳台上凝望那个网球场，我想的是世界上没有鬼，人心才是鬼，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疯子，我们都是疯子。(周洁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