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在世俗生活之外开辟精神高地

　　去年底，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热映，引发了一代人的记忆，也引发了一股“严歌苓热”，而这不是严歌苓的作品第一次被搬上大荧幕。

　　1993年她将《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卖给李安，这是她的作品被改编的开始。这些年来，中国影视界像抢救命稻草一样追着买她的故事。当初，要是张艺谋晚一个小时出手，就买不到《陆犯焉识》，也就不会有《归来》；李少红主动去为她的新书站台，并宣称只要有严老师的作品可拍，她愿意食言，在新《红楼梦》之后再拍连续剧。

　　冯小刚拍《芳华》，据说这部作品是他主动找到有相同文工团经历的严歌苓写的，1971年，12岁的严歌苓进入成都文工团，跳了8年芭蕾舞后，又当了5年创作员，还当过战地记者，一直到25岁部队裁军退伍。这段生活经历成为她的养分，埋在心里，几十年后被搬上大荧幕。

　　她一直是一个生活的亲历者和观察者。

　　书写女性：蒙昧的天真和坚韧

　　生活的磨砺往往成就女性作家，她们从中找到出口，让苦难化为自己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尤其明显。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处于社会底层，蒙昧无知的村妇王葡萄，日本战后遗孤多鹤，被拐卖至美国被迫成为妓女的扶桑，秦淮河花魁赵玉墨，受到父辈“成分”问题影响而参军的何小曼。即使是大家闺秀冯婉喻和良家少女苏菲，也因为近乎卑微的爱承受着许多委屈和生活的重压。

　　她没有宏大的叙事，都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观察生活，但是在这些“失败者”的身上，又能看出悲悯。严歌苓曾经说，自己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当随军记者的经验，让她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向对个体生命的悲悯。于是她的作品开始关注人性，重点书写女性身上的人性光芒。

　　这些女性看似柔弱，实则坚韧。当陆焉识饱受牢狱之苦时，他的妻子冯婉喻独立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每次探监之前，冯婉喻都带上精心准备的粮食衣物，用半个月的工资买大闸蟹再花一夜剥出蟹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

　　一些人抨击严歌苓的价值观，认为她所有的女性形象都千篇一律，作品中传递的仍然是传统女性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在男性面前的卑微。其实，她笔下的女主角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东方女性的人格魅力和母性的伟大，她们或懵懂或练达，或文静或活泼，但是始终坚持自身的底线，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我行我素”。

　　正是这种坚持，最终汇聚成生命的本源——顽强的生命力、善良、仁爱、守信，这也是文学作品令人动容的力量所在。

　　独立意识：“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

　　似乎与另一个上海老乡张爱玲一样，严歌苓并不以谈钱为耻。1989年赴美留学，虽然有奖学金，但严歌苓仍需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她做过看护，洗过盘子。

　　她原本苦行僧似的写作强度，一方面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修行，另一方面也是赚钱的内在驱动。1992年，她在旧金山结婚。先生劳伦斯本是外交官，因为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匪谍嫌疑”的退伍女军官相爱而被迫辞职。

　　劳伦斯很快找了新的工作，相比初来乍到时的赚钱压力，严歌苓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即便在亲密关系中，她也是一个警惕于施受关系的骄傲的人，“即便给你一颗钻石，也要想想如果接受的话，你的自主性在哪里？”何况她的婚姻没有钻石，她的先生说，我的辞职难道不是最大的钻石吗？

　　直到1993年李安向她买《少女小渔》，严歌苓的第一反应是“可以不用做一个穷学生了”。也许因为李安的影响，这一年她卖出了三个版权。原本总是光顾旧货市场的清寒学生，从此开始在名牌店买买买——这很像青少年时期总穿表姐剩衣服的张爱玲，赚得稿费后迫不及待定制新衣的心情。职业女性之所以不避讳谈钱，或许她们在挣来的每一块钱上，都足以展示自己的辛苦与骄傲。

　　“我听一些女朋友讲她们的女朋友的故事，我觉得所有悲剧的根源就是在于经济不独立、思想不自由。向人家讨任何东西，心里都是不舒服的，自己挣自己花，你的享受才是最甜美的。”严歌苓说。到现在，她也保持着一个习惯，在每一本书写完之后带全家一起旅行，在一个城市住上很久，“这是我挣来的，是我靠我的辛苦挣来的消闲。我觉得我花的钱和我所享受的时间必须是自己挣来的，包括爱情，我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

　　职业自律：在家庭与写作之间自由切换

　　出版人张立宪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一年85%的时间，严歌苓在柏林生活，用她的话说，她是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有一份写作的工作，在她看来，和会计师做账也没什么差别。一天24小时，她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工作，闭门在书房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三四点。这之外的时间里，她做饭、遛狗、读书，辅导女儿功课与体操，还要留点时间，在女儿睡后，与丈夫喝红酒听音乐闲聊。

　　当年在文工团当舞蹈演员，她并不是先天条件最出色的，但是她却是最刻苦的那个。多年以后，严歌苓到了美国读书，依然保持着这股坚强的韧性：念书的同时打几份工；从零开始学习英语，每天坚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胳膊上成日写满了英文。

　　严歌苓曾说，我最high的时候，永远是在书桌前，写作中。她是妻子、母亲，胜任自己世俗当中的角色；她写作、挣钱，不依赖于谁，同时也开辟了一处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精神高地。

　　文/司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