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入憲法,進一步在﹁全面依法治國﹂的邏輯下,把﹁黨的領導全覆蓋﹂、﹁黨管一切﹂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提高到憲法的位階。諸多評論認為這是﹁終身制﹂復辟甚至戲稱為恢復﹁帝制﹂。但中方既然決定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不會因外界用西方憲政民主的角度臧否修憲而有所轉向。
北京如此慎重打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體系,其雄心恐怕不只著眼於國內政治改革,還有中國國際戰略佈局的意涵。我們可預期包含領導制度、政府架構與治理模式的中國特色憲政體系將會是﹁中國方案﹂的重要輸出產品,成為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戰略工具。
二〇一七年十九大期間,中國官媒就曾大量引用各國媒體評論佐證中國政治體制優越性,例如新華社引述︽巴基斯坦觀察家報︾觀點﹁中國經濟、科技實力迅速增強,一個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已經形成。這些輝煌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同年十二月中共又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為主題與世界政黨高層進行對話,人民日報海外版用﹁中國共產黨:﹃世界各國政黨學習的榜樣﹄﹂為題,再次宣揚﹁中國方案﹂能為世界各國帶來啟發,文章說﹁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來領導政府,國家才能進行快速和堅決地改革和實現發展。﹂
或許中國模式對西方民主陣營而言是怪異的,但就如同中共十九大報告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特色領導制度和治理模式確實對亞洲、拉美和非洲地區的非憲政民主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有一定的吸引力,對那些不想加入西方民主陣營的國家或政治精英而言,中共一黨專政、強人長期執政共又能兼顧穩定和發展的統治模式提供了西方經驗以外的另一種範本。
因此﹁中國方案﹂的國際效應將可能是催生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聯盟,也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朝貢體系。回顧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團結亞非拉國家反霸權主義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加大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力度,尤其以一九六三年周恩來出訪非洲十國時提出的﹁對外援助八原則﹂最具指標意義。當時中國透過向非洲無償提供援助爭取到廣大支援,部分國家如剛果甚至為此和美國斷絕關係。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通過,﹁非洲黑人兄弟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
時至今日,﹁中國方案﹂除了﹁無條件援助﹂還多了﹁憲政體系﹂這項產品。習近平大國戰略可能的措施之一便是透過制度的輸出,促使接受中國方案的國家因為制度的親緣性而凝聚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政治聯盟。
雖然中國修憲只是達到了階段性的成果,中國特色憲政體系的可靠性仍充滿許多不確定因素,但我們必須審慎關注,中國是否可能因為﹁中國方案﹂的擴散而逐漸成為主導國際秩序的盟主,情勢的發展對美中大國博弈,對兩岸關係又會產生什麼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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