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和儿童戏剧的半世情缘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我和儿童戏剧断断续续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如果说戏剧是青春少女，我们的关系就像初恋情人，她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和无尽的遐想。但是，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初恋是建立在户门差距悬殊的关系上，即使处于热恋时期，也充满了伤痛和苦涩，只能偷偷摸摸地交往。因此，我常常想：到底是人生在诠释戏剧，还是戏剧在诠释人生……

　　当教师时，《果园姐妹》让我一见钟情

　　大约是 1955年夏天，我在巴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教师时，县教育科组织我们到重庆去参观工厂，其中还让我们看了重庆市歌舞剧团演出的童话剧《果园姐妹》。那时我18岁，是第一次看歌舞剧，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美妙的，那五彩缤纷的灯光布景和引人如胜的故事情节，把我带到了一个奇幻无比的童话世界。从此，《果园姐妹》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根来，我幻想某一天，我也能创造出这样奇妙的世界。

　　我所在的小学，原来是一座小庙，一共只有两位老师，那时没有电灯电话收音机，学校生活非常单调。回到学校以后，我把在城里看《果园姐妹》的故事讲给学生听，学生也很感兴趣。后来我又买到一本《果园姐妹》的书，在课余时间给同学们一章一章地念了一遍。有个学生提出，儿童节的时候，我们自已也来演一演。“你们行吗？”我说，“这么厚一本书，你们能背下来吗？”学生们齐声回答：“我们行！”

　　我感到很惊奇。《果园姐妹》是一出多幕戏，在剧场要演2小时，我所教的学生是小学四年级，要让从未演过戏的四年级小学生演这么一出大戏，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也许，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他们凭看自己对戏剧的浓厚兴趣和热情，仅用了两个星期的课余时间，就把一本书背下来了。儿童节那天，她们用花布被单披在身上作演出服装，用硬纸片作成各种角色的头饰和帽子，在学校的院坝正式上演。没有音乐没有乐队也没有歌舞和灯光布景，所有的唱词都用快板形式念出来，对话就像背书一样，你背完了我接着背。尽管如此，孩子们 ——不管是看戏的和演戏的——仍然感到快乐和满足。

　　事后我发现，不但演戏的同学对语文课产生了兴趣，课堂纪律比原来好了，识字能力和朗读能力都有所提高，其他同学语文成绩也有所进步。为此，我们组织业余剧团，经常演出。剧本不好找，我就根据书上的故事自已编。第一个“歌舞剧”叫《两只笨狗熊》，写狗熊兄弟在森林里捡到一只饼，分成两块后各吃一块，由于分得不均匀，引起一场争

　　论。这时走来一只狐狸，他将大的饼狠咬一口，结果大的变成小的。为了“公平”，他又将另一块

　　大饼咬小……这样一次又一次咬下去，直到把两块饼变成两个小点为止。后来，我还写过一篇经验介绍，受到同行们的青睐。我因此由村校调到中心校。

　　不幸的是，1958年教师寒假整风结束后，我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可能考虑到我还年轻，学校让我留校继续教书。1959年，大跃进开始，农村除了要求亩产超万斤以外，各区还要成立文工团。我们乡有个新转业的军人当了文工团长，听说他们急需剧本，我自告奋勇，根据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写了个《纸老虎》的独幕剧。文工团长看后十分满意，立即排演。很喜剧的是，在正式演出那天晚上，乡领导审查节目单时，看见《纸老虎》编剧的署名是个右派分子，立刻大发雷霆，把文工团长叫去狠狠地刮了一顿：“你晓不晓得，写《纸老虎》的那个人，他就是一只‘纸老虎’！”弄得文工团长半天摸不着头脑。

　　戴上帽子，我担着粪担浴《雷雨》看《日出》

　　1960年春节后，我因“不服改造”被降级降薪，从学校下放到江心岛农场。先在加工厂做咸菜，后来因船上需要纤夫，我当时又比其他右派年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更适合脱胎换骨的改造任务，因此被调到小木船上，运输农场所需要的生活用品，来往于农场与县城之间，作了一名正式纤夫。然而，领导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工作却给我学习戏剧带来好处。由于运输工作的特殊性，我们的小木船经常停靠在县城鱼洞码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晚上可以不学习文件而去观赏川剧。我当小孩子时看过川剧，但并不怎么爱好，到船上后看川剧的时间多了，兴趣爱好被逐渐培养起来。还特别找了一些传统川剧剧本来学习，这给后期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基础。

　　1961年儿童节，农场小学搞庆祝，有位老师打听到我会写戏，要我给学生写个儿童戏。我又劣性不改，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撩，根据当时报上介绍的少年英雄材料，偷偷摸摸写了个《张高谦》的独幕剧，演出后受到全校师生欢迎。

　　大跃进以后，由于粮食紧张，人们吃得少也拉得少，农场在重庆肥料公司定购的肥料（人粪尿）不够用。农场决定组织一支肥料专业队伍，住到重庆城区去倒罐子。为此，农场专门在解放西路103号（《重庆日报》社的斜对面）租了几间房子作基地，让“专业人员”担着粪桶，早出晚归到大街小巷打游击倒罐子。之所以叫“打游击” ，是因为重庆肥料公司把持了所有的公厕，我们只能去街头巷尾收集老太太、小媳妇们提出的尿罐。这工作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大家可想而知，特别是对曾经被称为“灵魂工程师”的、死要面子的“老右”们。为了鼓励大家多干活，农场领导一面采取高压政策，一面大胆采用物质奖励的方法，规定每收到一担人粪尿可奖励2两粮票和7分钱。这在当时是很具诱惑力的。我本来是最要面子的，但想到去重庆后有钱有粮，还可以用工余时间去看话剧和歌舞剧，几经斗争，终于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重庆倒罐子！

　　第一次担着粪桶走在重庆街头，我总是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免得碰上熟人。幸好这工作是早晚上班，白天休息，碰见熟人的机会极少。能得到安慰的是，每当从报上看到剧场有新剧目演出，我就和一位教师朋友早早地排轮子买票，下午早早出工，早早收工，然后匆匆忙忙洗个澡，换上于净衣服，向剧场冲去。只要坐进剧场，我们就忘记了倒罐子苦涩，感到是一种享受，好像自已也崇高起来。记得有一次看曹禺的《雷雨》，恰好碰到雷雨天气，演出中，剧场内在“下雨”，剧场外也在下雨，而且愈下愈大，我们只好冒着瓢泼大雨跑回住地。《雷雨》、《日出》、《卡门》、《茶花女》、《一仆二主》等名剧，都是在倒罐子时期看的；田广才、赵锵等名人，也是那个时期“认识”的。换句话说，我是用倒罐子的“学费”进的“业余剧校”。要不，落实政策后，我就没有机会走进县文化的戏剧行列……

　　有一次，我从报上看到四川人艺举办独幕喜剧的征文评奖，我利用白天不上班的休息时间，根据小学语文课本上的《皇帝的新装》改编成同名话剧，然后再改名换姓寄出去。虽然没有获奖，但评委会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他们对剧本编改的成功表示肯定，但最后指出：“演戏是要让观众欣赏美，你让皇帝光着身子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实在不太雅观。”能够得到专家们的指导，我已经很满足了，还常常将这封信展示给朋友们看。设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因《皇帝的新装》、《张高谦》和《新娘抬轿》等三个剧本被法院判处三年管制。说是管制——法律中最轻的刑法，实际上却比坐牢更可怕。如果坐牢，大家都是囚犯，同关一所监狱，不会有大太的精神压力。但管制者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大家都是好人，只有你是坏人，谁都可以指摘你，谁都可以批斗你，而且，只要有一个人说“不”，你的管制就不能撤消。所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的三年管制才被撤消。

　　落实政策后，多次与“曹禺”擦肩而过

　　10年管制生活使我吃尽了苦头、伤尽了心。我决定彻底放弃写剧本和写童话，不再读文艺书籍，以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为主。当时我已被下放到另一高山农场种果树，为将来有个谋生的手段，我开始学习植物学、动物学。当时半导体收音机已开始流行，我感到这是门大有前途的科学，又自学无线电。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后来还真改变了我的生活，使我走上科学文艺的道路。在我后期的儿童戏剧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目前国际上最流行而国内最缺的科幻作品。

　　粉碎“四人帮”后，我看到了曙光和希望，还未等到平反，我已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重操旧业，再走“回头路”。但我还是心有余悸地躲进地下室——农场有一间又潮湿又黑暗的地下室，我常以乘凉为借口钻进去写作。我的第一篇作品《周总理少年时代的故事》，后来发表在天津《接班人》杂志，其中的《八个铜板》一节两年后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第二篇写蜜蜂为果树授粉的故事，除了有小蜜蜂的勤劳和一些科学知识以外，全文还贯穿了当时刚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的主题思想。由于这是一篇溶文学、科学和哲理于一炉的“不伦不类”的儿童故事，我投了几家报刊均被退回。后来我从报纸上偶然得知着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继楼的地址，决定作最后的一掷，没想到张继楼十分赞赏，后来还为我跑法院落实政策，证明《皇帝的新装》是一位外国洋人百多年前的作品，并没有想到要“影射”现代人。后来张又为我调文化馆作了许多工作。

　　调文化馆后，我如鱼得水，正而八经开始了儿童文艺创作，并将科学知识引入文艺作品中。但我写得不多，特别是前十年，一则，创作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必须花更多的功夫去熟悉新岗位新工作，组织群众创作；二则，写科学文艺比单纯的文艺创作更难一些。熟悉新的工作以后，我才有较多的精力投入儿童戏剧创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我重操旧后的第一个幼儿歌舞剧《聪明的小公鸡》被市木偶剧团采用；1985年，《机器人奇遇》获市首届学校剧调演创作二等奖，后被广州某专业剧团盗用；1995年，儿童影视剧《三个小面人》获中国剧协百优小品大赛创作二等奖；1996年，《女法官与少年犯》获市小品调演创作一等奖；1997年，情歌小品《人约黄昏后》（发表于《重庆新作》）先后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小戏小品三等奖”、 “西藏解放50周年纪念奖”和“重庆电视台优秀文艺奖”；1999年，儿童童话影视剧《红花鹿》《冰河期》《以魔治魔》先后被浙江《少儿故事报》和电视台采用、拍摄和播放（不幸的是，我只得到二集半的片酬和一集半的署名）；2003年，童话小品《告状》又得曹禺戏剧文学大赛组委会入围通知，因没有排演而未能进入一、二等奖的决赛权。除此以外，我1994年创作的科幻小品《钟馗牌香水》， 95年创作的成人小品《昨夜悲欢》，99创作的荒诞小品《影子》，都曾获曹禺戏剧文学入围奖。

　　退休以后，自费出书旨在抛砖引玉

　　中国有3亿多儿童。可为儿童写剧的专业作家和专业剧团屈指可数，惟一多一点的是影视和卡通剧，据 2001年统计，儿童题材电影不足10部；儿童电视剧产量约600多分钟；儿童卡通剧全国总量达8000多分钟。这个数字和3亿儿童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孩子们是最需要娱乐的，儿童影视剧和成人影视剧相比，这个数量可能只够一天的演出。远远不能满足儿童的需求。现在各省市电视台上演的卡通剧，基本上被日本和美国进口片占领。问题的关键是，进口卡通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日本卡通，有人认为它正逐步走向衰亡。从《美少女战士》开始，便走向图画精美、内容无聊的爱情漫画路线。《乱马 2/1》里有了些色情萌芽；暴力派更数不胜数。

　　为了抵制国外少儿卡通的大量入侵，韩国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的五年内，投资2000亿韩元，将国产卡通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提升至60%以上。据了解，在国际上，由政府直接点名支援卡通产业的也不多见。

　　我们中国的状况也正在改进之中。199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正式列入国家教育方针，为戏剧教育进入普通学校带来了希望。校园戏剧是中国戏剧的摇篮，曹禺、李健吾等杰出专业戏剧家，都是从学生戏剧活动开始的。据了解，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也特别重视戏剧活动，大都以立法或国家计划的形式把戏剧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规范化。美国国会早在十年前就将戏剧教育增列为基础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保证从小学到中学有80%以上的学生能专门接受戏剧课程。在三千多所大学中，有一半以上设有戏剧系，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戏剧专业毕业生，每十个大学中至少有七八个接触过戏剧。

　　去年夏天，我偶然得到一个消息，有个外地剧团正在我区大礼堂演出《一二三，齐步走》。我曾经从《中国文化报》看到过关于此剧的介绍，知道它是一出很不错的儿童话剧。我赶忙跑去打听在哪里买票，但使我感到失望的是，剧团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不买票了。我左说右说，总算同意我进了剧场。演出过程中，我从小观众们不断鼓掌、不断喊叫、不断朗笑中知道，这出话剧深受孩子们欢迎。休息时，我问邻近的小朋友∶“你们看过多少次话剧？”他们都说只看过这一次。后来我又问了正在上中学和大学的女儿，上中学的女儿回答也和小学生一样，仅这一次；上大学的女儿却说，她除了在电视上和学校里看过少量的话剧小品以外，未看过一场直正的舞台话剧。现代青年未看过一场直正的舞台话剧，我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为了拯救濒临绝境的儿童戏剧，我决定自费出版没有经济效益、不被正规出版社看好的《儿童剧作选》。当然，我不是说我的那些小东西像大熊猫、金丝猴一样有什么大的价值，我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不要忘了儿童戏剧，希望专家们能多多关注儿童戏剧的发展，让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戏剧事业不致于走入绝境。

　　（此文原载《重庆文艺》，2009年曾在澳大利亚《汉声》杂志发表，以下一节是2015年4月补充的。）

　　三次奇遇，悲剧也可以变喜剧

　　每个人的一生，多少都有几次戏剧性的奇遇吧？仅就写戏而言，本人退休前后就遭遇到三次戏剧性的奇遇。

　　1998年夏天，在重庆市剧协负责人的带领下，我和市曲艺团的凌宗魁一起参加了中国文联在广州举办的“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小戏小品奖”颁奖会。回来后不久，市剧协秘书长陈飞又专为我们举办一次再庆祝颁奖会，还特意请来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翁杰明同志。可是，当时我正走到人生的转折路口，遇到一些困难和烦恼，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左思右想，我决定趁与部长见面的机会，把我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写封信向领导倾诉。信的大意是：1997年3月，按年限我应该退休了，当时因为我分管的文学、戏剧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文化馆领导决定留用我一段时间。一个月以后，我头一年申请的高级职称批下来了。加上一年一度增资3%的名额也落到我的名下，这算得上是“双喜临门”了。可是，临到补发工资时会计才告诉我：区人事局说你已经退休，不能再享受升级和调资的待遇。我感到纳闷的是：我一直拿的在编工资，并未退休，另外，职称批准日期恰好是正式退休的前一个月，也没有过期。因此，我请求部长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关注，使我在退休前能享受到这份“最后的晚餐”。信虽然交了，但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因为宣传部没有管辖退休和职称的责任。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仅仅隔了几天，会计室就通知我去签字盖章，“双喜临门”的喜讯终于梦想成真。翁副部长的办事速度和方法使我感到吃惊。我在网上搜索后发现，翁副部长原是文学博士和工商管理博士后，作为首届博士服务团下派来市委宣传部工作才两年时间，也许是“文学”的原因让他对文艺工作者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情，“工商”的原因促成了他办事的作风和速度。现在翁副部长成了常务副市长，文艺的振兴有目共睹，就不用我去唠叨了。

　　2010年7月，澳大利亚一陌生人打来长途电话，说他们在《汉声》上看到我写的《我和儿童戏剧半个世纪的情缘》一文后，找了我很久，现在终于联系上了。我因为听力不好，只感觉到这是在谈他读了拙文后的感受，寒暄几句后就挂机了。没想到一个月以后又收到对方寄来的信函，详细说明了他们是一个小型基金会，他姓严，是这个基金会的会长，专门帮助大陆师生圆梦，我用戏剧教育学生的经验符合他们支助对象，愿意帮助我出书。此时，国内外报刊和互联网上正在热炒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的新书《虎妈战歌》，介绍了她对两个女儿的严厉教育方法。同时，香港的“狼爸”也以“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的类似的教育方式在炒作。重庆晚报以《重庆“牛爸”挑战华裔“虎妈”》为题，对我的教育方式进行报道。我提出希望基金会支持我出版此书。几个月后，基金会果然给我寄来一笔出版费用，解决了出书问题。

　　2014年底，我的邮箱里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的邮件：

　　“黄老师：您好!我负责《中国幼儿文学百年集成·儿童剧》卷的编选工作。麻烦您将之前十部剧作首次发表时间和刊物发给我，非常感谢！马亚琼敬上2014年12月3日于剑桥大学。”

　　几十年的奋斗，现在总算有了开花结果的时候。我的儿童剧终于走进了大雅之堂，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奇怪的是，还有与戏剧写作无关的另一个喜讯也不声不响的进入了我的邮箱：

　　“黄继先老师：您好。我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少儿事业部的编辑刘宇。近期我们想做一套经典的面向儿童的科学知识童话集，正在策划组稿。黄老师是这方面的老前辈，知识童话生动可亲又富于教育意义。我们想将黄老师写过的知识童话选编出一本书，希望黄老师同意。祝身体健康！刘宇”

　　近些年来，出书难是纯文学作家普遍感到的问题，本人多次受到书商的诈骗（现在也有），有的作品被盗名出版，有的书被盗版销售，有一部动画作品按征文要求，获奖后按市场价收购，结果都落空了。此时的喜讯是否又是一场新戏的序幕呢？生活让我不得不多一个心眼。我问那个编辑：你是怎样知道我和得到我的邮箱地址的？几天后他回复说：“说起来挺巧合呢，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见了你编的《皇帝的新衣》（该剧于2005年安徒生200周年诞辰时，被央视国际采用——作者注）剧本，一看之下觉得十分有趣，就想去看看这位作者写的其他故事是什么样的，结果发现原来黄老师写过那么多科学童话……”

　　于是，我也在网上将他搜索一番，证明确有其人其事。看着清华这块牌子我赶紧将稿子寄了过去。这个月9号，出版社已将附有插图的线稿寄回征求意见。这不又是一次因戏剧引起的奇遇吗？

　　 （2015.4.15.于巴南龙洲湾观澜阁）

　　五年准备，想推出最后一个心愿

　　2017年，我收得到区文联给我的《立德童剧》全国征文获奖集，打开一看，我有6个剧本征文大奖：其中2个剧本获一等奖，3个剧本获二等奖，1个剧本获三等奖，占获奖剧本总数的七分之一，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领先地位……高兴之余又感到心酸，我知道自己基础有限，功力不足，年龄超标，暂时“领先”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原因。但是，我仍然傻傻地想推出儿童剧本集子，实现这辈子的最后一个愿望，希望同学们不要忘记儿童剧。

　　为了编好这个集子，适应出版社的需要，五年中我三易其稿，第一稿20万字，第二稿16万字，第三稿只选了近几年的获奖剧本和根据经典改编的剧本，找了10多家出版社，甚至宁愿不要稿费，再自己掏点腰包都没有得到出版。自从戏剧被影视边沿化以后，就像古镇上的雕花戏楼一样，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近几年发生了几件事，促使我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剧本推出来，否则死难瞑目。

　　去年底，人教社寄来的一部师范学校教材《幼儿文学作品选读》中，收入了我的一篇幼儿故事。翻开目录不觉大吃一惊，全书收入童诗、童话、故事、散文等作品712篇，可戏剧一栏才区区18篇，而且，其中的半数是几十年前的作品。询问了一些中小学老师和学生，问他们语文课本中有没有收入剧本，大都没有记忆，一位好记性的老师说：“小学选读教材好像有外国剧本节选，中学有中国话剧节选。”再看中国儿童文学评奖，从80年代开始至今进行了11届，共评出10个门类，竟然没有一个剧本获奖。

　　大约三年前，著名儿童剧作家孙毅编过一本《中国幼儿文学百年·戏剧卷》，收录我十个剧本，可我至今没收到样书。我多次询问，几经周转，最后才知道98岁的老作家孙毅已于去年离世。我想，他临终前没有看到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作品出版，一定比我更难过。

　　去年10月，《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为了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及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今年3月，文化部、教育部又联合发文要求把“戏剧等高雅艺术送进校园”。同时，重庆市巴南区文旅委和区联也决定给予资助……这一系列的好消息使我加大力度，先后联系了七八家出版社，但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出书地方。正规出版社要价太高，仍然要自己包销且印数少，不能进入流通市场。中介书商只卖书号不管其它，且成天给你打电话、发微信、谈各种“优惠”，甚至提出“只要签约，就可以得到一台价值数千元的按摩椅”等。

　　这时候，一家日报副刊忽然刊出了我的一篇获奖剧本，使我焦虑的心情得到一些安慰。但仔细看后发现，年轻编辑把原来的剧本格式删除，再用散文格式排版编发，还将剧本中特定的半边方括号耐心地给你一一补充。呜呼，剧本真的被国人遗忘了！

　　这使我再想起改革开放初期，我在《课堂内外》（高中版）发表的一篇科学童话，曾引来全国40多个省市的读者来信。写信的人大都是高中学生，有少数是乡村农技员和教师，除了夸赞作品写得好、写得实用以外，其中90%的读者弄不清楚童话与现实的关系，或直接把童话当成了现实。如果再这样下去，儿童剧本一定会成为“濒危动物”，要不了多久，儿童剧本就会面目全非，彻底从人们心目中消失。

　　正当我心疲力竭的时候，《中国教育科学》杂志陈铁栋编辑给我带来喜讯，杂志社支持儿童剧发展，并决定在六一节前推出一期增刊。借此机会，我要向一切关心和支持儿童剧的读者、朋友和老师，致以崇高的敬礼！

　　由于耳聋眼花年老智拙又忙于事务，剧本集中的错漏一定不少，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后如有再版的机会，一定赠送新书致谢！

　　——作者写于2022年世界读书日。凑巧的是，

　　这一天恰好是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生日和祭日，说明剧也是可以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