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平衡发展应追求人均平衡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家内部的平衡发展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地区间收入差距并不突出。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使得地区间收入差距加剧扩大，中央政府面临平衡区域发展的压力。

　　然而，民众和政府官员一直有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即混淆了总量平衡和人均平衡。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上讲，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但在2003年之前，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安土重迁”传统，以及户籍制度留下的观念烙印，人们的观念是，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其户籍地，通过人口自由流动促进人均意义上的地区平衡，远没有成为社会各界共识。此时，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只有通过经济总量的平衡这一看法则成了社会主流观点，成为总量平衡的区域战略的观念基础。

　　总量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相容的。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着做大本地经济总量的动机。然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滞后，主要原因在于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区位劣势，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成了很多地方的选择。此时，中央政府引导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正好符合了欠发达地区的需求。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得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没有自发促进人口流动的动机。在发达地区，人口流入带来了产业发展和税收增加，同时通过集聚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些好处被当地的常住人口乃至全国层面所共享，而其带来的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的成本却是由当地承担。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就业创造能力有限，劳动力的流出并不会对产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但会造成农村地区衰落，同时会影响和户籍人口规模挂钩的各类财政资源。这使得欠发达地区也没有动机鼓励户籍人口迁出。于是，流动人口要额外承担一部分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成本，形成人口流动的阻力。

　　总体而言，观念上对总量平衡的追求，总量平衡的政治经济学合理性，以及人口流动过程中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性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使得中国在2000年以后采取了几大地区发展战略来推动落后地区发展，并在2003年前后形成重要的政策拐点，期望以此达到地区间总量意义上的地区平衡。

　　这些因素造成的人口流动不充分，导致在经济集聚过程中，一部分流动性较弱的人群由于其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此时，运用地区发展政策来实现社会公平，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观念不断转变的背景下，在中国当前阶段，促进人口流动和市民化比地区发展政策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地区发展政策要取得成功，一个必要条件是能够成功地吸引生产要素流动到政策目的地，并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以留住这些要素。然而，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滞后，是由于其所在的地理区位使其在全球和国内的分工体系内处于相对劣势。例如在中国，远离港口、远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试图通过地区发展政策逆转地理区位的作用而将生产要素从其他地区吸引过来，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权衡两类政策的关键考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