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在晚清文学场域中的文化调适与接受机制

　　张　娜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74）

　　摘　要：晚清小说的勃兴是近代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其中翻译文学势头几近压倒创作。在域外文学译介占据主导的文学场域中，西方小说的叙事范式与思想资源被系统引入，不仅重构了传统小说的文体格局，更通过“小说新民”理念推动了社会启蒙的进程。林纾作为该时期最具范式意义的翻译家，其译作尽管显见于翻译失真以及因译者政治立场与文化保守主义造成的译介活力消解，但仍具有突出且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发现，林译小说的接受与影响不仅在于文学审美革新，更在于其以翻译介入现实的文化策略。林纾通过历史化重构，将西方虚构文本转化为本土现实问题的观照镜像，弥合西方文学与中国现实的文化裂隙，在晚清社会建构了集体共情效应，强化了小说的社会启蒙功能。林纾的创造性改写翻译策略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提供了独特的实践路径，在跨文化传播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关键词：晚清翻译史；林译小说；翻译政治；文化调适；接受机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0317（2025）01-0009-6

　　DOI：10.12424/HA.2025.002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501-009.html

　　一、晚清翻译小说的繁荣

　　晚清小说是中国小说最繁荣的时代，当时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究其原因：第一，印刷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达；第二，受西洋文化影响，知识阶级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清朝内忧外患，写作小说，以事抨击，提倡维新与革命。在当时，不仅新闻纸竟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应运而生，如1902 年梁启超的《新小说》、1903 年李伯元的《绣像小说》、1906 年吴趼人的《月月小说》。严复与夏穗卿合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以及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都深刻阐释了小说的重要性，“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天僇生指出中国小说写作的动机不外三种，愤政治之压制不得不作，痛社会之浑浊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因此，晚清的小说，遂有了几个特征：第一，充分反映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二，以小说作为武器对一切恶现象抨击。第三，以小说作启蒙运动为灌输新思想新学识。第四，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复出（阿英，2017：5-6）。晚清小说的形式一部分模拟《儒林外史》，也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采用纯粹旧小说形式。作品反映了极其复杂的作家思想，顽固守旧、进步反满、君主立宪等。鲁迅谓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晚清小说诚有此种缺点，然亦自有其发展。如受西洋小说及新闻杂志体例影响而产生新的形式，受科学影响而产生新的描写，作为武器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地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引导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晚清小说生态呈现显著的译介主导特征，翻译作品占比达三分之二。这一文化现象沿循着清晰的历时轨迹：鸦片战争后，先觉知识分子开启西学译介工程，从严复系统引入西方哲学到改良派主导文学译介，最终在1898—1919 年间形成翻译文学浪潮。依据作品的性质、内容、倾向等方面，可大致将这二十年的译书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薛绥之，2009：213）。前期（1898—1905）以改良主义为内核，政治小说译介占据主流，《经国美谈》《美国独立记演义》等政论性文本构成话语矩阵，辅以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开拓的言情/ 社会小说维度。中期（1905—1911）伴随帝国主义侵略加剧，译介重心向科学启蒙偏移，鲁迅《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译作，经典名著译作如奚若的《天方夜谈》和林纾的《吟边燕语》等世界名著崭露头角，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约占当时译作总量的一半，福尔摩斯侦探案》《迦茵小传》《蛮荒志异》等“冒险”“侠情”“神怪”小说也风靡一时，形成一股反动的逆流。后期（1912—1919）呈现专业化、精审化转型，短篇翻译小说增加，题材更广阔，质量更高，如周瘦鹃的《欧美小说丛刊》和陈家麟、陈大镫合译的《风俗闲评》，出现了改良新剧本，如徐卓呆的《遗嘱》和啸天生的《迷人心》。

　　翻译小说气势之盛几乎压倒创作（薛绥之，2009：218），其动力机制包含四个维度：首先，改良主义者通过权力话语建构赋予译介活动政治合法性。甲午战败后，维新派企图进行政治改革，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行君主立宪挽救危局。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写道：“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

　　遂以“愚公移山”式的译书工程实现“使民开化”的政治愿景。其次，类型文学译介形成文化消费奇观。言情、侦探及冒险类译作占翻译小说数量最多，其叙事模式暗合都市阅读市场的双重需求——既有《迦茵小传》式的浪漫想象填补市民情感空缺，亦有《福尔摩斯侦探案》等悬疑文本满足猎奇心理。鲁迅犀利指出此类作品的文化代偿功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在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抓痒的。”深层制度性支撑则来自第三维度：洋务运动构建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同文馆的建制化教育、留学生的跨文化实践，维新派译书局的规模运营，共同培育出职业化译者群体。第四维度是传播技术的革新。印刷事业发达和各种文学期刊矩阵的形成使译作实现从精英圈层到市民阶层的垂直传播。这种政治诉求、市场机制、人才储备与技术革命的多重共振，最终造就翻译文学的文化霸权地位。

　　翻译小说给中国文学界运输了新的文学形式、新的创作方法、技巧，改变了“唯中国有文学”的狭窄观念。但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对原著的忠实性，译者不懂外文或中文差，只能合译，是一种畸形的翻译方式，译作与原作比较，遗漏、删节、加添、谬误现象普遍。用文言文翻译的较多，限制读者面（薛绥之，2009：219-220）。

　　二、林译小说

　　在晚清翻译家中，林纾（1852—1924）以译著最多、影响最大而著称。林纾字琴南，又字徽，号畏庐，别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性格刚强善怒，为人清介，学识渊博，精通古文、诗词、绘画、创作与翻译。林纾早期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熏陶，倾向新政，曾为维新派一员。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其进步思想转向保守，与封建卫道者为伍，不主张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仅支持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相悖，他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宪”。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坚持维护封建礼教和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最终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一）林纾的翻译思想

　　林纾创作丰富，著有小说《官场新现形记》、笔记《畏庐琐记》、传奇《天妃庙传奇》、诗歌《闽中新乐府》和散文《畏庐文集》等。然而，其个人创作难以确立他在中国近代文坛的稳固地位，其主要文学成就体现在翻译上。林纾自四十四五岁开始翻译，直至逝世共译一百七十余种作品，几乎全为小说，其中《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影响最大。其译书目的与改良思想和爱国情怀密不可分。林纾近三十年的译书生涯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出版译作约五十种，虽较后期少，但每部都有序跋或达旨、例言、短评等，反映了其思想轨迹。林纾译介西洋小说，动机主要有五：一是在民族危机深重时，以译书警醒同胞，认识亡国灭种的危险；二是促进青年学习西方新思想，但坚持“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的原则；三是希望通过推广君主立宪、振兴实业使中国富强；四是在改良主义小说理论指导下，利用小说感人力量抉摘时弊、教育子弟、宣传救亡；五是认识到西洋小说的艺术价值，从中取得创作借鉴，如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体裁实从林纾而始打破（薛卓，1980：68-72）。综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林纾通过译书揭示国家危机，促进国民觉醒，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艺术，激励了当时的青年。他确是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爱国主义的翻译家。然而，林纾未能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既要挽救祖国危亡，又要维护封建制度；既向往新事物，又固守旧礼教。“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仍坚持改良路线，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封建统治，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清政府不推翻无法根本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侵侮的局面。在以后的译作、特别是“伦理小说”的序跋中，林纾则动辄谈礼教、讲纲纪，说明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划清界限，也说明他的思想日趋落后、保守。总之，林纾前期译作思想虽有消极面，但积极面比起后期来还是比较突出的。以辛亥革命为界，林纾前期精神饱满，热情洋溢，态度认真，译笔出色，使我们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后期心境恶劣，情绪低落，以清室遗老自居，对民国深怀敌意，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言人，译作质量大为逊色，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前期译本多有序跋评语，后期则大量减少他不像以前那样亲热、隆重地对待他所译的作品，态度趋于随便，甚至是冷淡、漠不关心。假如翻译工作是“文学因缘”，那么，林纾后期的翻译就颇像他自己的书名“冰雪因缘”（钱钟书，1981：35-36）。

　　（二）林纾翻译的“成”与“败”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将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不露生硬牵强痕迹，又完全保存原有风味。然而，语言之间的差异、译者理解与原作内容形式之间的距离，以及译者体会与表达能力之间的隔阂，使译文难免产生失真和走样，即“讹”（钱钟书，1981：18-20）。在他所译作品中，仅有六七十种是著名的，称的较完美的四十余种，其他的书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不免劳力虚耗。他将许多优秀剧本译成小说，添加大量叙事，删减对话，使作品面目全非（郑振铎，1981：11-13）。林纾写过不少小说，并试图采用哈葛德和狄更斯的笔法，在翻译中遇到自认为是原作弱笔之处，常忍不住代作者改写。尽管有时改得不错，终究改变了原作面目，何况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林纾翻译方式独特，自己不懂外文，必须与人合作，由他人口述，自己笔记，速度惊人，每日可译五六千字（薛绥之，2009：222）。因此，在“讹”的问题上，人们常对林纾从宽处理，而严厉责备其助手。将无价值作品译成中文，文体颠倒，可能源于口译者缺乏文学常识；任意删节原文，也可能因口译者使用了原作的删节本。林纾自己也曾推卸责任：“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若得到好的合作者，林译成就可能更高，错误也会减少（郑振铎，1981：14）。然而，林译不忠不能完全归咎于助手，其特色恰恰源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钱钟书，1981：30）。林纾以译书速度为傲，但下笔如飞、文不加点必有代价，如造句松懈、用字冗赘和字句脱漏错误。当然，助手们外文水平平平，临时口述给不留思考间隙的林纾，难免出错；助手事后也未校核林纾的写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讹错”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因林纾后期的反动立场和翻译瑕疵而全盘否定其前期的译书思想，更不能抹杀他在翻译上的功绩。林纾的翻译开拓了国人视野，增加了对世界的认识，提高了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开创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郑振铎，1981：15-17）。

　　（三）林纾对翻译的态度

　　林纾不愿被称为“译才”。当康有为评价“译才并世数严、林”时，林纾深感不满。他重视“古文”而轻视翻译，认为康有为舍本逐末，不讲他的“古文”成就，反而关注翻译小说；他还认为应将评价改为“译才并世数林、严”，将自己排在严复之前。刘禹锡《刘梦得文集》中提到“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这反映了当时普遍认为翻译家难以达到“文雅”境界的成见。林纾自视为“文雅雄”的才子，未料康有为在应酬诗中仅将他定位为翻译家。虽然“译才”与“翻译徒”不完全相同，但在林纾看来同属一类，低于他所追求的地位。对林纾而言，“古文”是他的创作，较之翻译更是“自家物事”。要理解两者在林纾心中的差距，关键在于了解他对自己“古文”评价的高度。

　　林纾开中国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的先例。“古文”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自唐以来，特别在明清两代，具有特殊而狭隘的含义。并非所有文言都称为“古文”，“古文”也不必然与白话对立。“古文”包含有两方面：一是叙述和描写的技巧，如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例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块肉余生述·序》中所称的“义法”，指“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开阖”等。从这一角度看，白话作品也可能具备“古文家义法”。在“义法”方面，外国小说本就符合“古文”要求，无需林纾转化。另一方面是语言。林纾所属桐城派为“古文”设置了严格规范，将“注疏”“尺牍”“诗话”等文体排除在外，不仅拒绝白话，还剔除了大部分文言。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至少不是他自认的“古文”。他译书时使用的是他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这种文体虽保留部分“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允许使用“古文”里禁止的文言、流行的外来新名词、译音以及硬译的欧化成分（钱钟书，1981：39-40）。林纾意识到，若严格遵循“古文”语言规范，小说将无法翻译。然而，身为“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新手的林纾之间仿佛有拉锯战或跷板游戏，时而放下、时而又摆出“古文”的架子（钱钟书，1981：42）。

　　（四）林译小说技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鲁迅，2005：4）在中国历史上，小说长期未受正统文学史重视。直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才得以跻身大雅之堂，从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一跃成为文学正宗，被视为革新社会、关乎国运的首要工具。但是，这种教化功能的赋予并未改变小说的本质特性，只是通过熏、浸、刺、提等方式改变读者的阅读感受。因此，梁启超的倡导实际上未能深入小说书写的核心层面。晚清小说能在极短时间内跃升为主流文体，显然不仅仅依靠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几部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在这一时期，小说从边缘向主流的过渡过程中，士大夫阶层对小说兴趣的增长以及小说观念的变革，实际上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林译小说有着密切关系。林纾的翻译作品在推动小说地位提升和文学观念转变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杨联芬，2002：7）。

　　林纾在翻译文学序跋中展示了他的小说技法观，即以《汉书》《史记》为蓝本的历史化书写（魏巍，2024：73）。在其翻译理念中，他始终将西方文学作品视为鉴照中国得失的参照系。这种视角实质上体现了“影响的焦虑”下的误读，既源于现实因素（个人外语水平限制和中日甲午战败后的亡国危机），也受历史观念影响。林纾特别重视历史事实，未能区分小说与历史的本质差异。他认为理想的小说应是小说与历史的融合，小说可以书写历史而不影响历史的功用。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殖民侵略已威胁民族存亡，在这种半殖民体验下，通过学习“西方”来振奋国民、以“文化西方”想象来谋求国家富强独立，成为当时知识界盛行的救国路径。林纾的翻译实际上是将西方具有虚构意义的小说视为中国可借鉴的历史叙事，如将反抗奴隶制的《黑奴吁天录》转化为振作国人志气、倡导爱国保种的蓝本。对林纾而言，他所面对的小说可以忽略其虚构成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与价值的借鉴对象，这种做法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林纾对史传传统的坚守也体现在小说题目的改写中，如将《汤姆叔叔的小屋》改为《黑奴吁天录》，《一个新兵的故事》改为《利俾瑟战血余腥记》，《艾凡赫》改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这种改变减弱了小说的虚构性，无论是记、录，还是传，从标题上所突出的是一种历史的在场感，使读者感受到真实的描述，使得小说更具说服力，更能服务于林纾唤醒国民的初衷。这是林纾以文化想象西方的方式。正如柯文所说，“甚至当中国人谈到‘全盘西化’时，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也并不是用西方的社会文化来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经过精选的、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柯文，1991：19）在林纾的翻译中，西方成为一个与中国面临相似困境的实体。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西化思想，通过林纾的具有“解殖民化”的翻译后，这些作品不再仅属于西方文学，也成为具有中国意义、充满本土气息的文学，体现了林纾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批判。从现代小说观念看，林纾对小说的翻译成为“虚构的虚构”。在虚构化过程中，林纾充当了想象中的西方与现实西方及其文本，以及在这种虚构的想象之下链接中国国情的桥梁，使原本虚构的小说历史化、真实化，服务于他所倡导的“叫旦”启蒙目的。林纾的“再创造”不同于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强调的“可译性”（本雅明，2010：8），而源于其个人理解与价值选择。他并非致力于重建“巴别塔”，而是将巴别塔碎片收集利用，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重构社会而努力。正如布克哈特所言，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可以起到两种作用：把时代和社会的本质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且，把这些本质的东西作为不朽的信息传递给后世（布克哈特，2007：204）。

　　林纾并未将翻译视为个人行为，而始终秉持明确的导向意识。自《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其翻译实践经历从初期无明确目标到后期自觉以翻译介入中国现实问题的转向（魏巍，2024：76）。在此过程中，林纾尤为重视读者接受维度，特别是通过调节译本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契合度来强化传播效果。正如姚斯所指出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必然依赖接受者的主动参与，唯有通过读者的阐释实践，作品方能进入动态的经验视野，实现从被动接受到批判理解、从审美认知到创造性转化的演变过程（姚斯，1987：24）。林译小说的历史影响力，本质上源于译者通过创造性改写策略，在西方叙事与中国现实之间构建文化关联，而非原作本身与中国读者期待视野的天然契合。这种跨文化调适机制，正是林译本在当时产生广泛接受效应的核心动因。

　　三、结语

　　晚清以降，甲午战败后，强国保种成为核心社会命题。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率先体认小说革新社会的特殊效能，着力推进小说创作和小说译介实践。林纾秉持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将翻译视为文化启蒙的实践路径，通过创造性改写策略弥合西方小说与中国现实的文化裂隙。这种跨文化调适机制促使译本突破文学审美范畴，在读者群体中建构起社会集体共情效应——译者将文本解读从文学维度推升至社会认知层面，使异域叙事成为观照本土现实的镜像。林译小说不仅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注入域外叙事资源，更实质性地提升了小说文类的社会地位。尽管其后期思想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但历史评价应辩证区分其翻译实践的文化先锋性与政治立场的局限性。作为晚清译介域外文学最具范式意义的开拓者，林纾通过翻译建构文化认同的实践，在近代中西文明对话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 阿英. 晚清小说史[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2] Ｈ·Ｒ·姚斯，Ｒ·Ｃ·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金元浦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 林同齐译. 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

　　[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钱钟书等. 林纾的翻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瓦尔特·本雅明.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 魏巍. 误读与启蒙：半殖民体验下的林纾翻译策略[J]. 贵州社会科学，2024（10）：72-78.

　　[8] 薛绥之、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9] 薛卓. 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读“林译小说”序跋札记[J]. 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1）：68-74.

　　[10] 雅各布·布克哈特. 世界历史沉思录[M]. 金寿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 杨联芬. 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4）：1-28.

　　[12] 郑振铎. 林琴南先生[A]. 林纾的翻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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