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波扬和陈昌甫：用热爱书写血色浪漫

　　文/丹颜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奶奶，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藕儿乖，等桂花开了，爸爸妈妈就回来了。”桂花开了，爸妈就回来了——这是母亲陈昌甫和父亲田波扬许给女儿田藕姑的诺言。

　　桂花开了，又落了，从春染枝头，到一地秋色。少年来了，又去了，从懵懵懂懂到鬓发苍苍。桂花树下的藕儿，一等就是一辈子，一等就是整整89年。

　　“另类”的他们，

　　注定是天生一对

　　母亲陈昌甫和父亲田波扬牺牲时，藕儿只有3岁。对父母的印象，源于亲人的回忆。这些零碎记忆拼凑出的父母亲，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1904年，田波扬出生在浏阳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田茂昭是个秀才，思想十分开明，常对他讲谭嗣同等人的事迹。田波扬不到6岁进入提倡新学的琼瑞学校，启蒙老师彭霞仁是同盟会会员，常在课堂向学生讲虎门销烟、金田起义和武昌起义的故事。开明的家风和师长的教诲，对田波扬影响很大。

　　和其他有钱人家的少爷不同，家里给田波扬雇轿子去上学，他不肯坐，只把箱子放在上面，工钱却照付。小小年纪的他还会捧着母亲的脚，为母亲修剪趾甲，母亲常常笑着训斥他“没出头（息）”。

　　离他家30里外，同样有一位“另类”小姐陈昌甫。陈昌甫比田波扬小1岁，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在叔祖父的私塾里读书。她从小天性善良，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要饭，年幼的陈昌甫流着泪跑回家，把坛子里的米全都拿给了他们。

　　一样的“另类”，一样的善良。命运之手，牵引着他们，慢慢靠近。

　　12岁那年，田波扬进入浏阳北乡卓然高小读书。受进步民主思想影响，他写下了《主权为立国之要素》《敬告同胞勿忘国耻书》等几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他还因为看不惯吸食鸦片、赌钱打牌，邀好友潘心源、彭晓人等编写《戒牌歌》并油印出来，散发给乡里人诵读；还与同学组织一支宣传队，宣传戒牌禁烟，提倡妇女剪发、放足。

　　国文老师陈菊霖对田波扬大为欣赏，“少年有此峥嵘之志，实属难得。”不知怎的，他在田波扬身上，隐隐看到了另一个孩子的影子——他的侄孙女陈昌甫。一个是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翩翩少年郎，一个是低眉抚卷、关心国事的窈窕良家子，这两个娃娃，可不就是天生的一对吗？

　　果然，经家人牵线撮合，他们志同道合，一见钟情。1921年，两人在田家祠堂拜堂成亲。

　　他们是伴侣，

　　也是真挚战友

　　婚后，田波扬考入长沙楚怡工业学校，陈昌甫随他到长沙求学。在长沙，夫妇俩结识了易礼容、郭亮、萧述凡、夏曦、夏明翰等人。为了更好地参加革命活动，田波扬联合浏阳同学，一共30多人，成立了青年组织“浏北新民社”。他还自筹资金，办了一份宣传马列主义宗旨的刊物《新民》。

　　最好的感情是携手共进，一起成长。受田波扬影响，陈昌甫思想越来越开阔，她考入长沙崇实女校，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田波扬受中共湘区区委的指派，回到浏阳发展党团组织，并参与领导农民运动。“二七”惨案发生后，田波扬与夏曦、夏明翰、郭亮等发动长沙22个工会团体、50多所学校以及社会各界6万群众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此时的陈昌甫刚在老家生完儿子，她恨不得立刻回到他身边，与他一起并肩战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一边是挂念的他，她爱田波扬，更爱他们这份共同的事业。不久，陈昌甫忍痛抛下半岁的儿子回到长沙。骨肉分离的痛苦很快被革命的大潮淹没，一到长沙，她就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湘区团委的领导下，省工团和省学联发起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田波扬作为湖南雪耻会执委之一，决定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并发动社会各界进行全面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全城戒严，到处都是军警，瘦弱的陈昌甫始终坚定地和丈夫一起上街战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血雨腥风笼罩全国。短短几天内，遭到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有两万人，湖南陷入白色恐怖。田波扬决定留在长沙继续战斗，“斗争需要我留下，即使死了也是值得。”此时的陈昌甫怀有5个月身孕，她谢绝了同志们下乡避避风头的建议，“我要留下，和他一起。”

　　可她毕竟是母亲啊，夜深人静时，她时常想念家里的一双儿女，满心愧疚。她硬下心肠写信给母亲：“健儿放田家，藕儿请母亲带，我要跟佐渠（田波扬字）出去，你们不要阻我。”

　　上一次回家，藕儿哭着不要妈妈走，她哄骗藕儿：“等桂花开了，爸爸妈妈就回来了。”“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不变，不变。”

　　见她落泪，他搂着她的肩头，心疼地劝慰：“昌甫，你不要多想，我们做的事情，孩子们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数点寒星，寂寂长夜。这天，快亮了啊……

　　我可以替丈夫去死，

　　但绝不替他叛党

　　这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1927年5月30日晚，由于叛徒告密，田波扬、陈昌甫夫妇等8位同志被捕。

　　敌人知道田波扬是湖南青年和学生运动的领袖，当晚就提审了他。敌人假惺惺地宣称爱惜人才，叹息他“正当青春，却走错了路”，诱骗他们只要登三天报，说脱离与共产党的关系，便可释放，夫妻俩毅然拒绝了。

　　游说不成，敌人开始对田波扬施以酷刑，用竹签扎进他的十指，用木杠砸断他的双腿……面对敌人死去活来的摧残，田波扬始终威武不屈：“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移！”“我走的道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

　　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利诱陈昌甫：“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只要你代替他悔过，你们一家就可以自由了。”看着丈夫奄奄一息的样子，陈昌甫心如刀绞，热泪迷蒙了双眼，但她紧紧咬住牙关，“我可以替我的丈夫去死，但绝不替他叛党。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血债一定要偿还！”

　　6月6日，星光微明，陈昌甫与丈夫田波扬一同被押往刑场。最后一刻，他看着她隆起的小腹，她看着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他，落入彼此眼中的是鼓励、坚定，还有疼惜。

　　从不后悔带她走上这条路。从不后悔随他走上这条路。他向她身边靠了靠，温柔地看着她：“坚强点！”她点头：“好。”

　　这一年，田波扬23岁，陈昌甫22岁，他们的生命被定格在最好的年华。他们牺牲后，田家、陈家的子弟一个接一个走上了革命道路。

　　100多年过去了，那后院篱笆上默默开着的牵牛花，桂花树下嬉戏的身影，渐渐孤寂、归尘。从3岁到92岁，藕儿等了整整89年。窗前谁浸木樨黄，花也香，梦也香。那棵桂花树，是田波扬7岁那年亲手种下的，百年老树，亭亭如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