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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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1-04-28 09:44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事态的动机,我们自然能发现问题症结所在,它们大都具有“利益”指向,因为有利益的驱使,我们就必然需要评比、排座次、排行榜。但我们以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定式、心理期待和利益取向,早已诱发着人们在心底对这些行为和事件的渴望,即国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时刻在蛊惑或怂恿着我们。这也就是说,人们“正在日益失去纯正的性质为趋于世俗化,生活化和感性化,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倾向”〔1〕。故而,这些作祟心理使得庸常人等不再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是随波逐流。由此,人们对于各种排行之类的事情不但不能批判,反而深陷其中而怡然自得。事实上,有些事情却是不可排行的,或者说进行评比、排行将是得不偿失、有害无益的——近几年来流行的几个版本的“大学排行榜”就是最好的例子。大学因其功能与专业设置的不同、国家投入的多寡、历史与地域之缘由等诸多因素,决定了其根本不具备排行性,尤其是将所有的大学放在一起排出三六九等,更是极其荒谬。作为舶来品,中国几个版本的大学排行实际上都远远逊于英、美大学排行——这主要是指大学排行的公正性、目的性与合理性方面。至于娱乐界之音乐排行榜、影视排行榜,我们虽然未必当真,但于一般人而言,其影响还是颇大的。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里,榜单三甲或前十,就意味着消费的引诱,也意味着主办方或商家的财源滚滚。而在教育界,尤其是在中小学素质教育中,人们几乎已经认识到了排名之危害,所以,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大都只进行隐性排名。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每个人都在心底暗暗进行排名。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为何需要排名、或者排行榜,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是谁在排行?他以什么标准来排行?是谁给以排行者以排名的权力?排名的“合法性”在哪里?
孤立地看,林林总总的“排行榜”显然是主办者们(机关、公司、学校诸如此类的实体)所为,而它们也都当仁不让且大言不惭地如商标上所标示的那样: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可是,排行这种东西不是僵化的“物”,它需要受众——需要施众者与受众者的合作(或者说是“合谋”),否则,它必将归于失败。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排行榜”大多都是前者的“一厢情愿”或“悠然独舞”,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排行在我们看来都是失效的、荒诞的。
鲁迅说过,中国人喜欢用“最”字——而这却是弱国心态的表现。诚然,在英伦商场或芝加哥、巴黎的机场,处处可见“富裕的”中国人蜂拥抢购奢侈品的浪潮和勇猛的姿势——以致引来外国人的阵阵惊叹和妒忌。可是,弱国心态还是潜藏在我们细胞中。于是,当代中国人喜欢攀比、较真。比如,上学就要上贵族学校、名校,穿衣就要穿名牌,开车就要开名车,住房就要住豪华别墅……当然,仅就其作为私人化行为而言,这些本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一种群体化趋势,成为一种时尚或潮流,或者一旦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定势,那就值得侧目了。因为,对于“最”的刻意而盲目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个人欲望之反映,它还必将显示为人们价值追求的扭曲,以及当前社会文化心态的异化。那么,这样说是否是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我们以为,绝不是。因为,欲望是无止境的,而人作为自我化极强的动物,是很难克制自己的这种非理性冲动的。当我们被席卷入欲望之河,我们往往能做的只是苟延残喘、随波逐流,直至堕入深渊。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欲望将变为媚俗或势利,而“媚俗的根本内涵是从需要回到欲望”〔2〕,所以,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同时,对于所谓“最(好)(优)”的追求,就意味着我们坚决地排斥了那些所谓“差的”、“坏的”或“不好的”事物。这样的泾渭分明之姿态,也就必然需要比较和评比,也显然就意味着需要排名、评比和排行!
只是,作为不可比的事物,它以其“可能的不可能性”昭示着其绝对的“不可比”。然而,我们往往依然霸王硬上弓,依然咎由自取地顺水推舟、半推半就,以致走向荒唐。去年,一份传统文学杂志高调举行了一次所谓“诗人”的“排行”(指《钟山》杂志所举办的“1979—2009十大诗人”评选活动,具体资料可见《钟山》2010年第五期)。经过谨慎而长期的酝酿、准备和筛选,最终被评定为“十大诗人”的诗人(按排名先后)依次是:北岛、西川、于坚、翟永明、昌耀、海子、欧阳江河、杨炼、王小妮、多多。而在众多候选人(共有三十五位诗人)中,多位著名诗人名次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比如,顾城,第十四名;食指,第十五名;舒婷,第十六名;艾青,第十九名;郑敏,第二十二名;张枣,第二十三名;韩东,第二十八名;伊沙,第三十五名。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列出的诗人就一定适得其所(或者说,他们只配得上他们所得的下等名次),也不是说,前十名的诗人就逊于我们所列出的、十名开外的诗人,甚至也不是说,因为大家喜欢海子、北岛,为了“迎合”大众或“媚俗”,评审专家就一定有义务要将其放在首要位置。这里不是要翻案,也不是要为谁鸣不平,更不是想要提出什么意见和建议。我们想说的仅仅是,诗人是不可排名的——任何对于诗人的排行、订座次,都是对于诗人、诗歌乃至对于文学本身的亵渎和冒犯。
从最简单的说起吧。假设,我们先承认其排名的合法性与可行性。那么,所谓“1979—2009十大诗人”的提法就很可疑。因为,这样的时间截取好像有些断章取义,又好像有些急躁冒进。比如,诗人艾青的成就你能将其仅仅限于这一时期吗?再如,海子的诗歌仅仅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将其与北岛这样一直在写诗的诗人相比,合适吗?又如,我们对于诗歌或文学作品的评价,往往是要“盖棺”才能“论定”,现在就急着下结论,可以吗?——连诗人多多自己也说,自己的诗歌要等历史和时间来检验(当然,这话说得好像有些客气)——那么,轻易地评判是否合法?诚然,我们可以有一系列理由来做出解释。比如什么读者众口难调,评审专家审美口味不同,时代需求与社会沿革等等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都会纷至沓来。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依“何”而“评”?在该杂志所发表的评审前言中,他们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公正与合理。可是,没有读者的参与,任何批判是否只是精英的游戏和武断?!而且,为了显示此次评选的公平、公正或者说透明性,评审专家的评语也都被刊出在该期杂志上,这本身就有着欲盖弥彰、或撒手撇清之嫌。况且,检视一下这些评语,我们发现:此次评选之标尺,乃是强调所谓的诗人的“贡献”和“影响力”,仅就这一点而言,问题就成堆:何为“贡献”?何为“影响力”?怎样的“影响”?诗人及其诗作之价值有没有一个评判的绝对标尺?
所以,这样的对于诗人的评判和排名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而且,如果有一个绝对的尺度,你就要拿出来;如果没有,你就不能这样武断评价——可是,好像他们也举不出这样的绝对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正如荷尔德林所言:“大地上有没有尺度?绝没有。”〔3〕那么,对于诗人评判和排名的理论前设就成了假的、不合法的,整个评选本身也就不再具有意义。
然而,现在问题马上就演化为:为什么诗人或诗不可排名?如此一来,我们该怎么办?也许人们会有疑惑:历来不是有诗人的排名么?比如李白就是浪漫派诗歌首要代表人物;而杜甫是以其“沉郁顿挫”之风格展现其现实主义诗人风采的——而其他诗人与之相比,大都相形逊色。可是,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基于常识与便利,人们勉强将诗人进行排名。可是,这种“不可排名”之排名意识,却早已潜藏在人们的思维之中。从而,人们也就确定性地认为,这是可行的和必需的。
事实上,你可以喜爱任何一首诗、任何一位诗人;他们没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任何一条绝对的评判标准或尺规。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至上的立场,诗人及其诗作在过去那个众所周知的年代里被人为地割裂和分化,在那里,没有纯粹、本真,没有爱、美与自由;只有唯物与唯心、小资与人民、好的和坏的二元之别。这样,在那样的年代里,诗人和诗歌必然是可以评判和排名的。但是,当我们走出狭隘的二元立场和道德谬见,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需要我们真正去关心的事物。当然,在当今这样一个“贫困的时代”里,“诗歌或者被当做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到抛弃,被当做遁世者的梦幻而遭到否定”〔4〕。于是,诗歌和诗人只能开始长久地流浪。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有一些问题才真正那么严肃而逼人,即诗歌是什么?诗人何为?——这也是海德格尔曾经面对的极为严肃的问题。最终,海德格尔坚定地认为,诗人与思者(哲人)一样,都是距离思想最近的人;也是本真性“存在”的真正守护者。如此,经由语言,诗人到达真正的彼岸;经由语言,诗人引领人们“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语)。
于是,诗人就可能是这样的人:他就像摩西一样,是一位引领者、智者和先知——他或许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但,他和他的歌唱却既是时代的哀歌,也是距离上帝之神性的最切近者;他是一个“无用的”幻想者,但却也是一个深沉的思想者;他将自己切身的对于自然、人生、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广泛传扬,也将他人的痛苦进行最为切己的同情和感念。他将那些美好和自由的精神幻化在每一份言说中,也将每一分纯粹和本真潜藏于事件的碎片里,所以,荷尔德林说,“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5〕。那么,诗人也就是最为出离于世的智者和纯净者。那么,对于这种近乎神秘的经验,近乎神的意志的代表,你能将其排名吗?你能将其排出个高低等第么?一切关于诗人与诗的排名将是极为荒谬的,也是对他们的亵渎、或者是变相挖苦与讽刺。
注释:
〔1〕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2〕潘知常:《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媚俗”——在解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3〕(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页。
〔4〕〔5〕(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3、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