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危机有惊无险
- 来源:投资者报
- 关键字: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制裁,军事演习
- 发布时间:2012-02-13 10:55
然而，伊朗危机实则有惊无险。事实上，为避免局势失控，对峙双方都在“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从伊朗方面看，伊朗总统内贾德近期公开指责国内的强硬派领导层故意挑起与西方的对抗，这似乎是从侧面向西方释放善意。1月2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高级代表团访伊，讨论核问题相关争议，表明伊朗在核问题上仍希望“有话好好说”。而从欧美方面看，欧盟日前提起的石油禁运决议，要等到六个月后才生效。欧盟和美国也都呼吁重启谈判。这似乎也表明双方都不愿彻底撕破脸，由此使伊朗危机仍有回旋余地。
伊朗核计划：没有刹车的汽车
至少从现象上看，伊朗局势不断升温发端于2002年曝光的伊朗核计划。美国等西方国家怀疑伊朗研发核武，而伊朗则坚称其核计划属于和平利用核能，因此拒不让步，由此使核问题日趋演变为危机。从这一意义上，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决定伊朗局势走向的关键变量。从目前迹象看，伊朗核计划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轻易不会放弃核计划。这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
首先，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梦想决定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核计划。以波斯人为主的伊朗，是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公元前550年至前330年的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因此，“相对于邻近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波斯人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傲视群雄的优越感。”尽管波斯帝国早已瓦解，伊朗文化影响力不断消退，但这种自我认知却大部分被保留下来。由于历史烙印的影响，伊朗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将会重新确立为地区大国。这使伊朗的对外政策始终有种强烈的地区大国意识。
而从当前国际环境看，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这两大劲敌的相继垮台，为伊朗争取地区大国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东问题专家巴瑞.鲁宾认为，“伊朗是当前中东唯一的地区大国，因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配得上这一称号。目前伊朗已经将影响力扩散到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和阿富汗部分地区。”国际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刺激了伊朗地区大国梦的苏醒。而加快发展核计划则是伊朗加速实现地区大国梦想的重要步骤。鉴于伊朗周围的国家，如北面的俄罗斯、西面的以色列、东面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拥有核武，伊朗更加坚定了拥核决心。
其次，对外部世界的极度不信任和蔑视感使伊朗不会轻易屈从于外部压力。伊朗地处东西方世界的交汇地带，因此伊朗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异族的征服和占领。长期被异族奴役的屈辱历史，使伊朗对外部世界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长期交恶，从而使伊朗政权的不安全感再度上升。
在伊朗看来，历史已经表明，“落后就会挨打”，国家虚弱必然导致外敌入侵和国家崩溃。因此必须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制胜法宝。而掌握核技术就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进而言之，“核武器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对其独立和主权不可侵犯的保证。”因此，争当核大国不仅可满足伊朗能源安全需要，还是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阴霾的现实选择和唯一选择。在伊朗眼里，西方阻止伊朗发展核技术，实际就是历史上阻挠伊朗拥有先进技术的当代翻版，其目的是要使伊朗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心态使伊朗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的要求时，内心充满了抵触、敌意和蔑视之情。
伊朗认为，美国借伊核问题制造事端实质就是要整垮伊朗政权，因此伊朗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马上会得寸进尺，迫使伊朗作出新的让步。内贾德就曾指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他们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内贾德还认为，伊朗在两伊战争中没有被得到美国先进武器和资金支持的伊拉克打倒，现在的伊朗远比那时强大，如果现在“示弱”，西方就会永无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部分伊朗人的心态。
第三，内贾德为代表的伊朗新保守派天生倾向于推行强硬政策。伊朗国内政治派别林立，传统上可分为改革派、务实派和保守派三大势力。而在2004年2月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中，保守派阵营中分化出一个被国际社会称为“新保守派”的派别。“新保守派”主要成员基本上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年富力强并具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时任德黑兰市长的内贾德，他和伊朗两个思想最极端的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动员队”关系密切。而内贾德2005年8月上台，以及2009年连任，进一步增强了新保守派在伊朗政坛的影响力。
这一派别把伊朗政治特性中的“意识形态”和“派别斗争”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对外政策格外强硬，这使其在核问题上很难做出让步。
从教派权力斗争角度看，外交上的强硬政策有助于内贾德巩固和扩大在国内政坛的权力。总体来看，内贾德所代表的新保守派势力在伊朗政坛并不占据主流。内贾德当初能够作为“政治黑马”意外当选，与其说是民众支持内贾德，不如说是民众反对伊朗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拉夫桑贾尼）。而从内贾德本人的施政能力和两年的施政效果看，当初提出的改善民生的诺言根本无法兑现，倒是咄咄逼人的核政策使其在国内和中东地区赢得不少喝彩。在这种情况下，为巩固和扩大权力基础，内贾德更加依赖在核问题上的强硬姿态来转移民众视线，保持政治威信。甚而言之，内贾德作为伊朗的“权力无产者”，非但不怕冲突升级，反而是对抗越激烈，越能从中受益。如果美国动武，伊朗国内遭受重创的恰恰是改革派和务实派势力。所谓“鹰鹰相搏，鸽鸽受困”就是这个道理。
从实践来看，自内贾德20 05年上台后，伊朗核立场从未做出过实质性妥协。内贾德早已宣称，获取核技术是伊朗人民权利，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决议都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伊朗核计划真的如同去掉了刹车的汽车，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这种政治豪赌预示着伊朗与西方的矛盾注定将越来越尖锐。
美国对伊朗政策暗含杀机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因此在美伊对峙中主动性更强，选择面更宽，美国的政策取向直接决定伊核危机的最终朝向。从目前来看，面对伊朗的强硬核政策，美国同样选择了一条逐步升级的强硬政策。
首先，伊朗已成为妨碍美国实现中东新战略的最大绊脚石。“9.11”事件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调整，即由过去扶植代理人、进行间接控制的现实主义，转变为通过“民主改造”和“反恐战争”进行主动塑造和直接控制的进攻性理想主义。而伊拉克战争和“大中东计划”就是这种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
但几年下来，美国的中东新战略锋芒受挫，伊拉克泥潭、伊朗核问题、哈马斯上台、真主党壮大等诸多问题的不断涌现，使美国在中东陷入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这其中，最令美国头疼的，就是伊朗在中东的壮大和影响力的不断扩散。甚至可以说，中东诸多热点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伊朗干预的影子。这样，从长远看，美国“如何在中东解困”的问题，很大程度就变成了“对伊朗（包括伊朗核问题）怎么办”的问题。
伊朗不同于伊拉克。伊拉克对美国的威胁更多是名义上的，而伊朗的威胁则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伊朗与美国的矛盾是典型的“零和矛盾”。美国在中东有几个战略性利益，如保证以色列安全、防扩散和防止敌对地区性大国崛起，还有就是维持石油用美元计价等。而伊朗对美国的所有上述利益都构成了挑战：扬言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威胁以色列生存；发展核计划戳到了美国防止核技术扩散的痛处；伊朗的壮大威胁到美国在中东悉心建立的地区秩序；伊朗用欧元取代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直接威胁到“美元霸权”的根基。
在所有这些威胁当中，对美国威胁最为根本的，就是伊朗的核计划。对美国来说，保持军事实力的压倒性优势，是美国维护其战略利益的根本保证。而伊朗一旦发展出核武，将会极大地抵消美国的军事威力，威胁美国的生存安全。因此，美高官早就宣称，防扩散是美国的“最高政策”。对美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一个敌对国家很可能或者很快获得核生化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因此，美国一再强调“美国决不允许世界上对美国最危险的政权拥有世界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核武）”。这种政策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如此，到奥巴马政府时期亦然。美国国内政要和智库学者主张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呼声不绝于耳。
其次，霸权结构的不平衡性注定了美国需要战争来维持霸权。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的永恒规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占据霸主地位。美国也是如此。至少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使美国在经济领域已不再拥有压倒性优势。而美国真正仍然占有压倒优势的就剩下军事实力了。近年来，其军费开支已经占到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一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的黩武色彩有所减轻，但在关系到美国核心利益的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仍始终强调动武是重要选项之一。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美国几乎每隔几年就发动一场地区战争，有学者认为，这些战争虽然起因迥异，但均明显带有用军事实力维护经济霸权的目的：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为防止萨达姆独吞海湾石油，威胁西方石油稳定供应；1998年科索沃战争是打击刚刚诞生的欧元货币；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为了逼近里海能源通道；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石油，并确保伊拉克的石油交易货币由欧元重新换成美元。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显然同样有攫取利比亚石油、将该国纳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考虑。
第三，伊朗重要的战略位置与缺乏大国保护的双重地缘特点，决定了其很容易成为打击对象。
伊朗处在波斯湾这一“世界油库”， 自身能源储量十分可观。而且，伊朗北连世界另一大能源基地里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连接两大能源产地的国家，南扼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要冲，全世界40%的石油输出要在伊朗的眼皮底下通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全球性的地缘政治价值，这本身就是超级大国垂涎和发动战争的理由。中东如此重要，以致自二战结束以来，这里已发生了八场有大国背景的地区战争。但迄今为止，由于伊朗的桀骜不驯，美国至今不能有效控制中东的能源和能源通道（包括伊拉克石油）。这很容易激发起美国拔掉最后一个“钉子户”的念头。
另一方面，缺乏大国保护的中间地带地缘特性，使伊朗更易受到美国的打击。能否有效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尤其是资源丰富、地缘位置重要的中东）是美国全球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
从理论角度看，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早就曾指出了内新月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有什么口号的话，它必定是‘谁控制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 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巧合的是，美国在冷战后共发动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全部是在欧亚大陆几个力量极（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上。这表明美国的战略投入是有重点、有选择的。而毛泽东对“中间地带”重要性的判断，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东正好处在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由于距离太远，麻烦事太多，这些大国很大程度上是将中东视为归属未定的缓冲区域和大国博弈的舞台和战场。有能力者则进取心强些，无能力者则静观其变。这种地缘特点决定了中东随时处在可能发生战乱的危险境地。伊朗恰好处在这样一种凶险的地理位置上。
当初伊斯兰革命时，霍梅尼提出的“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虽然主要反映的是伊朗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与东西方的距离，但也反映了地理上和安全相关性问题上与东西方的遥远距离。伊朗远离几乎所有大国的特定地理位置，决定了没有一个大国在这里拥有值得誓死捍卫的生死攸关利益，从而也不可能为伊朗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最近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立场的明显后退已经表明了这点。而缺少了这种外部支持，单凭伊朗一国之力很难抵御美国的军事打击。
游走在战争边缘
美国和以色列绝不容忍伊朗携核崛起，由此决定了双方迟早要武力摊牌。因此，伊核问题（也许还会衍生出别的问题）的悬念不是双方最终会不会打，而是这种冲突会在什么时候爆发。目前，美国主要对伊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但美国也深知，对伊制裁阻挡不了伊朗核研发步伐，事实上，美国也不指望通过经济制裁解决伊核问题，而是借其削弱伊朗实力，同时借制裁伊朗尽可能将国际社会拉到自己一边，乃至为未来可能的军事打击铺路。换言之，西方一直在等待或寻找成熟的打击时机。
这些年来，美国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看似成效不大，实则使整个形势日趋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我们知道，伊朗自身势单力薄，难以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长期为敌，因此伊朗十分倚重与俄罗斯、欧盟、中国等大国的经贸合作。尤其是伊核危机激化后，伊朗不断抛出大额订单，通过“利益捆绑”实现借大国之力抵御美国的目的。应该说，这种外交策略在初期还是相当成功的。然而，这些年来，由于美国不断渲染伊朗核威胁，将伊朗核计划与核扩散等同；同时将美国打扮成“反核扩散”的正义者形象，将伊朗形容为国际规则的破坏者。在这种语境下，不少国家被美国“忽悠”过去，而避免与伊朗走得过近。
美国很清楚，由于中俄等国阻挠，美国在联合国很难通过对伊朗可能造成实质性伤害的制裁，伊朗也很难做出真正意义上的让步。但美国仍坚持将该问题提交安理会，实际是借联合国“抹黑”伊朗，将其推向国际舆论对立面，并借单边制裁削弱伊朗，为美国实施军事打击创造外部条件。美国对付伊朗的办法，类似当年对付伊拉克：谴责、制裁，直至滑向战争。而2012年欧洲决意制裁伊朗石油出口，实际就是一种对伊朗釜底抽薪、为战争进行铺垫的做法。
冷静地看，当前伊朗危机问题还远没到马上爆发战争程度。这主要是因为目前西方发动战争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从客观方面看，美欧现在暂时还没有发动新战争的能力（美国尚未完全从两场反恐战争中脱身，欧盟尚未完全消化利比亚战争成果）；从主观方面看，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反对动武，西方国内民众反战情绪也很高。加上顾及伊朗的报复能力，因此马上动武并非西方最佳选项。此外，西方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尚未真正启动，其效果如何仍有待时间检验。在石油制裁效果显现之前，西方是不会轻启战端的。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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