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

　　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弃国投吴，替父兄报仇表示肯定和认同，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且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怨恨对于人来说是极其深刻的，就算是国君都不能与臣结怨，何况同列呢？如果伍子胥和父亲伍奢、哥哥伍尚同死，他的死就没有任何价值。就因为他能够放弃小的“义”，洗刷父兄被杀的耻辱才能名垂千古。伍子胥的“弃小义，雪大耻”与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忍辱负重完成不朽史籍《史记》的创作在精神意蕴上是一致的。司马迁把自己进步的历史观、人生理想以及对自身遭遇的怨恨不平倾注于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了。

　　一

　　伍子胥，名员，春秋后期楚国人。在群雄蜂起，诸侯争霸的动荡时期，他从众多卓异之才中脱颖而出，成为乱世中的英雄。身负家仇，背着“叛国”、“不忠”罪名的他，以一个士子的身份，凭自己的毅力和足智多谋的胆识“顺时而动”，最终完成替父兄报仇的壮举，使自己的人生达到光辉璀璨的顶点。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和《伍子胥列传》中对其一生的活动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弃小义，雪大耻”是司马迁对他一生功绩的最高评价。伍子胥为雪耻而“杀君”、“叛国”，在常人看来，他十恶不赦，司马迁给他这样高的评价是不是扭曲历史了呢？司马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观念呢？

　　从小就接受儒、道两家思想教育的司马迁，摒弃儒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观，对伍子胥父兄被杀表示同情，对他的复仇寄予理解。在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时代，司马迁能有这样进步的历史观与他的身世遭遇、家庭背景等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汉帝国繁荣昌盛的汉武帝时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三十二南游江淮”。“南游江淮”不是什么游山玩水，而是考察地理民风，这种经历培养了他注重事实、尊重历史的史学精神；并且，父亲司马谈为司马迁的成长颇费心机，在他十岁到二十岁之间，让他师承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全面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儒家的”仁、义、礼、智”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认为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这是孟子对于“仁、义、礼”的诠释。“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子胥父兄被杀，对他家族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值得同情的，为“雪耻”而复仇是一个具有基本道德礼仪人的正义举动。要做到“仁、义、礼、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一个人具有同情心的根本，显然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观念的反映。可见，伍子胥选择为父兄报仇，从儒家为人处世的原则来看也是被认可的。当然，如果伍子胥怙恶不悛，理当绳之以法，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敢于冒犯龙颜，向楚平王直言进谏，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大臣。身为太子少傅，除竭力辅佐太子外，他对楚平王忠心耿耿，所以深得太子建的信任，而佞臣费无忌不忠于太子建，他嫉妒伍子胥父子，向楚平王进献谗言，企图杀死伍奢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以伍奢为人质召二子来，以便一网打尽。伍员（子胥）、伍尚两兄弟明知是圈套，经商量，决定哥哥去和父亲同死，让能够报仇的伍子胥亡命他国。

　　“楚之召我兄弟……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上面这段话是兄弟俩被召入宫廷前的对话，也是兄弟俩诀别前的最后一次情感交流。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悲壮！伍尚明知救父无益而愿与父亲同死的“愚孝”，与伍子胥能够冷静、客观的分析形势，拒绝“愚孝”的明智形成鲜明对照。兄弟俩的性格、道德风尚通过救父的不同举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试想如果伍尚也拒绝召见，和子胥同心协力救父，说不定楚平王怕他们兄弟俩复仇而暂时不杀伍奢也未可知。如果兄弟俩有一段时间缓冲营救父亲，或许结局不会是这样。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司马迁父子与伍子胥父子的遭遇极为相似，迁父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三年来，长期“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最后还不得参加封禅大典，而封禅大典对司马谈来说是其毕生的心愿，也是对史官的最高荣誉象征。把自己一生奉献给朝廷文化事业的司马谈在“封禅大典”之际“郁郁而终”。司马迁只不过出于正义，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宫刑”，一个是被戏弄的“倡优”，一个是“刀锯之余”、“闺閤之臣”，同于宦竖。父子两代身世同悲，但司马迁能够将旁人的冷眼置之不顾，为编写史书不辞劳苦，死而后已。这与伍子胥暂忍失父兄之痛，为躲避追杀而四处逃亡，处心积虑要实现为父兄报仇的人生理想同样可歌可泣。在伍子胥刚毅不屈、百折不挠的品性上，我们可以看到坚强、乐观的司马迁与窘境抗争，用如椽大笔挥写历史篇章的伟大身影。从这点来说，司马迁写伍子胥，可谓“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二

　　伍子胥被迫逃离出国，辗转在晋、宋、郑、吴等国之间。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百家争鸣，士子们为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通常采用游说这一方式使国君采纳其政治主张。李斯本为楚国人，“度楚王不足事”，西入秦，辅佐秦王成就霸业；商鞅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他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也西入秦，在秦国实行变法。秦的强大进而统一中国，“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孙武满腹经纶，在军事上有雄才大略，他由齐入吴，帮助吴王阖闾复国……在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伍子胥弃楚投吴，我们也无须非议。何况他在复仇之后，为吴国的强大也是竭智尽忠，可惜吴王心无大志，稍微取得点成绩就得意忘形，将祖先的耻辱、遗训抛诸九霄云外，并杀害了向自己直言进谏、帮助自己复国的伍子胥！他的死印证了那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有功之臣最后的下场往往是身首异处，他的死也给后人留下无限感慨。

　　子胥在逃亡途中，得到了郑国国君的热情接待，后因太子胜祥串通晋灭郑，惹上杀身之祸而再次开始逃亡，“几不得脱”。在逃奔吴国的途中生病，“乞食”，好不容易到达吴国后，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危机重重。子胥利用吴国宫廷王位之争而向公子光献上勇士专诸，隐逸民间，伺机复仇，这当中的磨难艰辛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伍子胥面对的是以楚平王为首的强大楚国，但是他不退缩、不言弃，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动力，就来源于报仇雪耻的强烈愿望。

　　在经历磨难、忍辱负重这点上，司马迁与伍子胥是相同的，并且他们都因统治者的专横而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吴王的昏庸无须赘言，具有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也有重大决策的失误，伐大宛就是一例。伐大宛的目的，不能说没有对付匈奴的战略考虑，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汉朝统治集团的物质欲望和扩张野心，而汉武帝之所以派李广利为统帅，则又完全是为了让李广利封侯，以博得其妃李夫人的欢心。这场战争连年累月，劳命伤财。正直耿介的司马迁出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于为天下苍生的利益着想，对汉武帝的这种做法颇有微词，心中也有一丝愤恨。“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本身又有正义感的司马迁对汉武帝不顾天下百姓利益做法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埋下了他与汉武帝矛盾的隐患，终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虽然其中也有汉武帝私心的因素，但司马迁的这种性格、心态和作风，遭受统治者打击、惩罚是迟早的事情。

　　“李陵之祸”是使司马迁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也是他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催化剂。“李陵之祸”让他更清楚地了解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看清了统治阶级的本质，让他更能客观地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也正因为“李陵之祸”，他受到了摧残肉体和精神的宫刑。“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點耳”，“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受宫刑后，他在《报任安书》中，用“见笑”、“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所戮笑”来比表达自己内心的复杂情感。“为天下观笑”，流露出司马迁作为一个有“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的史官，却沦为“刑余之人”，被天下人耻笑的悲愤；“重为乡党戮笑”更显示出司马迁在乡党之中沦为笑料，没有丝毫地位、尊严的凄怆。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官场中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身为朝廷重臣，一心为国，却遭受此祸，情何以堪！人生的重大变故并没有改变司马迁编写史书的初衷，逆境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政治上的受挫也让他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记》的创作当中。下面这段话就表明了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位再高、权再重的人物也敌不过历史的滚滚车轮，最终也只是其中的匆匆过客，但为后人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人却留名青史，并且他们的思想会被后人传承，给后人提供借鉴。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成为众多失意士子奋起的精神动力。“发愤著书”既是对在逆境中勇于崛起的崇高人格的概括，更是一种揭露社会黑暗、尊重历史事实的史学精神。伍子胥牢记父兄被杀的冤屈，借外力以复不共戴天之仇。司马迁融自己的身世之悲于《史记》，通过《史记》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体现他的“怨”和“愤”。二者的方式、结果虽然不同，却有着颇为相似的心路历程。著书后的司马迁，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再有遗憾：“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大浪淘沙，经过历史的沉淀，光辉的形象更加焕发出活力。伍子胥的故事被后人改编成小说、戏曲，几乎家喻户晓；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精神浇灌后世，伟大作品《史记》成为我们挖掘不尽的宝库。鲁迅先生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史记》，可见这本书的价值及其影响的深远。伍子胥因司马迁的慧眼被历史认同、铭记，司马迁也通过伍子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露自己的心声。

　　何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