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从书生论政到庙堂问政

　　罗隆基作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章罗同盟”的二号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大名鼎鼎”。然而，罗隆基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牢骚满腹”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虽然卷入了现实政治的漩涡之中，走上了许多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庙堂问政之路，但他哪懂得现实政治家的纵横捭阖之道，其书生意气令人扼腕叹息。

　　一、清华时代的政治参与热情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他从小天资聪慧，读书用功，见地独到，胆略出众，显示出不凡的才气和抱负，为乡人所刮目相看。

　　1912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九年，他成绩优秀，思想活跃，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出反传统精神。当时，罗隆基未经学校同意，就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受到学校的警告，并得到了一个“罗疯子”的外号。此外，罗隆基还有“九载清华，三赶校长”的“疯狂”记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罗隆基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声援这场正义的爱国斗争，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在运动中，罗隆基曾一度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对此，段祺瑞曾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所谓“江西三只虎”，就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和清华的罗隆基。

　　罗隆基早年在清华的学习生活培养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浓厚兴趣和领导才能。对此，清华校友潘大逵曾这样评价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才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后来，储安平也曾说：“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这在当时的清华学生中是表现比较突出的。

　　1922年，罗隆基从清华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先入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为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伦敦大学又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二、锋芒毕露的书生论政之道

　　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先后在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任教，并兼任上海《新月》杂志主编、北平《晨报》社长和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在此期间，罗隆基不畏强权，大胆直言，奋笔直书，利用各种讲坛和报刊，发表了大量锋芒毕露的批判言论和文章，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罗隆基一生论政的顶峰，他的政论文章以这一时期最多，影响也最大。罗隆基在担任《新月》杂志主编期间，曾发起一场“新月”人权运动。他写的《论人权》从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到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都言之甚详，曾十分系统地把人权理念介绍到中国。他在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写了一系列社论文章，激烈地抨击国民党蒋介石，因此受到国民党党部的压迫，从封锁邮电、不让发行报纸，一直到他不得不辞职。据胡适日记记载，罗隆基当时曾和他说过：“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

　　1930年11月初，罗隆基因所谓“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和“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等罪名被国民党当局上海市警察局逮捕，后经胡适等人的多方营救，旋被释放。但这次经历进一步加深了罗隆基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反感，事后在其所写的《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中，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照这样看来，国家没有保障人权的根本大法，固为问题，已经公布之普通法律，政府和党员不肯遵守，又为一问题。党员指挥军警，军警执行司法，这是政府和党员不守法的证据，这的确不是目前的法律。凭情论事，军警执行司法，大部原因，又在党员可以指挥军警。今日的局面，一言蔽之：‘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隆基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参加抗日救国团体，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针锋相对地提出“攘外方可安内”主张。对此，国民党蒋介石在威胁和打击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也曾试图对罗隆基许以高官厚禄进行利诱和收买，但其不为所动。1933年，蒋介石请罗隆基上峨眉山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讲课结束后，蒋介石问他希望在哪方面工作，他说自己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愿意回去教书和写作。后来，国民党也几次邀请他参加政府，有一次甚至说除了外交和国防，其他部长可以任选一个，但他都拒绝了。

　　三、鲜为人知的秘赴延安行动

　　罗隆基怀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尽管主观上并不愿涉足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但客观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中国现实政治的漩涡之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隆基成为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参政员，开始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民盟成立后，罗隆基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担任了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和新闻发言人，更是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现实政治活动之中。这标志着罗隆基已经从书生论政走向庙堂问政，由政论家变成了政治活动家，从此走上了现实政治的道路。

　　本来，罗隆基受西方民主政治影响很深，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想保持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倡导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但随着国民党的日益腐败和共产党的人心所向，他越来越对国民党反感而逐渐倒向共产党一边。为此，国民党的报纸曾将他的名字写成“罗隆斯基”，将闻一多的名字写成“闻一多夫”，把他们和共产党等同看待。当时，尽管梁实秋曾说“我们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但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年代，这也决不是什么贬称。

　　罗隆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政治上却长期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甚至曾一度想秘密奔赴延安。那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罗隆基因经常利用讲坛抨击国民党，并将矛头对准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结果触怒了蒋介石，将其召至重庆“闭门读书”，不让他再登讲坛，实际就是剥夺他的自由发言权。这样的措施，虽然还没有达到“软禁”的地步，但行踪只限于重庆市区，不能离开重庆自由行动。罗隆基忍受不了这样的窒息生活，想呼吸自由空气，于是产生了离开重庆、奔赴延安的想法。

　　1942年冬天，罗隆基利用清华校友的关系，搭乘一辆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平价购销处”的机关便车，秘密离开重庆，准备转道成都，再北上奔赴延安。当时，在与其同行的校友李为扬的掩护下，罗隆基顺利通过了重庆西边的青木关哨卡，平安到达了成都。但后来乘坐长途汽车到达四川最北部的门户广元时，却被国民党的检查哨卡认了出来，又被送回重庆继续“读书”，直到1943年夏天才“毕业”返回昆明。由此可见，罗隆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四、不堪回首的庙堂问政之路

　　自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这段时间，罗隆基可以说是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尤其是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更是达到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他也再次成为国民党拉拢的重要对象。

　　当时，罗隆基的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曾劝他不要参加政协会议，至少不要在会上与中共站在一起，甚至直言道：“尽管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还没有像我真正认识的共产党呢。”罗隆基虽然在思想上曾一度有所动摇，但最终还是没有“上钩”，没有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在政协会议上“握手为定”，反而与中共代表王若飞结成了共同进退的盟友，“两人合作得很好，私人亦成了相当好的朋友”。经过中共和民盟的共同努力，罗隆基对这次政协会议的结果亦相当满意，认为“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

　　有人说，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思想潮流、各种政治势力的一次真正在人格和观念上的平等，而且是和平的大交锋。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有过那么转瞬即逝的一段，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靠子弹而靠才智与理性发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隆基这个论政的书生才成为庙堂上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那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亮光。随着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特别是在民盟被迫解散以后，罗隆基不但失去了政治活动的舞台，甚至还曾一度失去了人身自由。

　　不过，罗隆基并没有因此失去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直到1948年底，当中共的军事胜利已成定局之时，罗隆基还在热心于走第三条道路。当时，他曾以留沪民盟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份给中共的建议书，请吴晗带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转交中共，其主要内容为：“一、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二、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三、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鉴于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失去了这个自由）；四、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

　　对此，中共方面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同共产党讨价还价，如得不到同意，即不参加政协不参加联合政府，要作为在野党同新政府进行斗争”。吴晗将这份“纲领”带到李家庄后，在李家庄的民盟及其他方面的朋友都不同意罗隆基的意见，最后连吴晗也特别声明，罗隆基的来信只代表他自己，表示不同意罗隆基的看法。最终，罗隆基也只好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得不转到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方面来。

　　1949年初，当时驻上海的美国领事齐艾斯曾半开玩笑地问罗隆基：“将来你在联合政府里能不能做外交部长？”罗隆基表示：“恐无此可能。”新中国成立后，罗隆基虽然担任了政务院的政务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新成立的森林工业部部长，但其从政之路并不顺利，“一直牢骚满腹”，特别是随着1957年“反右”风暴的到来，罗隆基被毛泽东确定为“章罗同盟”的二号人物，从此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秦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