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政治·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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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1-25 15:04
在中国，1949年以前讲文学为人生，1949年以后说文学为政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有没有（政治）倾向性和倾向性强不强。于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淡淡哀愁’的颓废的”《小城之春》，“抽去阶级内容、向儿童灌输抽象人性论，描绘抽象童心”的《爱的教育》，“表达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落爱情观”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以及好莱坞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被一一贬入地狱；《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被捧上天堂（特别声明：这里列出的四部作品，前两部：《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反对；后两部：《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我坚决反对）。
1978年紧闭的国门打开，清风蓦然吹进，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和闻所未闻的西方“资产阶级”大师的作品，鸭儿塞食似填进了中国同行和读者一时难以消化它们的胃肠。急骤催生的新意识形态孕育了新的话语霸权：文学必须摆脱倾向性，远离政治，告别崇高！文学不应该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于是，地覆天翻慨而慷，过去“抽掉了阶级内容”的作品是批判抨击的对象，如今则把“融入了社会批评”的作品作为缺乏艺术性的甚至非艺术的标本，并全盘否定“伤痕文学”上溯包括“十七年”间所有创作的文学性。对历届“茅盾文学奖”所代表的作品虽不好意思一概言“否”，但从心底里鄙视之。假先锋窜进真先锋行列鱼目混珠，招摇过市。“新潮”泛滥。兽性携手变态躲进“人性”的外衣登堂入室趾高气扬。于是，“最色情的描写就在纯文学作品里”这句流行语在文艺圈餐桌间流传。李安翻拍《色·戒》中梁朝晖与汤唯床戏到底是假做还是真做？实拍了多少时间？成了全国报纸文娱版津津乐道、悉心探究的重大新闻。
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则仍然主张文艺不可完全脱离政治。在提倡“主旋律”作品的号召下，今天我们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们拿出了《潜伏》、《建国大业》这样官方、专家、观众“三满意”的艺术精品！此两例说明：文学艺术不必害怕政治。与政治沾边不一定就损害了文学性、艺术性。
我坚持自己的一贯看法：坚决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但务必懂得，文艺永远摆脱不了政治（这句话鄙人碎烦过多次了）。有时，恰恰是政治性催生并强化了艺术性。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在我们的语境里谈论政治，老觉得存在某些悖论。比如，曾经强调：“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实质上恰恰是教你不要“关心”，只需“听从”。此其一。其二，对本土作品重视其政治性远甚于艺术性，对他国则不允许人家讲政治性。最最明显的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是说人家哪里是什么文学，只不过是取决于政治因素嘛（此刻似乎艺术性成了惟一标准）！诺奖年年颁布，年年没有中国人的份。七十一年前的1938年，诺奖备受争议地授给了中、美双重国籍的珀尔·S．布克（赛珍珠）。她对中国极为友好，却被国人鄙夷、敌视地说成“反华”；她重访中国的最后愿望和要求也被断然拒绝。2000年，一个法籍华人获了诺奖，又被当成异类，某个“民间”组织还特地发表声明予以“划清界限”。随后“酸葡萄综合征”蔓延中国文坛。“啊呀，不过是一个奖嘛！”“我们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奖！”很显中国人的骨气！今年冒出诺奖得主赫塔·缪勒（HertaMüller又译赫塔·穆勒、赫塔·米勒，按德语发音，译为“缪勒”最确切）又是个冷门。在中国，连译界专家都不知其名。诺奖消息发布当天我到网上一查，有关她的中文页面全上不去。从海外传来资料方知：赫塔·缪勒出生于罗马尼亚，父母是德裔农民。二战中父亲曾参加德国党卫军。罗马尼亚共产党在1945年以后把她母亲驱逐到了苏联的劳工营。1973年至1976年缪勒在大学专修德国研究和罗马尼亚文学。1976年在一家公司任译员。1979年因拒绝与罗马尼亚当局的秘密警察合作而被开除，随后靠幼儿园或小学代课老师等职业糊口。1982年处女作《低地》因批判社会现实而被查禁，后来将手稿偷往西德出版。1987年随前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德国。2005年缪勒任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现居柏林。缪勒的作品以描述罗马尼亚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遭遇著称。诺奖评委会称她“以诗的凝练、散文的直率，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
于是议论又起：诺奖归根结底是项“政治奖”！
这种论调，我听得耳朵起茧了。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获诺奖那年，苏联老大哥就这样哇哇叫的：是政治不是艺术啦！帕氏的诗很蹩脚的啦，只因为他反苏才被看中啦！这些舆情吓得帕氏向赫鲁晓夫讨饶：敬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我决定拒绝这个诺贝尔奖。我生为俄罗斯人，死为俄罗斯鬼，恳请您不要对我采取极端的措施（我在流浪途中读到帕氏给赫鲁晓夫的信，至今深印脑际）。
持此类论调的倒不全是“老大哥”和国人，西洋人（不知是哪个派）似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对诺奖的议论颇具普遍性。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重申我的上述观点，敬请有识之士指教。这就是：文学艺术永远摆脱不掉政治，也不应该叫每一个作家艺术家一起去摆脱。文学是多元的。您可以写您的风花雪月，也应该允许他人去写社会现实。再说，政治一定会损伤艺术吗？我看，有时恰恰相反。您可以鄙薄乔治·奥威尔的《1984》，说它是“政治”，但您怎么又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拿它来说事抨击“老大哥”的极权主义？不正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艺术性吗（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亦然）！试问，如果抽去海因里希·伯尔，或君特·格拉斯，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政治性”，这三位老兄的大作还能让人动容，让人震撼，让人深思吗！您大概口服心服承认莎士比亚的经典艺术流芳百世吧，那么，您难道一点儿也不晓得，您所敬仰的莎士比亚，恰好是一位地道的“政治作家”！您如果不是一块顽石，我想不必再给您枚举这种常识性的例证了吧！
末了，我还想为诺奖评委会辩护一下——直到此刻，似乎还没有土人或洋人出来为它辩解过——谁说瑞典皇家学院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只讲政治标准，其实，参评作品如何在最深程度上文学地揭示人性，才是他们真正重视的更高要求。
您会问：那么，何故评委会对流亡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这不是热衷于抨击某种他们竭力反对的政治制度的赤裸裸的表现吗？
哈哈，先生，我断定您是一位养尊处优、未经坎坷的幸运儿，对生活缺少足够的了解和体悟！否则，您怎么会如此表浅地理解事物。您不想一想，人性是在什么环境下暴露得最为彻底？是在富足温馨的平静状态，还是在凶险高压的非常状态？——当然是后者。那么，在这个星球上，又有什么比得上纳粹奥斯威辛、苏联大清洗、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大屠杀等更加震惊世界的“非常态”呢？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极权主义的产物。在极权制度下煎熬过的人，对人性的体会之深，其他人群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深信，诺奖评委会之所以青睐流亡作家，因为他们亲历的体悟赋予了他们足够的精神财富去深刻地揭示人性——这难道不正是文学的最主要之点！今年获奖的赫塔·缪勒对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人性扭曲有切肤之痛，她的作品自然具有让世人广泛知晓、阅读和喜爱的资质。
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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