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读书有偏好

　　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蒋介石好看古书，读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规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

　　蒋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暴戾”个性的药方。

　　据蒋介石年谱记载，他早年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主要阅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的文集。

　　他读曾国藩的书，着眼处亦在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方面，处处以曾国藩为道德楷模。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蒋面临地方实力派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3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

　　蒋读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

　　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涨，已是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五四时期看过这些书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划。查1920—1923年间蒋所阅读的书目，内有《杜威讲演集》《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风行中国。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中，蒋介石对马克思的学说也产生了阅读兴趣。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俄考察。其间，蒋比较集中地阅读了数本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他在日记中写道：开始觉得深奥难懂，多次阅读后，兴趣渐浓，以至于“乐不掩卷”。

　　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时间大约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尤其是《俄国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两书，1926、1929、1931年多次阅读。

　　他反复阅读各国革命史，并非认同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汲取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各国革命的方法与技术。1927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计划出洋考察一年。他拟定的计划中，其中一项是要去土耳其“学革命”。当然，他的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蒋介石有时也会为了某一具体目标和计划而阅读。1932年蒋介石的阅读经历，即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19日，蒋介石阅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后写道：“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两天之后，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益觉本身知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

　　是年初夏，他请地质学家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的分布，其中谈到东三省的煤铁矿业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国铁矿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日本占有。蒋介石听后“惊骇莫名”，在日记中写道：“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敌国侵略计划及国家基本资源的分布情况，竟如此茫然无知，确令人惊骇，这显然与其长期的阅读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偏颇大有关系。

　　1938年12月5日，蒋介石开始看《黑格尔辩证法》，随后还将该书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为什么突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感兴趣？在12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给出了答案：“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然而，1941年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

　　1941年7月3日日记称：“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涨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他最终仍回归到中国传统哲学。

　　蒋介石对基督教的灵修生活，从受教之后从未间断。去台湾后的他，每日起床后，便和宋美龄一起祈祷默念，洗漱后再读《圣经》，最喜读的书籍是《荒漠甘泉》。自1944年7月起直到病逝前，他每天坚持诵读此书，认为是“革命精神”的修养读物。蒋介石曾说：“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也无论你对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

　　文/汪朝光 王奇生 金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