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合作助推G20转型

　　引文：2013年的圣彼得堡G20峰会，增长是中心议题。中国需要用好G20平台，说明到底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及其对管理目前和未来的全球经济和全球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G20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作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全球回应，在一些西方国家（如加拿大）的推动下，1999年G20在德国诞生了。

　　G20诞生以后几乎接近10年，不为一般人们所知。只是到了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中的美、英深感西方无法挽救这次危机，需要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参加。当时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以及欧盟领导人，居然想到一块，要G20而不是G8来“救市”。一下子，G20名声大作，从财长会议上升为领袖峰会。

　　G20的重要性凸显后，有不少论家把它评价为自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国际金融机构）诞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治理创新。

　　核心多边平台

　　有人把G20称作“小多边”（minilateralism）。从有效性和国际政治的现实角度看，类似的“小多边”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般的多边机构，成员太多，七嘴八舌，难有决策，即使决策下来，贯彻起来也是难上加难。G20是由全球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最大的、最关键的大国组成的，来自五大洲，代表性也还算不错。其实，G20完全不小，用“小多边”来概括之，不符合实质，所以应该把这类多边主义称作核心多边主义（corelateralism）。

　　从管理全球金融的角度，G20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G20的短期“止疼”--稳定了金融市场，却制造了长期的更大的金融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直到今天，仍然尚未结束，反而有了新的演变。继欧洲和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后，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均为G20的成员）的增长势头降下来，债务等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转型困难。不少分析家认为，各大“新兴经济”进入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则全球金融危机不幸进入一个新阶段。

　　G20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具体来说是“相互评估进程”（MAP）。当然，这个东西算不上是G20的制度创新，因为在此前，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地区合作机制（如非盟）就在推动类似的东西。只是这个机制仍然“授权有限”，进展也有限。当金融危机恶化为债务危机，欧美日纷纷使用“量化宽松”等“以邻为壑”的宏观经济政策摆脱危机时，该机制就几乎是一个摆设，约束不了欧美日。但是，欧美日却使用该机制，深入介入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程，要求中国等国家刺激内需、改革汇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如今，美国的“量化宽松”似乎完成使命，伴随着执行这一使命的美国联储更换主席，“量化宽松”可能结束。与此同时，日本则在“安倍经济学”下，仍然继续“量化宽松”。总之，G20主要成员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大的不协调，甚至尖锐冲突。

　　从“发展”和“发展合作”的角度，G20也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韩国在2010年作为首个亚洲国家主办G20，打出了很好的一张牌，让G20聚焦“国际发展”和“发展合作”问题。这是G20的一个重大发展。欧美日尽管号称提供了最多的国际发展援助，但发展问题并非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在韩国主导下，加上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支持，G20设立了“基础设施基金”。广大的穷国，尤其是非洲，努力抓住了G20的这一“发展合作”机会，积极探讨来自G20成员的发展援助。

　　欧洲在遏制其债务危机时，出现了是“紧缩”还是“增长”的争论。由于失业问题严重，增长是必要的。2013年的圣彼得堡G20峰会，增长是中心议题。G20的欧洲成员（包括欧盟）也试图利用这次峰会寻求“增长”而非“紧缩”。

　　使命和归宿

　　从长远看，除了金融和发展问题，G20到底还能做什么？

　　G20的意义不应该仅仅在国际经济合作，而且要有更大的抱负。遗憾的是，尽管是全球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参加，但G20不愿意过多涉足政治和安全议题。

　　G20可以抓的一个具有巨大成功潜力的点恰恰是大国协调或者大国合作。也就是把G20发展为一个21世纪的大国协调--大国之间的多边主义机构。

　　加强G20本身的制度建设，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让其发展为一个重要的、长期（永久）的、真正的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全球机构，从而实质性地和形式地取代G8等西方为主的、并非真正的全球机构的作用，也许是G20的使命和归宿。

　　目前的全球的国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传统的强权政治或者均势政治快速回来，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多边主义继续遭到削弱。仍然处在国际权力结构之顶端的美国竭力在阻止其霸权地位下降，“战略重心转到亚洲”（pivot）。军备竞赛在亚洲非常突出，日本和印度军事大国化。

　　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最佳平台

　　到底如何遏止全球政治的危机？G20应该成为管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一个有效框架。

　　2013年的G20峰会，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是第一次与会。中国新领导人提出和力主“新型国际关系”。参加圣彼得堡峰会前，在2013年，中国新领导人利用不少重大外交机会竭力践行“新型大国关系”。G20在相当程度上是新型的多边主义，所以它能够是一个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对来说理想的场所。

　　在今年的圣彼得堡G20峰会以及未来几年的G20峰会，尤其是中国即将主办的G20峰会，中国应该力推“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的多边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曲解。中国需要用好G20平台说明到底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及其对管理目前和未来的全球经济和全球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指几个新的和老的大国合作主宰世界。恰恰相反，新型大国关系指的是新型的大国合作确保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如果G20的大国协调和大国合作能稳步推进，则其将迟早会成为具有坚实国际制度基础的、具有充分国际正当性的、中心性的全球治理机构。

　　中国作为G20的成员，不能仅仅在其中抵制和妥协西方在经济和金融上的施压，而应该为G20的未来方向，即G20的改革和转型，提供能为G20成员和国际体系接受的前景和思路。

　　个人的结论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大国合作”将为G20的未来确定根本方向。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链接：

　　时间 地点 议题

　　2012年6月

　　2011年11月

　　2010年6月

　　墨西哥洛斯卡洛斯

　　法国戛纳

　　加拿大多伦多

　　世界经济形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和就业、发展、贸易等

　　欧债危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监管等。

　　强调采取下一步行动，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

　　2009年9月 美国匹兹堡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失衡等。

　　2009年4月 英国伦敦 如何摆脱目前危机，使经济尽快复苏；如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

　　2008年11月 美国华盛顿 把保持全球复苏作为焦点，并将金融监管作为最热议题。

　　2007年11月 南非开普敦 如何确保世界金融市场稳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改革问题

　　2006年11月 澳大利亚墨尔本 以“建设和维持繁荣”为主题，着重探讨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发展问题、能源与矿产、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等话题。

　　2005年10月 中国北京 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发展融资、发展理念创新等5个。

　　2004年11月 德国柏林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布雷顿森林机构60年回顾、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稳定与增长以及区域一体化等。

　　2003年10月 墨西哥莫雷利亚 金融危机防范与应对、发展融资、打击恐怖融资以及全球化与经济发展、金融机构建设等。

　　2002年11月 印度新德里 防范与应对金融危机、全球化、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以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等。

　　2001年11月 加拿大渥太华 “9·11”事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G20在打击恐怖融资活动方面的作用等。

　　2000年10月 加拿大蒙特利尔 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减轻金融危机的危害等。

　　1999年12月 德国柏林 全球及区域经济和金融形势、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等。

　　庞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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