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夏，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准备在全国招收32名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报考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大学毕业生；二、曾在中学任教五年的教员；三、从名师研究有心得者。
当时，在国学研究院任教的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这对那时的青年学子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有位年轻人也和众多学子一样，非常想进这座名师云集的著名学府，但他仔细地对照了这三个报考条件后，沮丧地发现，自己哪一条都不够格。
首先，他只读了两年大学，尚未毕业；而若再往前推两年，他还仅是“高小”，这只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学历，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实际学历仅是“高小”，与“大学学历”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第二个条件，他同样不具备。虽然他曾做过小学教员，算是和教员沾了个边儿，但“小学教员”和“中学教员”之间的差距看似不大，实则这是一条“硬性规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半点商量余地。何况，还有“五年”这个时间要求呢？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条：“从名师研究有心得者！”
他正在读书的这所大学，校长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那是真正的名师。但章太炎只是挂名校长，从未到学校上过课，他只在开学典礼时远远地看到过章太炎一眼，这和“师从”显然不沾边儿。
这个年轻人还不死心，转而又想：古代科举考试，仅仅因为考官是某某，考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是某某的门生，章太炎既是校长(虽然仅仅是“挂名”)，那我应该也算是他的“门生”吧？至于“心得”，无非是说学生有没有“师从名师”的真才实学，如果我确有真才实学，借一下名师的招牌又何妨呢？
如此自欺欺人地“盘点”了一通，最后，这个年轻人认定，自己已经具备了“师从名师”且有“心得”的资格了，于是，便冒冒失失地报了名。校方一听说他“师从章太炎”，竟没做任何调查，顺利地放他过了关。
报考这一关算是蒙过去了，但这次入学考试的试题却出得极为刁钻——全部试题是要回答“四个100”，即100个古人名，要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书名，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
许多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报考条件的考生都傻了眼，可这位年轻人却欣喜地发现，自己对这些试题却一点都不陌生。他一直是靠自学，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苦读中，脑子里早已装满了各种丰富的知识，而这些试题对他来说也算不上太难。不出所料，凭着过硬的国学功底，他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十六名的好成绩被录取了。
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便被誉为“一百年来中国最伟大的语言学家”“国学通才”的王力。
就这样，当时年仅26岁的王力仅以“高小学历”的实际文凭，一下子钻进了素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顺便说一下，在王力那个时代，和他同样幸运的人可谓比比皆是，如根本不够资格的钱锺书上了大学，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只有中学文化的梁漱溟当上了北大教授……
如果现在那些壁垒森严的学院、机构、单位，给那些没有“资格”而确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留个“空子”，说不定，会从有意无意留下的“空子”里，钻出一位大师级人物呢。
(吕映易荐自《华人时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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