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白热化阶段，为配合自上而下的大换班，我被湖南攸县莲塘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派遣去一个只有几十个人口的生产小队主持选举。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当晚即召开群众大会。
随着人们陆续走进会场，政治队长黄黑狗向我逐一介绍：原生产队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贫协组长、会计、出纳、保管等十几名干部。我瞅着他们一个个掂量：政治队长黄黑狗？革委会主任的哥哥，老虎屁股摸不得；贫协组长？祖宗几代讨米，应补偿他历宗历祖承受的苦难，非他莫属；生产队长？会计？出纳……权力这个魔鬼，无论大小，都十分诱惑人，叫谁放弃都不行。如何贯彻上头整顿领导班子的精神？我没一点底。
等了半天，还只有稀稀拉拉十几人，我发急了：“人呢？咋还不来呢。”
黄黑狗说：“莫等了，开会吧，每户都来人了，只差李瘸子。他腿脚有些不方便。”
我数了数，共16人。这么多职务，几乎来者有份，事情就不难办了。
选举结果算圆满，除未到会的李瘸子外，只剩三人没进入管理层。三人立刻拍桌打椅，吵闹不休。折腾到三更时分，黄黑狗力挽狂澜，慎重提议：增设分管政治、生产的副队长各一名，副民兵排长一名，才皆大欢喜，相安无事。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李瘸子就闯进门：“大、大家都当、当、当干部，我、我咋不能呢？”
照理，李瘸子根红苗正，应属革命的依靠对象；可他因幼时得过一场怪病，左腿微跛，说话口吃，嘴歪眼斜，以至年将40还光棍一条，直到去年才娶了地主的女儿汪桂花。革命需要纯洁又纯洁。显然这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不可含糊。我直截了当把话挑明，他才垂头丧气地走了。
过了两天，又接到县革委会的红头文件：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每户都必须任命政治家长。在李瘸子这一红一黑二人家庭中，显然非他莫属了。他从来就是被领导的料，尤其在娶了比他小16岁的汪桂花后，老婆常耍些小脾气，他自惭形秽，只好事事忍着。在众人面前，又因老婆娘家是地主，做人抬不起头，弄得里外都很窝囊。这次终于可以高兴一下子了。当夜，他把我和黄黑狗请去，几杯酒下肚后，他发表就职演说：“呃，现、现在，灶、灶台，床、床头，都、都兴政治领导，你、你们下面的……”汪桂花火冒三丈，筷子一拍：“什么什么，你也要欺负我？”惯来，李瘸子在这如花似玉的老婆跟前俯首帖耳，百依百顺；这次不知哪来这大的火气，一巴掌扇去：“我贫、贫农，还管、管不了你这、这黑崽子。”
那个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套着一个，作为地主崽子的汪桂花成天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只好选择嫁给李瘸子。婚后，人们不禁感叹：鲜花插在牛屎上。汪桂花却感到欣慰，尽管男人又老又丑又残，但总算找了个庇难所。谁料阶级斗争无孔不入，竟渗透到两口子中间，这太叫她寒心了，一气之下她连夜出走。
时值春夏之交，连日暴雨。李瘸子和村人四处寻找，不见踪影。洪水退罢，一渔人在芦苇丛中发现了她的尸体。
汪桂花死后，李瘸子常被人责骂：“断子绝孙的命，活该打光棍。”“来世还是瘸子。”……听了这些话，李瘸子只是耷拉着脑袋，从不回嘴。10天后，他精神又被振奋起来。原来革命委员会考察决定：李瘸子阶级觉悟高，革命立场坚定，选拔为贫协会副主任。
文/刘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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