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2009年的“保增长”,李稻葵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2010年应当是“调整年”,是一个打基础的年份,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过分依赖出口和改革中的社会基础薄弱将是今年宏观经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0年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较快增长年,但不是超快增长年,G D P增长速度恐怕很难上10%,今年政府着力点应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应该开启良好的结构调整开篇,为后经济危机时代的未来三五年打基础。
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5%,太低;而投资占G D P的比重50%以上,太高;出口占GDP的比重,尽管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贸易顺差都是7%、8%甚至更高。国内需求不够、长期依赖外需等问题,已经让中国经济出现“日本病”的征兆。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未来几年将会遇到很大麻烦。
另外,现在很多改革政策推行不下去,一搞改革老百姓就提意见,甚至抱怨,实际上说明现阶段改革的社会基础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牢固。需要真正解决一些涉及到老百姓基本利益的事情:比如改善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须由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夯实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社会基础。
过去,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种观念要转变,劳动力成本是变化的,现在我们的优势是大市场,国内消费潜力很大,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也是看中大市场,要想方设法提高国内需求来化解我们的生产能力,从依赖出口转型依赖内需。
从夯实改革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启动国内大市场、将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需要强调“宽财政、紧货币”,采用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比如,通过“二次房改”解决老百姓买房难、通过分红提高炒股获利。
“宽财政、紧货币”,一是要靠减税、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补贴等宽松的财政政策提升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是短期内必须要干的事情;二是增加资产供给,把资产价格控制和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让储蓄为百姓创造比较好的回报。
通常我们只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是现金流,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央政府潜在的力量。中央资产价值,远远超过它的负债,所以财政上扩充的空间非常充足,如果说中央财力过强也不为过,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帮助国民经济调整结构。从三至五年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货币的存量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中国应该是最高的。资产价格平均说来,比日本、韩国、香港高许多,这些都需要国家政策逐步疏导,不可能一夜之间把资金放走,也不能一夜之间形成改革,要用一定的方式化解。在未来十年之间,适当谨慎的货币政策是基调。
在对楼市等民生问题上,我认为一定要“二次房改”,不能靠现在的玩法,不能靠政府卖地和从房地产商中收高税,这样只能把房价炒高,现在只能是投资者买房子,需要住房的百姓反而买不起。买不起房,安不下心,都是影响科研水
平和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根本弊病和缺陷。“二次房改”不是否定一次房改,基本想法是政府不要卖土地,而是直接拥有这些房子,按照现代化方式,由开发商开发然后租给老百姓。
此外,虽然股票市场不能跟民生直接画等号,但股市也是影响一个社会百姓心态重要的方面。现在中国股市是靠点位,点位不涨,老百姓就垂头丧气。实际上,一个健康的股市即使点位不高涨,老百姓也应该从分红中得到好处。目前中国70%-80%实现盈利的上市公司是不分红的,而国外很多公司,比如沃尔玛、BP等都是定期分红。也就是说,股票要为老百姓创造真正的回报,不靠点位而靠分红来提振长期投资信心。
口述|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孙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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