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妈的毒地之战

　　北京的4月草长莺飞，密云县密云水库五大支流之一的牤牛河河道岸边，已呈现一派盎然的春意。

　　57岁的刘玉英还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紧邻牤牛河河道的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段，一片上百亩的杨树林里那烟雾缭绕的样子。如今，冬去春来到，杨树林里有的地方却没能像诗里所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烟雾”源自杨树林深处的粉尘坑。直径达30米、深4米的大坑内，数十个和普通人差不多大小的白色蛇皮袋横七竖八堆放着，蛇皮袋被塞得满满的，有的袋面已风化，灰黑色的粉尘便从袋子裂口处飘散出来。类似的粉尘坑在杨树林内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个，共计二三十个。

　　距离牤牛河河道最近的粉尘坑，离河道只有十多米。因为牤牛河河道采沙石严重，河道多处塌方，隐约能见灰黑色粉尘在无水的牤牛河上飘浮着。而散布着粉尘坑的这片杨树林到南水北调京密引水渠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3公里。

　　刘玉英是这片杨树林的主人。2010年4月，刘玉英卖掉她经营的两个网吧，凑了1000多万元，从他人手中承包下了这块面积184亩的地，租期50年，土地上生长的3700棵杨树，也以每棵100元价格买下。但没过多久，刘玉英发现杨树林被当成“垃圾场”，被人挖坑弃置废物，更糟糕的是“垃圾”中大量的有毒物质，让这片土地几乎变成“毒地”。

　　当刘玉英调查得知肇事者是一家韩国汽车企业后，她与韩企的“战争”也开始了。至今，这场“战争”还在继续。

　　不明废物“结下梁子”

　　从密云县兴云小区对面的千龙博源网吧一楼往里走，最里面靠墙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就是刘玉英当网吧老板时候住的。做了一辈子生意，她喜欢生意在哪，就住在哪。紧邻还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里面装着刘玉英现在所有的家当：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以及桌子上一摞厚厚的打官司的材料。屋里甚至没有厕所，没有厨房，在外人看来，这只能算个临时休息室，但这却是刘玉英的家。

　　刘玉英告诉记者，在儿子三四岁开始，她便自己创业。她最早经营木材，修过汽车、电瓶车，在白塔寺开过一个毛衣厂，雇着几十个工人。毛衣厂转手以后，刘玉英曾包过一座山，种树木。近几年，密云县政府打造“生态密云”的政策出来后，一向具有商业眼光的刘玉英打算回到农业上寻找新的机会，便包下了牤牛河河道边的这片林地。

　　这块地虽然种了杨树，但刘玉英从田各庄镇政府和密云县国土局核实后了解到，土地的性质是基本农田——土地原属村集体，村里种了杨树后承包给个人。

　　刘玉英承包这块地后，本打算到林业部门申请木材砍伐许可证后，将它们卖掉，然后在地里盖上塑料大棚，种植有机蔬菜。

　　刘玉英告诉《方圆》记者，承包这块地的时候，她看到地里有一些垃圾，但是量不多，就没太放在心上。但不到一年，她就发现地里的很多树上都结了大块的疤，树皮轻轻一抠就会脱落，还有些树死掉了。

　　2011年9月底，刘玉英再一次到地里查看，结果她在地里发现了大量混杂着黑色粉末的垃圾，还发现有人在地里挖了很深的坑，坑里填满了同样的垃圾。刘玉英从中翻拣出一些产品的标签和很多厚度不到1厘米，形状、大小一致的金属片。有人告诉她，这是汽车刹车片。

　　刘玉英还从垃圾中发现了一张标签，写有“北京贝乐尔”字样。刘玉英后来了解到，在离这片杨树林3公里外，有一家原名“北京贝乐尔摩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凯比（北京）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称“凯比公司”）的韩国独资企业，主要产品为汽车刹车片。生产中会产生刹车片残次品和打磨下来的粉末垃圾。

　　9月29日，刘玉英在姨弟冯学敏的陪同下，去找凯比公司说理。凯比公司有关负责人对她表示，他们公司固体废物的处理转包给了一个叫李复生的人。经过之后多次交涉，该负责人于2011年11月与刘玉英约定了赔偿损失，并答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清理这些固体废物。

　　但当刘玉英再度上门商讨赔偿款项时，凯比公司变卦了，不肯赔付，还否认这些固体废物对刘玉英的承包田造成了污染和破坏。

　　举报是唯一解决办法

　　面对强硬的凯比公司，刘玉英自认“不是善茬”，不肯善罢甘休。冯学敏也说，大姐的脾气就是倔，非得给自己讨个说法不可。

　　2011年11月，刘玉英请李复生吃饭。李复生是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村民，据其自我介绍，他并非直接受雇于凯比公司，而是受雇于顺义的一家废品收购站，从2009年开始向刘玉英的地里堆放固体废物。李复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凯比公司并没有告知他这是工业废物，他也不知道埋下有污染。

　　一位曾在凯比公司工作过的朋友告诉刘玉英，刹车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边角料和废活性炭，均属固体废物中的危险废物。朋友还说，按照我国相关法规规定，这些废物应该送往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想到这片毒地可能再也无法种植蔬菜，刘玉英觉得，凯比公司必须给自己一个说法。2011年11月15日，刘玉英再一次到凯比公司理论，并与其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当天，刘玉英报警，并向密云县环保局举报凯比公司擅埋固废。

　　10天后，密云县环保局委托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测评人员到刘玉英的地里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刘玉英的土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浸出液中未检测出六价铬、苯、甲苯、二甲苯等污染物。

　　当时刘玉英并未想到，这个检测结果其实给后来打官司造成了不小麻烦。

　　因为“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结论其实是根据土地为林地性质作出的，但刘玉英当初承包土地时，却被告知那块土地是基本农田。从土壤质量标准上看，林地的土壤质量标准低于基本农田，作为林地土壤达标，不代表作为基本农田就能达标。

　　直到后来，刘玉英才发现，自始至终，不管是环保部门，还是法院判决书，都认定她的土地现状为林地。2012年11月21日，西田各庄镇政府为密云区法院出具的《证明》中写道：（刘玉英这块土地）按照《西田各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规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经现场核查，这片地现状为林地。

　　尽管认为土地符合林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但2012年2月3日密云县环保局还是向凯比公司下达了限期改正通知书，并作出罚款18万元的行政处罚。其中确认：凯比公司“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树脂粉末、活性炭和废边角料等危险废物，一部分委托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处置，一部分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置，倾倒在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西的林地中，该行为违反了……”

　　让刘玉英不解的是，没人来给她一个说法：“我找过环保局很多次，想看检测报告和限期改正通知书，都不给看。”每当刘玉英提经济索赔，得到的答复就是“经济索赔你应该起诉”。密云县环保局的检测报告结果和限期改正通知书，刘玉英后来进入诉讼程序之后才从法院拿到。

　　在密云县环保局下了改正通知后，刘玉英再与凯比公司交涉时，对方承认倾倒垃圾，但坚决不承认污染土地一事。此后，刘玉英开始上访，从密云县环保局到北京市环保局，再到国家环保部。

　　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环保局向刘玉英出具了《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意见书显示，根据凯比公司生产原料和生产工艺的具体情况，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树脂粉末均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危险废物。

　　与韩企对簿公堂

　　2012年3月8日，在收到密云县环保局改正通知书之后，凯比公司委托红树林公司到刘玉英土地进行废料处置，被刘玉英奋力阻拦。

　　“在事情没有妥善处理前，对废料进行清理有毁灭证据之嫌。”刘玉英觉得，自己还在申请行政复议，谁也不能“毁尸灭迹”。

　　考虑到对方可能趁自己不注意清理现场，刘玉英于2012年4月27日向密云县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凯比公司赔偿占地费、树木损失及检测费共计112.38万元，并提出证据保全申请，要求对凯比公司在其承租土地上堆放固态废物的现场进行保全。

　　“走上诉讼，是被逼的，这个时候不上诉，等现场被清理，我就再也没有证据了。”刘玉英心里明白，诉讼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倔强的她认为，“道理摆在这儿，不信黑的能说成白的。”

　　刘玉英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离婚证，向《方圆》记者展示，强调为了这场“毒地”纷争，她到底下了多大的决心。“她的爱人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不想她折腾，就想踏实能过日子。”冯学敏说，为了不连累丈夫，刘玉英提出了与丈夫离婚。

　　刘玉英还有一个儿子，已结婚生子。早在官司开始前，她就告诉儿子不要管自己的事情。“儿子、儿媳都孝顺。”采访中，刘玉英从包里拿出一包糖，说是儿媳妇给的，“自己年纪大了，血糖低，常为了案子在外奔波，头晕了就含一块。”

　　为了证明自己的土地被污染，刘玉英曾自行委托了具备CMA（中国计量认证/认可）资质的北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对树林中的土样进行检测，其出具的检测结果显示，土壤中铜含量超出国家标准限值的数百倍，重金属锑的浓度相当高（我国尚无关于土壤重金属锑的国家标准）。她向密云县农业委员会提交了检测结果，农委表示：这块土地已经不能耕种农作物，土地质量标准只能达到林地标准。

　　这意味着，刘玉英的蔬菜大棚计划完全泡汤了。

　　2012年12月17日，刘玉英与凯比公司土地污染责任纠纷案宣判，刘玉英一审败诉。 密云县法院认为，根据环境污染诉讼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刘玉英认为凯比公司堆放在其租赁土地内的固态废物造成土壤污染、树木死亡，应对损害的结果的存在提供相应证据，而刘玉英自行委托北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作出的《检测报告》中没有记录明确检测结论。法院最终采纳了密云县环保局“关于土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证明。

　　一审败诉后，为了补充证据，刘玉英信访到密云县国土局，申请测量被倾倒垃圾的土地面积。她认为，对方固体废物破坏了土地的原貌，作为土地管理部门的国土局，应该替自己说话。

　　刘玉英的上访还是有一些效果。2012年10月，密云县国土局派人到刘玉英土地上测损。这一次，刘玉英得到的是口头答复“压占的土地60多亩”，但因为密云县对此种情况没有先例，涉及污染还得找环保部门，于是国土局建议刘玉英去找环保局。刘玉英要求密云县国土局出具书面答复，未果，但她多了个心眼，把整个过程录了音。

　　2013年3月28日，该案二审开庭，刘玉英未能向法院提供新的有效证据。4月3日，刘玉英收到二审判决书：维持一审原判，不支持其对凯比公司提出赔偿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凯比公司非法堆放固体废物，行为不当，法院予以批评，并承担该案一、二审的相关受理费用。

　　2013年4月3日早上7点多，一个法官带着几个法警来到刘玉英千龙网吧的小屋里，宣读判决。上午，刘玉英的地头上挤满了人，有警察、记者、民工，还有一些大铲车。公安告诉刘玉英，不要妨碍执法。原来，当天早上，在法院宣判决定后，凯比公司递交的证据保全解除申请已经通过。

　　“当时大姐就站在地里，看着一帮人往铲车上倒腾垃圾，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委屈和无奈，抹着眼泪。”冯学敏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时说。

　　4天后，北京市环保局新浪官方博客发布一条消息：密云县环保局4月3日上午组织危险废物专业处理单位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到达凯比公司倾倒危险废物的林地现场，连续四天清运堆存的废弃物及污染土壤，共计502.14吨。

　　一场没有胜算的博弈

　　刘玉英一审、二审败诉的原因都是证据不足。

　　虽然在刘玉英的环境污染诉讼中，凯比公司有证明废弃物没有污染土壤、树木死亡并非因废弃物污染土壤造成的举证责任，但即使如此，环境污染司法鉴定仍旧造成了刘玉英维权的一个死结。

　　判决书显示，该案审理期间，刘玉英和凯比公司均向法院申请进行土壤检测的相关司法鉴定，但北京市高院选定的鉴定机构中，没有相关环境污染方面的鉴定机构。一、二审法院多次依法咨询审查，未能找到有资质的能够对本案争议问题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

　　环境公益律师夏军表示，中国目前针对环境污染的鉴定机构本来就特别少，且不接受个人委托，即便有机构接受委托，费用也会非常高昂，鉴定费有时会达到近百万元。

　　没有鉴定结果，凯比公司的侵权行为就无法认定。为了这场官司，刘玉英说，她已经耗费了几十万元资金。这几十万，对于曾经的刘玉英或许不算什么。冯学敏介绍，从2003年开始，刘玉英开了当地第一家网吧，最好的时候开过三家，收入可观。但买地花费了刘玉英大多数家产。

　　自从与凯比公司结梁子后，刘玉英说，她卖掉了所有网吧，一门心思打官司。“到现在，打官司就是为了一口气。”刘玉英知道她是在跟我国环境污染维权的困境叫板，她觉得值得，“没有这个官司，我们（与记者）不会认识，全国不知道有我刘玉英这个人。”

　　2013年5月18日，刘玉英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截至记者发稿，她尚未收到立案通知。

　　记者采访中发现，能够支撑刘玉英走到今天，很大程度靠了其刚烈泼辣的性格。冯学敏告诉记者，有一次，他与刘玉英到密云县环保局要求查看检测报告以及对凯比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几番纠缠未果后，刘玉英突然从包里拿出一瓶农药，告诉环保局，看不到检测报告便喝药。

　　刘玉英的这番举动也吓到了冯学敏，事先他并不知其有此举。“她这样的个性，注定一辈子为这案子操劳。”

　　刘玉英庆幸的是，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曾在网上发过一篇举报材料，被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研究员毛达发现。官司自始至终，都有毛达这群环境保护志愿者提供帮助。她说，等官司赢了，自己不要一分钱，全部捐给环保志愿者。

　　“要的就是一口气。”刘玉英说。

　　文｜方圆记者 冯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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