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没有“退休时”

　　5月26日晚，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显示，66岁的阳宝华已于去年5月退休，至被查时已退休整整1年。

　　相关报道显示，退休后，阳宝华“余热”不减，曾以湖南省生产力协会会长身份，率省政协、省发改委等部门工作人员到娄底参观调研。就在被查前两个星期，他还以老领导的身份出席了长沙市举办的“中国梦、长沙情”首届花鸟画展开幕式。

　　领导干部退休后“出事”，阳宝华并非孤例。据《新京报》统计，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27位省部级高官中，包括阳宝华在内，退休或退居二线后被查的官员有4人，之前分别是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郭永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

　　4月29日，山西省纪委向社会公布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处理结果，其中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王晓林因涉嫌渎职、受贿，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王晓林于2008年4月卸任交通厅长，今年已67岁，退休多年后因交通厅窝案案发，将面临司法指控。

　　再往前追溯，4月16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杨先静涉嫌滥用职权、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在该省蚌埠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办理此案的公诉人指出，杨先静收受或索取贿赂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其退休前后。

　　从阳宝华被查到杨先静受审，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认为，当下中国的反腐已经没有“退休时”，“过去，官员退休相当于安全着陆，如今官员无论在位还是退休都必须保持廉洁，否则，只要有腐败行为，即使退休后才发现，也会被追究责任”。

　　退休后接连“出事”

　　对于官员退休后接连“出事”的现象，姜明安认为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一、在位时有腐败行为未被发现，退休后被暴露导致案发；二、在位时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但并不收受任何即时好处，退休后再索取钱财回报；三、在任时不搞权钱交易，退休后利用关系网和影响力“牵线搭桥”，发挥“余热”实施腐败行为。

　　“第一种类型可能会发现得比较晚，但因为含有即时权钱交易的特征，一直是反腐败的重点，法律处理上不存在难题。”姜明安将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归纳为“期权型”、“权力余热型”贪腐。

　　“‘期权交易’和‘权力余热’是近些年出现的新型腐败方式，因为有‘退休’这面幌子的掩盖，不为常人所关注，极易逃脱法律的制裁，现实中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姜明安说。

　　近年来，退休领导干部“期权腐败”案频发。早至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的张克明，利用分管财政、税务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2005年，张克明退休；2009年3月1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认定张克明共受贿187万元人民币，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与一般的贪官不同，张克明的大部分受贿钱财都是在退休之后才得到手的。

　　2003年4月至2006年3月，丁若鹏任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督管理局局长、黑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刘某谋取不正当利益。2005年9月，丁若鹏被中国证监会免去局长职务，任命为巡视员，刘某为兑现承诺，于2006年3月在北京某小区为丁若鹏购置住房一套。

　　与“期权交易”相对应，“权力余热”型腐败亦令人咋舌。2008年8月14日， 64岁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前副局长殷国元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私藏弹药四项罪名一审被判死缓。据检察机关指控，殷国元在任期间，先后主管房地局两项最为重要的业务：土地批租和旧城改造。2005年，殷国元退休后出任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因上海地价飙升，土地开发销售等诸多环节均需房地局审批，殷国元利用在任时极深的人脉关系，担当官商之间的代理人，收受了巨额贿赂。

　　2011年6月24日，全国政协通过了免去李元的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在2008年，李元由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退居二线，之所以会遭到如此严厉处分，主要是李元退休后，身兼数职，社会活动频繁，最终因违纪而“晚节不保”。

　　李元是因国土部的同事、同样已退休的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原社长刘允洲案发而牵出。2011年11月23日，64岁的刘允洲因涉嫌受贿230余万元，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据了解，刘允洲先后担任中国土地报社社长、国家土地管理局宣传中心主任、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社长等职务。2007年，因年龄原因，刘允洲不再担任国土资源报社社长，改任巡视员，在此期间，刘允洲利用其影响力通过时任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王某职务上的行为，为横店圆明新园项目违反国家规定进行建设用地审批提供帮助，此后收受当事人给予的好处费180万元，这是刘允洲收受的最大一笔贿款。2008年，刘允洲退休，在单位离任审计时被人举报，检察机关据此调查发现了其受贿的线索。

　　腐败行为的新变种

　　腐败行为与打击腐败好比流感病毒与流感疫苗的关系，流感病毒在不断地异化，流感疫苗就需要不断地更新，特别是在反腐高压态势下，腐败行为不断产生新型手段，打击腐败犯罪也需要适时地变化。

　　“‘期权交易’、‘权力余热’等贪腐行为是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形势下，腐败行为变异出来的新手段。”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称，此类新型贪腐行为具体表现为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以各种手段为他人谋取利益；“回报”并不立竿见影，而是根据私下“协议”待其退休或离职后才以各种形式兑现，与“期货交易”有异曲同工之效。

　　北京市海淀去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方圆》记者，探析以往查办的腐败案件中嫌疑人的心理，不少落马的领导在退休来临前会对自己未来进行一定的预判，知道“人走茶凉”的基本道理，所以总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不免世界观人生观逐渐发生变化，产生了临走之前捞一把的思想，这就是人们以前常说的“五十九岁现象”。

　　“由于前些年‘五十九岁现象’较为普遍地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司法机关也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查处，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对此类行为的预防，因而，发展演变至今，官员在任阶段直接进行权钱交易的形式逐渐减少，转而出现的就是权力期权化的变异形式。” 罗猛分析。

　　“腐败方式之多样化，超乎想象。”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接受采访时指出，过去官员在任与退休，冰火两重天，人情冷暖，只有身在官场才深有体会；如今的官员，在任时已在筹划卸任后生活，为了顺利实现退休后“捞金”安排，一些官员在任期间就开始铺路，借用公共权力获得个人资源，遂形成了“期权化”和“权力余热”种种怪象。

　　在张建伟看来，这种“先播种、后收成”的腐败现象，与即时兑现的钱权交易只有时空差异，并无本质不同。“我国反腐立法并不严密，对于‘期权化’和‘权力余热’这种特殊腐败形式目前缺乏严格且严密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客观上为此类腐败现象的蔓延创造了条件”。

　　“期权化”、“权力余热”的表现形式

　　采访中，法学专家和实务界人士均指出，“期权化”和“权力余热”并非法定用语或法律概念，它是在反腐败的过程中，腐败官员为了规避“即时权钱交易”的法律构成要件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形式。

　　现实中， 这种“权力余热”型贪腐犯罪案件通常有四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退居二线后，到人大、政协或各种社会组织中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利用其影响力实施腐败行为。

　　例如，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曾担任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2005年退休后虽然不再担任政府官员，但他却在这个职位上充当了官商之间的代理人，不少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其官脉极深的一面，纷纷向他献殷勤。而殷国元则利用从前任职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关系，“协助处理”多个开发商的土地疑难问题，大肆收受钱财。

　　第二种形式则是在任时为他人谋利不收钱财，退休后按约定兑现承诺，或到相关企业“高薪打工”。

　　比如，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原法官杨某在某案件司法拍卖过程中，利用执行权力，压低评估价格为他人谋利，从法院辞职三年后，杨某收受相关利益人296万余元“干股”贿赂，后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最终获刑十一年。

　　河南省南阳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牛文山，通过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网，在帮助一家困难企业贷款2100多万元，扭亏增盈，解了燃眉之急。为感谢牛文山，该企业在其退休后聘请牛文山为企业顾问，从2008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每月给他发2万元的工资，共计62万元。2013年8月，牛文山因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企业谋利，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第三种形式是退休后被返聘或被企业聘用，利用在任时的关系接受请托，收受钱财。

　　福建省福州市某局的助理调研员李某，在退休后被聘用期间，利用基建办负责人职务便利，违反有关规定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顺利中标，并收取了“感谢费”10万元。2008年8月，福州市台江区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

　　62岁的孔某在卸下了南阳市某县国税局税管科副主任职务两年后，但因其工作经验丰富，能力强，业务精，很快又被返聘原国税部门当税管顾问。就在其“高薪打工”、“替人平事”时，却被国税稽查部门逮个正着。

　　最后一种形式则是退休前着力提拔心腹，离开权力岗位后，仍然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曾历任辽宁省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王亚忱，在1996年退休后，开始经商。在主政阜新十多年间，王亚忱提拔了许多干部，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影响力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凭借自己曾经担任“一把手”的影响力和曾经提拔官员的人脉关系，王亚忱侵占了商人高文华开发的阜新商贸城近亿元资产，并把高文华关押了11个月。直至媒体曝光后，辽宁省纪委、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介入，案件真相才得以大白，后王亚忱因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权力余热”类贪腐案的隐蔽性极强

　　相比于在职官员的“即时权钱交易”，退休官员的腐败行为由于打起了“时间差”，也就具备了更强的隐蔽性。

　　来自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的相关调研报告显示，由于“期权化”、“权力余热”类贪腐案件发案的普遍特点是“先办事后收钱”、“背对背完成交易”，案发官员在任职期间与行贿人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在当时根本看不出其中存在的贪腐问题。还有些案件的嫌疑人利用已经离职的身份便利，在办公时间外与在职的部下、同事“聚会”，利益人和当权者不需见面就可完成权钱利益转化，旁人根本无从知晓。

　　“不像官员在位时权钱即时的交易那么明显，行为人不在位，利用的是自己以往的面子或者影响力，容易为社会所接受，隐蔽性更强，且获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直接参与经商行为的，有帮助相关单位获取利益换取报酬的等等。” 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学军告诉《方圆》记者。

　　南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科也称，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目前领导干部“权力期货”交易有多种实现方式，有“瞒天过海”式、“投桃报李”式、“任人唯亲”式、“封妻荫子”式，潜伏期长，手段更趋隐蔽。

　　腐败心情更迫切、胆子更大

　　“近年来，随着社会权力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变化，特别是个人责任制的推行，使得部分领导干部对自己主管的事务和资源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决定权和支配权。于是，有些领导干部在腐败活动中，不再是当即获利，而是等多年以后，连本带利一并收入囊中。”主管反贪工作的张科告诉《方圆》记者。

　　在姜明安看来，与在职官员相比较，退休官员在腐败行为中的心情更迫切，胆子更大。因为退休官员腐败的机会肯定要比在职官员的机会少，因此，他们只要一遇上机会，往往就会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之所以敢于“下手”，因为退休官员受到的监督比在职官员少，“出事”的概率比在职官员的机会小。

　　“类似于原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此类腐败者往往在党内经营多年，在位时织就了一张牢固的人情关系网，上下左右可能都有他的朋友或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在位时即腐败，退休后更加肆无忌惮。” 姜明安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猛认为，“期权型”、“权力余热型”贪腐犯罪之所以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发案官员的主观心理剖析，退休在即，在位时的种种“隐形”福利和特权随即消失，心理不免产生落差，“此时不捞，更待何时”的恋权心理日益扭曲。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在离任前，或多或少会考虑家庭成员即将面临的客观现实，诸如子女工作、伴治病等因素，这些现实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一些领导干部产生出在职时“没多少时间了”，离职后“趁着还没凉，再喝几口汤”的思想。

　　“此外，侥幸心理使个人放松警惕，放纵意志。”罗猛称，一些官员认为自己为国家工作多年，退休后不再属于能够“利用职务上便利”的领导干部，个人发挥些“余热”不受党纪、国法的监督和制约，可以逃避打击；而对于那些在职时不敢腐败，没有捞或很少捞什么“好处”的退休官员来说，可能认为退休后是一个“补偿”的好机会，可利用余权好好捞它一把，以此平衡自己长久以来不平衡的心理。

　　“期权化”和“权力余热”的腐败土壤

　　“不少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喜欢延揽退下来的官员，利用他们的权力影响力谋求利益，再加上当前过于宽松的外部制度环境，这些都为‘期权化’和‘权力余热’现象的滋生提供了腐败的温床和现实土壤。”张建伟说。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曾经深陷“污染门”的紫金矿业集团。2010年7月3日，福建上杭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后不久，被爆出有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在此任闲职，在拿着退休金的同时，每年在企业再拿到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年薪。如，上杭县原人大主任担任紫金矿业的党委副书记，原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县党校原校长任公司总裁办主任等。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人民日报社主管的《人民文摘》对A股所有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筛查后发现，有34家上市公司共聘请了23名证监会前官员担任高管。在这23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证监会前官员中，官位最高的是局级干部，一共有3人，官职最小的是科员，共1人，其余19名多为处级干部。

　　“毋庸置疑，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捞金’也是一种腐败行为。”姜明安认为，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健全关于官员退休后参与社会生活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公务员法对此虽有若干原则性的规定，“如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缺少法律责任条款制约，从而这些规定未能充分发挥实际的效用。

　　“客观环境上，对退休官员的监督制度和反腐败警示制度缺失或不完善，使部分退休官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认为退休即进入了‘保险区’和‘安全地带’，以致有些官员认为离职后的贪腐行为不会再受追究了，退休后放心腐败了一把。”姜明安说。

　　“‘权力余热’现象盛行，环境因素不可小觑。”张建伟指出，相关利益单位争相成为“余热寻租”背后的主力推手，这些单位大多是与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有长期合作的业务关系，普遍以“独立董事”、“技术咨询”、“专家顾问”等名义，直接或间接地输送“分红”、“咨询费”、“服务费”等经济利益，而得到这些经济利益的退休官员最终也自然而然地转变为“钱权掮客”的角色。

　　文｜方圆记者 汪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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