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的“后发优势”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义利之辨，以义为利，非利为义，利是手段，是过程，义是根本，是目的。这中国公益的后发优势是指价值观可以继承我们老祖先的商业文明价值观，同时借用西方的商业文明的模式，从而进入“后公益时代”

　　宋军：北京九汉天成公司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始人之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今年是阿拉善生态协会十周年，作为重要的发起人之一，你怎么看这个机构对中国公益行业的价值？

　　宋军：在阿拉善生态协会，如此多的企业家聚在一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使之成为全球治理荒漠化的最大NGO。这体现了中国公益的“后发优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的后发优势，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提法。后发优势理论，更多是指经济领域，放在公益领域，应如何理解？

　　宋军：在公益领域，后发优势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后”是先后的“后”，就像经济的后发一样。这30年，经济快速发展，财富急剧积累，但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拉大、物质和文化的割裂等社会问题。企业家在公益上的投入，绝对值、占GDP的比重，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非常低。企业家和社会都意识到，差距的加大，带来内心的焦虑、不安，自己和社会都缺公益这一块，内心的公益需求非常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按部就班不一样。中国的企业家，前30年只考虑赚钱，不考虑社会，猛然回头，欠账太多。后发优势，是后发的潜能巨大。和西方国家相比，做公益的愿望巨大。另外，中国的企业家学习能力强，在看西方国家百年来是如何走过来的，能把最精华的东西拿过来，加上中国本土的文化和企业家自己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更适合中国极度缺乏的社会公共领域。因为极度缺乏，你去做了，社会的反响和带来的正面效果也可以很快显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一层面的后发优势很明显，除此之外呢？

　　宋军：第二层面的“后”是厚积薄发的“厚”。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公益一直做得非常好，包括民国，由社会结构决定。传统社会的乡绅，在教育、助贫、修路、修桥、赈灾等，都有完整的体系，做得非常好。但是后来把乡绅、商业都消灭了。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指什么？就是义利之辨，以义为利，非利为义，利是手段，是过程，义是根本，是目的。这是东方和西方在商业文明上的最大区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后发优势是指价值观可以继承我们老祖先的商业文明价值观，同时借用西方的商业文明的模式，从而进入“后公益时代”。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后公益时代是指什么？公益模式是什么？

　　宋军：中国的公益，最早是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代表，做得最快，大家捐钱支持学生，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企业家参与发起公益机构，比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三阶段，像国际慈善家一样，企业家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包括王健林、曹德旺、马云。这都是中国公益的前页，都没有脱离西方模式。

　　后公益模式是什么？就是社会责任企业。它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是商业公司的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商业逻辑；第二，公司的业务领域，指向公益领域，教育、儿童、妇女、生态环境、贫困等等，也就是公益组织正在做的事情；第三，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股东、投资者永不分红，这是核心。也就是说，用商业的方法承担社会责任。商业的方法是指什么呢？一定要赚钱，可持续发展。我可以坦荡赚钱，为什么呢？永不分红。

　　不分红的利润，主要做三方面的事情：第一，像商业公司一样，扩大规模，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第二，培养团队，培养团队的价值观是什么？要超越我们现在对公益的理解，做这个领域的团队收入比纯商业的人要高，一定要这样，因为做纯商业投资不会做的领域，社会价值更大；第三，拿出相应的比例成立公益基金会。

　　后公益时代，不是完全抛弃前面的，要结合起来。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后公益时代的社会责任企业，和纯商业企业还有哪些区别？

　　宋军：要做到几个合作。和政府合作；和科研机构合作，比如做生态环境恢复的社会责任企业，那么就应该和林业、土地、气候、水这几个研究领域的机构合作；和原住民合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其实，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做到这几个合作。

　　宋军：阿拉善生态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我就跟秘书处建议，我们要清楚自己的定位，要做到几条，和政府合作，和原住民合作，和企业合作。非政府组织不能替代政府，不能替代企业，不能替代原住民。最重要的是，不能对立，不和政府对立，不和企业对立，不和原住民对立。

　　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绝大多数NGO这几条都没做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NGO会有一种优越感。

　　宋军：NGO从业人员一直有这个问题，把自己看成是社会责任、良心、道德的代言人。阿拉善生态协会前期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时团队就非常希望我们企业家把钱给过去，就不要再过问了，他们来做。在操作当中，他们也是自我感觉非常强，觉得你们企业家什么都不懂，没有时间和精力，就得他们去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其实，企业家可以为NGO提供许多经营、管理的价值体系和思维。

　　宋军：从企业家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非常认定效率。而NGO从业人员做事的效率，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能力弱，很难形成好的模式。国外做得好，为什么呢？基金会、NGO在项目实施上，是委托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用商业的方法去做。西方的委托制很多，商业上也是这样。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如你所说的社会责任企业，可以很好的避免这样的问题。

　　宋军：这是效率最高的模式。比如说王健林要捐90%的个人财产，可以分成几块做，有的像西方那样做基金会，有的就完全可以用后公益模式去做。这样效率更高，可持续性更强，社会影响更大，从业人员更多。大家都愿意来做，既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同时生活又很有保障，有尊严。这是未来做公益的最好形式。

　　我可以断言，中国公益的后发优势，是商业的“术”和义利之辨的“道”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大的方面是道，是追求的根本宗旨、根本目标。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用术，用商业方法，包括竞争。大家都在讨论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像吴敬琏先生一直在提倡创新。企业发展要创新，整个经济领域要创新，包括公益指向的领域，从投资、从经济发展拉动的角度来说，这个部分是空白，是欠缺的。在这一块进行投入，同样会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弥补前30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企业家做慈善还是喜欢捐出来，所以这一公益的后发优势模式，操作起来难度不小？

　　宋军：那当然，有难度的事情，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捐赠很简单，坦率的说，捐赠的效率非常低，尤其在中国。中间的环节，浪费非常大。而商业的效率最高。例如，少数民族的扶贫问题。贫困，是什么造成的？我们到底扶什么？扶贫的核心，是要恢复他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指它的文化载体被社会认可，被社会接纳，被社会需求，这些可以通过商业的方法实现。实现了，它的文化自信建立起来，经济收入就上来了。现在的少数民族扶贫都是让他们搬出来。就让他们待在原先的地方，用商业的方法做编织、刺绣、工艺品，让科研机构和文化机构做设计，设计新型的产品，原住民只需要用传统的方法，把传统的元素加工出来，最后再让商业团队销售出去。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文化能传承，贫困问题也解决了。比如说马云，或者其他企业家，当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淘宝网就应该有一块巨大的空间，专门扶持这一块，比马云捐钱做公益价值大得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这么做起来的话，可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

　　宋军：社会的呼声和需求非常大。内心渴求，但企业家的意识欠缺。真正的后发优势，就是这一块的创新。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在一起，西方的商业文明和东方的商业文明的价值结合，义和利的结合。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慈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新教，中国的慈善文化基础应是儒家，但中国的一个现实是文化割裂，是否会成为后发优势的障碍？

　　宋军：文化割裂是指社么？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从“五四”开始到“文革”，对儒家文化的打倒。

　　宋军：不用担心。正是这种割裂，更让大家意识到需要。因为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即便从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去看，最伟大、最辉煌、最稳定的时候，都是物质、精神平衡均衡的时候。缺一环，社会就不稳定。你看“文革”，没有物质，唯有文化，到处都是文化文化，这个文化又是极端文化，社会就倾斜。等到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开物质领域的窗口，到后期到处都是物质物质。只要有钱，就是英雄，成功就能拥有一切，没有道德，没有文化，没有信仰。这样带来的同样是痛苦，同样有巨大的社会问题。文革导致经济差点崩溃，现在导致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即将崩溃。文革之后，是全面走向经济；今天的必然，是走向文化，社会均衡向前。也就是说，未来的30年，一定是文化领域爆炸性增长的30年。这个文化涵盖社会关怀、公益领域。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从前后两个30年，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大的历史转向吗？

　　宋军：非常清晰，整个社会在变。因为惯性，大家都没意识到。不仅是中国，整个人类文明都是这样。西方两三百年来，工业革命过后带来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和价值观引导下的快速发展遍及全球。粮食问题、贫困问题、疾病问题，在之前的30年甚至50年，似乎解决得都非常好，人类生活更加体面。但是西方这30年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问题。综合而言，人类的生存空间环境质量急剧下降。例如贫富差距，美国社会之间，欧洲社会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不同信仰之间，差距在拉大。最可怕的是资本的取向，资本在加大社会不公，华尔街的金融杠杆作用，让资本贪婪的一面，极度放开。这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要结束。未来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就是东方的价值观加西方的技术，换句话说，就是东方的头脑加西方的四肢，形成一个健全的人。东方文明强调系统，西方是单一非系统。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对你所提出的中国公益的后发优势，有着怎样的判断？

　　宋军：我的判断是，不会用太长的时间，未来十年，公益领域的这一块会非常多，二三十年左右，中国在公益会走在世界的前头。不会超过三十年，一定是这样。我对这块非常乐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的后发优势模式，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恢复和重建也应有帮助？

　　宋军：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传统公益的方式去恢复？没戏。捐钱，成立基金会，抢救一个什么东西，没有用。用商业的方法就不一样，可以把它做成产品，走向社会。传统公益绝对做不过商业，对不对？用社会责任企业的模式去做，就不一样，是共赢的方法。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宋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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